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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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又为了迎合崔浩，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崔浩国史刊石诸事，竟说出了“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的重话来。崔浩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他可能至死也未曾明白人主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直笔。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处在“分寸之间”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 -
高允自言＂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高允）多于浩＂，见《魏书•高允传》。此处＂注疏＂二字，当作＂著述＂为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8页 -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拓跋部虽然没有具体的子贵母死旧法让道武帝遵循，但是矫正拓跋部旧时长期延续的母强子立局面，却是采行子贵母死这种残酷措施的直接原因。道武以前是母强子立，道武以后是子贵母死。这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有着相同的背景，前者是反映了、后者是有惩于外家和母后势力的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看得出是拓跋历史的一种飞跃。（P5） 在我看来，子贵母死是道武帝蓄意创立一种权力继承方式的尝试，不是偶然的措施，不过也还远未制度化，因此还要探寻各种解释，以求得拓跋贵族的认同，避免各种利益集团的争夺。统观十六国历史，没有一国能避免部内争夺继承权力的血腥斗争，这当是道武帝引为鉴戒的。道武帝不惜用子贵母死手段来作尝试，其心态之野蛮残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以汉制、旧法诸说加以粉饰，使之成为定制，后代相沿成习，维持北魏统治一百余年之久而无太大的内乱，与前此的十六国都不相同，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实俱在，功罪谁评，读史至此，不禁唏嘘不已。（P7） 由此看来，这个阶段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两种继承秩序的激烈竞争。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符合立长君以维持部落势力的原则有它存在的理由，因而往往得到部落大人更多的支持。但是同辈兄弟以及父辈兄弟众多，选择中易生纠纷，兄终弟及制归根结柢也不利于拓跋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兄弟之数毕竟是有限的，拓跋权位还得让下一辈来传承。所以皇后或母后干预继承秩序，在艰难的斗争中为父死子继制开辟道路，也是拓跋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P14） 看来嫡庶长幼之序的确定有利于拓跋部的稳定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却又牵动许多人的实际利益，是一个复杂而又迁延时日的过程。文帝沙漠汗以后出现的后权（包括皇后、母后）支撑君权的反复竞逐，是形成父死子继秩序的艰难而又必不可少的阶段；而道武帝时出现的子贵母死之制，又是既否定后权又巩固父死子继秩序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个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
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制度，都是道武帝拓跋珪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国家皇帝角色演变中出现的。此时十六国历史行将结東，拓跋部已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育过程，拓跋珪的行事也不同于前此的拓跋诸君长。他弱时不得不靠母后卵翼，沿着旧有轨辙，引外家部族介入拓跋事务，对付拓跋诸父诸兄对君位的挑战，势强后就不愿继续屈居外家的掌控之中。他先是用离散部落方式以杜绝外家为乱，然后在择嗣时实行子贵母死之制以杜绝母后预政之虞。从巩固拓跋帝业角度来审视，这两者目的是一致的，甚至可说，后者正是前者的延续。（P25） 贺兰部、独孤部被离散了，慕容部也得到处置。平城近处众多部落，其部众脱离了旧日君长大人的统治，逐渐成为编户齐民，对拓跋政权的归属感加强了。这当是北魏一朝境内族属群体乱事較少、北魏政权比十六国各国政权维持得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注意，边镇和其他深阻之地未曾离散的部落，恰恰成为后来倾覆北魏的重要力量。