生而贫穷

第 1 章 生而贫穷

芭芭拉·艾伦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美国白人，博士学历，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被精英光环笼罩。为了搞清楚穷人到底如何生活，她向自己发起一次挑战：假装穷人，混入美国底层，看自己能不能凭借努力成功“脱贫”。

为此，她隐姓埋名，先后闯荡了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几个州。在餐馆、旅馆、养老院、超市等地方做女招待、清洁工、保姆、收银员。后来，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我在底层的生活》，副标题则是——“难以度日” 。

芭芭拉混入底层后，发现了美国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那个世界，人们过着一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解脱，穷得停不下来的生活。

在芭芭拉的故事里，最底层的劳动者完全陷入了这种贫困死循环中——今天的工作只够养活第二天的自己，而第二天也必须如此重复，完全没有任何时间提升自己，完全没有时间来做一些为摆脱低层而努力的工作。

贫者难以脱贫，富者愈发积累，富人居于社会的上层（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于是就造成了阶级固化。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年轻人，你要是当公务员，如果上面没有关系，副局级差不多就是你的最终归宿，除非你是那种天生的政治生物，对权力有一种嗜血般的敏感与天赋，当然这种人是极少数；如果你去了银行，如果没有总行的关系，差不多经理、行长助理也就到头了，除非你有极其高明的商业头脑或手腕，别人算不出来的你能算出来，别人搞不定的客户你能搞定，当然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何况，就算你是这种天赋秉异的极少数人，到了中层也是你的天花板了，想要突破天花板还是要投靠权贵，说白了就是必须站队，这就是要赌运气了，难保你投靠的人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你的职业生涯也跟着毁了。

第 2 章 驱离的世界：社会分层与阶级固化

关于打破阶级天花板，实现阶级晋升（特指晋升到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别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方法。

1．三代进阶论

女儿嫁人帝都，下一代有帝都户口便享有高考优惠，容易考入名校。名校毕业的下一代定居帝都城市，下一代能够享有良好的城市精英教育，实现阶级的提升。西方也有类似的典型：第一代把孩子送进大学，第二代学工科当工程师，第三代学商科经商，第四代学医或法律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第五代学艺术并成为同性恋从此终结一个轮回

2．科技革命论

能打破阶级固化、阶级天花板的唯有革命。可能大家都理解成暴\力革命了，暴力革命只是革命的一部分，体现在生产关系的革命，然而革命还包括生产力革命。科技革命往往带动着社会革命，历史上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莫不如是，否则还是无法打破最上层的天花板。

3．基因突变论

婚姻，毫无疑问是相貌优秀群体打破自己天花板的一道捷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男权社会，因此女性有一条重要的阶级晋升途径就是通过婚姻。

相比而言，倒插门的女婿不是没有，但是少，因为毕竟整个社会来看，在择偶环节，男性对于女性的评价更多是相貌、身材为基础的——我们称其为自然价值；女性对男性的评价更多是财富、事业、上进心——我们称其为社会价值。这就是男权社会打给我们所有人的烙印。

第 3 章 财富集中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治乱兴替

朝代建立之初，经济恢复发展的政策反复会出现这几句话： “招抚流民，垦种荒田；核定田亩，均定租赋；减免苛敛，轻徭薄赋。”

不难发现，中国封建朝代总会进入这样的一种循环： “土地兼并——土地危机——农民起义——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再分配）——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恢复和繁荣——土地兼并”。

毛泽东在会见蒙哥马利的时候，形容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历是“逼上梁山”。讲道理说，中国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是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造反的。对于没文化的农民来说，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晴天霹雳一声响，村里来了共产党”，都活不下去了，抄起枪干你丫的。

为什么土地兼并会撼动一个王朝的根基，除了产生许多活不下去的农民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在于土地集中会对于封建王朝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害——大大减少了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土地越集中在这些特权阶层的手中，国家受到的利益损失就越大。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锄豪强，抑兼并”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的经济根源。但是从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的封建史上的第一次限田令以来，诸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的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实施。历史上有且只有雍正皇帝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不服役的特权，然而这个皇帝死后还被士大夫阶层反攻倒算，“身后骂名滚滚来”。