（P36） 贺后作为拓跋部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拓跋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她同拓跋部以往历史联系太深，她身上凝聚着拓跋历史。道武帝力求排除后族及母后干扰，巩固专制君主地位，她都是阻カ。所以她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她死于有形无形的压力，比死于思念少子的可能性大得多。与以后道武帝为了立其子而杀其母的心态相参，并从赐死刘皇后而有以魏故事为据之说考虑，我猜想道武帝步入帝业促成了贺太后之死，并由此导致了把子贵母死定为制度的思考。正因如此，贺后善后必须迅速处理，以免引发事端，影响大局。（P41） 冯氏非皇储生母，与子贵母死本无直接关联。她蓄意利用子贵母死旧制矫情饰伪，消除对手，从而巩固旧制，实现擅权目的；胡氏则是宣武生母，在对旧制挑战中生育、保全皇储，逐步排除旧制，オ得以走向权力高峰。冯氏擅权于北魏向上发展时期，虽惯用挟制戕残手段而于国运无甚妨碍；胡氏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
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一事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资料，而许多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P49） 《魏书・太祖纪》谓道武临死，“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P5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
但我深信治史是无尽头的事业，因而可能成为不朽的事业，不能过多地当成史家个人的事来看待。史家个人，重在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逐渐认识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总能出现新的接力人，他们会奉献智慧，作出努力，获得新成果，使研究工作达到新的境界。这就是无尽头，因而才是不朽。（P97）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
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
乌桓部族由辽东等五郡逐次入塞，是西汉武帝时事，早于鲜卑。东汉时乌桓作为一种悍战力量，不但驰名幽冀，而且还进入了皇家宿卫军营，又随汉将出征，转战至于荆、交等州。汉、魏、晋各朝，乌桓突骑始终是天下名骑。西晋时出现的所谓“五胡”，除羌人有长期转战中原的历史经验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族进入中原比乌桓早，人数比乌桓多，弥漫比乌桓广，作用比乌桓大。但是乌桓却未被列入所谓“五胡”，十六国中也没有一个乌桓人自己独立建立的国家。甚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来不曾见到一支独树一帜而稳定持久的乌桓势力。乌桓作为一个重要部族，其史料在正史中只存在于《三国志》裴注以及范晔《后汉书》里面，《晋书》以下正史都未给乌桓作像样的传记，《魏书・官氏志》中把它笼统地称为“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 ”。（P101） 在西晋永嘉四年（穆帝猗卢之三年，310）猗卢受封代王，索得代北五县封地之前，拓跋地境限于靠北面的东西一带，是相当局促的。历史地形成的地域限制决定了拓跋部生存空间范围，也决定了拓跋部必须在这个空间范围内长期与乌桓共处。 由此可知，拓跋部的东、中、西三部之地，本来是东汉用以招徕乌桓实边的北境之地。拓跋部度阴山人居盛乐之后，逐渐蔓延浸润，才形成大面积地与先来的乌桓交错共生，以至于彼此渗透融合。而且拓跋浸润也不只是从盛乐一处。塞外残留的拓跋部人，他们随处入塞与先来的乌桓人共处，在当时是并不特别困难的。（P105） 汉、晋护乌桓校尉控制着缘边东西一线，这理当是一条隔离内外的边防线。但是线内线外都有大量的乌桓人和包括拓跋在内的鲜卑人，而乌桓和鲜卑语言习俗相通，两者的差别不断淡化。所以这条边防线隔离内外的作用并不很大。加以校尉本来就有招俫和互市任务，所以在塞内塞外之间，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应当都是很活跃的。校尉的控制力量，西晋弱于东汉，所以西晋时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代北地区东西部之争，实即拓跋、乌桓之争，东部的乌桓势力被西部的拓跋势力征服，整个代北入于拓跋之手。这就是公元321年至337年间惠━炀━烈━炀━烈诸帝复辟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内容。导演这场斗争的，在东部是祁后，而西部的王后也起着相似的作用。只是胜利了的西部拓跋势力，却包含了以王后为标志的乌桓因素。这意味着拓跋与乌桓毕竟不是不能共存的民族力量。什翼犍自邺还，即位于“繁畤之北”，当今浑源地境，在代北之东部而不在代北之西部，稍后始“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这种无分畛域现象，也反映了代北拓跋、乌桓的民族混同。 还应当注意，拓跋西部终于战胜东部，有外来势力的影响，这就是后赵的石羯。