第 4 章 高考，社会公平最后的遮羞布和致幻剂

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完善证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帝国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确定统治阶级的方式——既不是靠血统，也不是靠门第，而是靠考试，看你的读书能力、文化水平。同为地主阶级，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和行政效率，成为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

首先明确一点，就算是科举制，也跟最下层的农民没啥关系。这里不要用个例举例，茫茫两千年历史，肯定有不少中农、贫农让他们子女走上读书这条路的，但我谠的是整体的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下损失一个男性劳动力而去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往往是不可接受的，农民和地主压根儿就不会站在一个基准线上竞争。科举制度选拔的对象始终是地主阶级——庶族地主阶级。

网上同样有一种说法，是在攻击那些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家庭，大意就是高考是你们唯一能改变社会阶层的方式，你们还蠢不自知，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大学，去个工厂打工，然后下一代还是农民工。这种指责毫无疑问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农村教育资源压根儿就无法与城市教育资源相比较，付出同样努力的农村学生很可能与城市学生的高考分数天差地别。温家宝总埋在去清华大学时就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甚至城市学生占到了90%。”

第 5 章 被吞噬的中产阶级

真正的下层人民，包括体力劳动工人和外来移民，肯定是支持福利社会的左翼思想；华尔街大富豪，他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诉求，一直以来都是反高税率、反累进制税率、反限制兼并的政治理念，他们无疑是右翼思潮的最大推动者。然而为什么整个世界会在左与右之间来回摇摆呢？这就要把目光放在西方社会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上了。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是左派，一部分人是右派，但是绝大多数都在左右摇摆中。哎呀，左派于不好我们还是信一下右派吧，右派也玩砸了还是试一下左派吧。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世界没有传说中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即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欧、北欧出现了普通民众收入暴涨、财富相近的社会结构，也是建立在剪刀差价、专利垄断、吸血全球的基础上，整个世界永远都是一个残酷的金字塔。更何况，上面那种情况是昙花一现，西北欧诸国的社会结构与收入差距早早就被拉开，只不过它们的“神话”还流传在某些国家，蒙骗着某些特定的群体。所谓的“纺锤形”收入结构，我认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之后强行炮制出的一个概念，增加自己阶层的人数，自然就会增加自我安全感，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焦虑与不安：赶紧给我们的阶层多加点人吧，要不我们要么被富人收购，要么被穷人消灭了啊。

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发展早了两三百年，百年的殖民和掠夸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自然他们的穷人比我们生活得好，他们的中产阶层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数量更多。但是，真正放进他们的社会来比较，就像那个视频里说的，中产阶级，跟穷人没有什么两样。

中产阶级的上升途径因为疯狂的房价而被堵死，所以他们把阶级晋升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节要探讨的问题——留学热。

在我所处的这个留学生群体来看，绝大多数还是回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城市，靠着父母的关系，进了银行或者事业单位，过着还算滋润的生活，然后父母首付买一处房，再介绍个相亲对象结婚，丈母娘家出一辆车……为什么我对这个剧本这么熟悉啊？因为我见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有了孩子继续送他上学，再送他留学镀一层金，再找关系给他搞定工作，再攒钱给他付一套首付，再给他物色个相亲对象……有没有很眼熟啊？政治课本里的那个故事怎么讲的：

记者采访一位放羊娃： “你在干嘛？”放羊娃说： “放羊。”“放羊是为了什么？”“赚钱。”“赚钱是为了什么？”“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什么？”“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什么？”“生娃。”“生了娃又干什么呢？”“放羊。”