石氏在并州时长期与拓跋的桓帝、穆帝为敌，正是石勒，在并州时消灭了穆帝所恃的乌桓精锐之师。在以后拓跋部内十余年的东西之争中，关键时刻总有后赵的军事参预，而且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P116） 概括言之，大宁护乌桓校尉总绾代谷，卫瓘从此处监控乌桓：而乌桓、拓跋在代北这一相对闭锁区域内长期共处，形成互动关系，演化成盛乐时期拓跋部跌宕起伏的历史，终于孕育出北魏这样一个专制君主国家。卫瓘本来的策略是用近处的乌桓钳制远处的拓跋；但从长远后果看来，不是乌桓征服了拓跋，而是拓跋熔融了乌桓。（P133） 回溯拓跋历史，神元帝力微曾与乌桓王库贤同居于盛乐，此为一事；桓帝时“晋乌丸归义侯”与“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及“猗㐌金”饰牌共出于参合陂北凉城的一处窖藏，此又一事；至此又有平文帝与路孤共处东木根山之事。这些都是3至4世纪代北拓跋和乌桓共处的史实，是两者长期在代北共生的重要证据。（P137） 拓跋三分之时，三部地境都偏在北荒。猗卢统一，原昭帝所统拓跋东部地实际上脱离拓跋统治。猗卢得陉北五县地，又乘晋室之危，刘琨之难，多次助刘琨深入陉南、汾东之地作战。这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猗㐌、猗卢时期，拓跋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形势不亚于同时兴起的刘渊、石勒。但猗卢之死及死后，拓跋地位骤降，未得自建名号，开疆拓土，更无缘与于十六国之列，迁延八十余年之久，始得振兴而成为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力量。这是拓跋历史中的一大问题。从拓跋内部探求原因，我认为是猗卢变更继嗣，引发子嗣母家部族冲突，釀成大乱；而且以后君位继承仍然屡起纠纷，影响拓跋部正常发展。这是拓跋地位骤降的根本原因。（P152） 概括言之，拓跋内乱及其后续事态，披其纷纭外观而探其实质，可以认定为：第一，这是拓跋营垒中新旧之争；第二，其中夹杂拓跋君权与外家部族干政之争；第三，由此演变为拓跋兄弟支系的君位继承之争；第四，其地域表现则为东西（分别以大宁与盛乐为中心）的对立。新旧之争实际上又孕育着新旧的进一步融合，其中主要是乌桓与拓跋的融合。到了烈帝复立以及接着昭成帝什翼犍统治之时，情况才得以稳定。（P156） 贺讷与贺赖头同属贺兰。不同的是，贺讷在北，自西向东，受命为前秦总摄东部，警戒对象自然是前燕，但不只是前燕，可能还有乌桓，特别是乌桓独孤；贺赖头在南，自东向西，受命为前燕屏蔽西部，警戒对象则是乌桓、拓跋。贺赖头驻平舒较早，其时前燕还感觉不到自己的国运不长，也感觉不到建都关中的前秦有从朔方威胁代北的可能，不能逆料代北的拓跋政权居然可以被远在长安的前秦消灭。（P165） 十六国以来，护乌桓校尉似已无闻，完整的乌桓营未必一直存在，但也未必没有某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替代。按其时社会状况度之，有营兵必有其家属构成的营户（军户），历代营户必然积成一种庞大的居民群体，仅仅这一群体，就会构成此地乌桓的一支重要势力。这虽是一个推想，不过要是不做这一推想，苻坚时凭空出现的“移乌丸府”一事就更是无从理解了。对经历数百年的大宁乌桓说来，这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处置。只是从苻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趋同、趋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过程中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或者两者同时在不同方面显现：就与母体差异增多而言是趋异，就与新环境中他族的调适而言则是趋同。十六国的民族关系，由此显现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过归根到底，北方复杂的民族关系，族属差异不是不起作用，但根本之处并不在于纯种族的异同而在于环境养成的文化异同，以及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P186） 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某些胡族出现的趋异与趋同，往往有两个前提。一是此时此地汉人和汉文化不起或暂不起主导作用，因而汉化过程不显；一是此时此地自然环境有一定的闭锁性，因而对外交往范围有限。（P187） 前秦灭代，用独孤和铁弗分统黄河东西两边的拓跋，而拓跋所驻，主要是在黄河东边由独孤所统的代北地区。这就是拓跋历史第三次大转折中所见最关键的一幕。乌桓独孤统治了拓跋，乌桓独孤客观上又保全了拓跋，两者在曲折道路上继续发展共生关系。（P195） 刘显迫害道武，刘亢泥迎窟咄与道武争位，而刘罗辰则取相反态度，在关键时刻奉妹与道武。这都是拓跋历史上有关部族干预拓跋君位传承秩序故伎的最后一次上演，而登场的部族是与拓跋长期共生的乌桓独孤。以后，与道武帝关系密切的独孤各个部分，在道武创建帝国过程中被一一征服而部落离散，这些独孤人实际上逐渐同化于拓跋。这可以说是拓跋与乌桓独孤共生历程的尾声。准此，前面所说苻坚灭代后迁乌丸府于平城，也可以说是原有的以大宁为据地的乌桓人与拓跋共生历程的尾声，时间早于独孤二十余年。至于朔方的铁弗，在拓跋珪以“图南”为务时反而获得独立发展条件，以赫连为姓建立夏国，历史上被认定是一个匈奴国家。夏国延续了半个世纪，才被北魏征服，部众融入拓跋之中。