第 6 章 精英的特权

个人所得税是各国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欧美国家动辄对最富阶层的超高税率也一直被人所赞许，可以说税收手段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我们也无奈地看到，种种的税收规则在精英阶层面前不堪一击。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个很巧妙的概念偷换，个税的高税率是针对工资的，资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资收益、资本资产收益、股票买卖收益等都不计算其中，而最富阶层的主要收入毫无疑问是后者。这样一方面能够给普通民众展现一个高税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阶层们又会在背后闷声发大财。2011年巴菲特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税比自己秘书还少，号召对富裕阶层加大税收。当然，像巴菲特这样“高风亮节”的精英阶层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富豪都在想破头怎样能从骨头上抠下每一星肉。投资公司、理财公司、各大银行必备的一个职位就是对税收、法律精通的专门人士，为富豪们制定专门的避税方案，这就是精英“特权”的体现，他们可以制定规则、最大化地利用规则、动用各方的资源找到规则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这一规则了。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体制，我们国家因为经过了革命的荡涤没过多久，在有些领域看起来要比西方“善良”得多。比如西方的政治献金制度，这说难听点就是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然而这就是精英制度下“合法的腐败”，

再比如西方学校里的推荐信制度，留过学的朋友都知道，一封好的推荐信是你申请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的重中之重，很多时候分数差点不要紧，只要推荐人过硬一样录取。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找关系”、“批条子”。这就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地位传承，父母如果是混高阶圈子的人，肯定能给子女找到一个地位高、有实力的入写推荐信，为子女上好大学、找好工作降低了相当大的难度。

同样保证精英阶层地位传承的还有校友制和赞助金制。如果父母是某所名校毕业的，那么子女再考取这所学校可以降低相当幅度的分数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组织，精英们自然也不会例外。虽然这么多年来网上关于共济会、耶鲁骷髅会、兄弟会等各种阴谋论和夸大其词的言论让人不胜其烦，但是精英互助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像我们进了大学还知道加个老乡会、兴趣社团，更何况人中龙凤呢。比如中国的长江商学院，就有稳定的联谊会、校友会，正和岛这样的就不说了。当年蒙牛跟摩根士丹利、高盛对赌，因为三聚氰胺突发事件失败，蒙牛老总牛根生在面临公司大量股份将流失国外的局面时，挥泪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写了一封万言书，然后柳传志、俞敏洪等大佬纷纷出手相救，动用的资金都是亿元级别起。

我记得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同学聚会，有一个厅级干部的伯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好学校的意义远不在于好工作，而在于你那些好学校的同学，村里面邻里感情质朴吧，他们之间的互惠顶多就是我给你个家里刚下的鸡蛋、你给我个今天刚摘的柿子；你们要是上了顶尖的大学，同学出来都是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这时候你们的“互惠”可能就是多少多少的股份，多少多少的年化收益，多少多少的独董位置。

第 7-8 章 疯狂的资本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促进财富趋同力量——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力量，比如教育的普及、技术的进步、累进制税率的推行，然而，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书中所研究的，主要是财富不平等的分化力量。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个贯穿全书的重要的不等式：r>g。这里r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如果资本收益率高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那这就意味着越有钱的人、资本越多的人，就越能从经济发展中享受更高的收益。经济增长多出来的蛋糕就那么大，资本分到的多了，只能凭借劳动的穷人分到的自然就少，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慢慢拉大的。

可以看到，资本如一头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永远按照r>g的规律永恒地吸取全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哪些经济、政策措施可能可以限制疯狂的资本呢？

第一，通货膨胀。似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当钱不值钱了之后，肯定是对钱多的人损害大。底层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供贬值的积蓄，自然就平安无事了。然而事实上，各国通货膨胀从未成为调节财富分配不均的有效手段，甚至反而会成为掠夺人民财富、 “薅羊毛”的手段。首先，富人总有有效的手段购买保值物品、规避资本风险，无论是公司股票或黄金、土地；而中产阶级和有少量资产的平民往往会在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中变为赤贫阶层。其次，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通货膨胀一旦成为常态，贷款人就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率，物价的上涨就不能再取得预期的效果，工资的增长往往是滞后的，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最底层人民，生活质量也会受到损失。此外，高通货膨胀往往有自加速的趋势。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后果可能很难控制，某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可能大幅提高，而其他人则不然。

第二，公共资本。就是用国有的、社会所有的资本取代私人资本。既然资本可以无限制加速增长，那么扩大国有资本，让全民共享资本收益，国安民乐，岂不美哉？事实土，在罗斯福新政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确实有一段时间大力发展公共资本，也使得当时全国贫富差距达到最低水平。然而1980年过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最近数十年来公共资本在国民资本中的比重急速减少，私人资本急速增加，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净公共财富在1950。1970年曾达到总国民财富的1/4甚至1/3，而今天仅占几个百分点（公共资产勉强能覆盖公共债务）。甚至还有个别国家的公共资产为负数，就是一无所有全都是国债了。

第三，累进制税率。简而言之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少收税甚至补贴。然而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西方国家的“累进制税率”不如称作为“累退制税率”——越富的人需要承担的越少。

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更多的是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但是，这样的批评就会触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金科玉律是资本主义的“第一天条”。既然承认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凭什么子嗣不能继承我的遗产，凭什么我的努力、我的成就不能惠及我的子子孙孙？新保守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诺齐克就指出，我们继承的基因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笨；有人勤奋，有人懒；有人漂亮，有人丑。那么继承财富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可以，这就是自由主义份值观，这就是市场经济。

第 9-10 章 被割裂的北上广深

为什么“发达国家”能成为“发达国家”，这里也是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地方。

比如说：上海，长江出海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深圳，紧邻香港，也是地理优势；广州比较多的是政策优惠：在清代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出口，自然会乘上改革开放的第一股东风。所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啊，当然要看自身的努力，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

比较有意思的是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同样是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之一，上海周边就是全国百强县的前五名，然而北京周边就是著名的“环首都贫困圈”。原因是上海、深圳、广州的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占据了重要因素，而北京则应当是政策因素占据了主导。

经济学上专门有一个细分门类叫做“聚集经济学”，就是在研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聚集所带来的收益，亦称聚集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比如，聚集可以扩大市场规模，降低运输费用，降低产品成本，促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建立、发展和充分利用，熟练劳动力、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干部的集中，便于企业之间直接经济往来与交流等等。

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本地市场效应，也称作“本地市场放大效应”( home market magnification effects)，其含义是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因某一地区的需求规模优势而在该地区集聚起来。

这两段理论和上面的数据证明了什么？就如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一样，财富也会向少数地域集中，而且这个趋势也会越来越强，不可避免。尤其是经济萧条即将来临之际，实体经济的哀鸿遍野所冲击的主要是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第三产业发达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将会受到最小的波及，尤其是互联网中心、文化产业中心的北京。 “终将逃离你衰落的家乡”，这注定是一句悲伤的预言。

第13 章 礼崩乐坏：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

我们90后，生长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然而如此长时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30年。长时间的和平容易给我们以错觉，让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严峻局势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3000年以来，只有战争与革命才是人类社会的主题。

封建王朝更替有自己的周期律：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消灭人口、招抚流民劝课农桑；经济有自己的周期律：繁荣、危机、萧条、复苏。整个世界形势同样有自己的周期律，繁荣、发展、崩坏、重建。在繁荣发展的过程，就是矛盾不断积累的过程；崩坏的过程，就是矛盾释放的过程；重建的过程，就是要找到新的秩序、体系，来适应这个客观世界的过程。然而客观世界太过复杂，解决了这个问题，又会出现其他问题，再继续一个矛盾积攒、崩坏、重建的周期律。整个人类历史，大致就是如此。

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个意识形态，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兴衰周期律。客观世界在不断变化，跟不上这个变化就要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就像日不落帝国被抛弃了，就像红色苏维埃被抛弃了，而我们现在，正在见证者统治世界三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全面衰败。

我们不要太过紧张和悲哀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人终究会死的嘛。现在我们的世界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人类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诸君，打起精神来吧，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原著：生而贫穷：无限循环的金字塔游戏. 赵皓阳.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

——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