（P195） 乌桓之俗，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这保证了乌桓人经常处在战斗力强盛的状态，经常被驱使从事各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据《官氏志》，拓跋孳生繁衍，部落自然分裂，血缘相近的“七族”、“十姓”有百世不通婚的约法。拓跋娶妻取之他族，嫁女亦然，实际上形成一些世代通婚的部族。拓跋母族、妻族为了保护拓跋母、妻的安全，维护其地位，不免要干预拓跋族内事务，尤其是后嗣的继承，因此出现后族难制局面。强后与后族跋扈难制，必然潜伏君主与其母、其妻以及母族、妻族的矛盾。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如君权受到过度抑压而求有所伸张，找不到别的手段，就只有诉诸激烈的暴力，甚至于杀母杀妻。诘汾之妻与妻族可能就是因此与拓跋决裂而被消灭，留下诘汾无妇家之谚。诘汾之子力微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杀妻与妻族大人以杜绝部族复仇。诘汾、力微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它虽曾奏效于一时，但对于拓跋部落联盟的长远维系极为不利，不能代代重演。（P199） 道武帝拓跋珪突破旧的秩序，建立和巩固专制帝国，不能继续遵循这一部落联盟时代的行为准则。他采取了极端手段以图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他先是用离散部落的办法以摧毁庇护过他的妻族独孤、母族贺兰的部落组织，然后又正式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以保证拓跋君位的长子继承秩序。道武帝先后采用的极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不令妇人与政，不使外家为乱的目的，这正是拓跋历史百年教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文化习俗和认识根源说来，这又是对遵循已久的乌桓怒则杀父而不杀母（实际上拓跋在神元立后至道武死前的百余年中亦然）的一种逆反行为。（P200）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P20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
从最西的北地，绵延到最东的辽东属国，中无缺环，总计十四郡，皆有乌桓、南匈奴与东汉军民错杂而居，助为扞戎，形成了一道完备的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防御体系。（P267）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附录一 关于拓跋地境讨论二题 曹永年 -
文成帝太安二年（456）二月，皇子弘（即后来的献文帝）立为皇太子，弘生母李贵人赐死，史载“太后令依故事”行之。此太后即是献文帝保母常太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2页 -
《魏书・太祖纪》谓道武临死，“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这说明道武帝受其所倣亏心之事的折磨，精神恍惚，自遣不已。亏心之尤者，应当莫过于逼母、杀妻诸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魏书》“子贵母死”所据的汉典和旧法 -
道武帝立帝业的重要对手，独孤部落和贺兰部落，其部落离散主要还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和巩固帝国的需要，并通过战争进行的。拓跋部当时并不是一个武力特别强大的部族实体，有些战争胜利的取得，是拓跋假手于其战略伙伴鲜卑慕容部的后燕。不过，慕容后燕最后也是被拓跋倾覆，其部民也是被拓跋强徙。值得留意的是，不论贺兰、独孤还是慕容，都是一段时期内拓跋最主要的世婚部族。也许强大的独孤部落、贺兰部落经过反复而又激烈的实力较量被分割离散了，才促使更多的部落接受离散的处置。而且还有不少部落由于本身发展条件不够，并没有被离散。（P52） 前秦灭代以后的战略部署是：俘虏少量拓跋贵族而优遇之，令独孤、铁弗二部分统黄河东西两边的拓跋部众：令贺讷总摄东部防务，实际上是制衡受苻坚之命统领代北拓跋的独孤部。━━━这就是苻坚建立的代北地区新秩序。其中贺讷之任既控幽、并东西通道，又扼高原及谷地上下要冲，监护作用尤其重要。（P56） 从贺兰部的个案看来，离散部落是一个激烈、复杂而又往往出现反复的过程，主要手段是战争。而且，主要的对手已被迁徙离散之后，编户而居的昔日的部落民未必能立即安于其处，昔日的部落帅未必不图恢复部落权力，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再酿事端的可能性是难免的。（P61） 从北魏历史看来，离散部落是拓跋部落联盟发展为专制国家所不可少的一个措施。如果拓跋部不是处在这一向专制国家飞跃的阶段，如果拓跋本身也只是作为部落而存在，就无力离散从属诸部落，也没有从属部落需要由拓跋来离散。离散部落之举更要求被离散的部落具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使部民能够改变世代相承的游牧习俗而定于农耕或半农半牧，使部落帅能够全部或部分放弃部落特权而同于编户齐民。对于所涉部落来说，这是一次社会大变革，不大可能由哪一个君主任意地以一道政令加以实现。复国之初的通武帝，更不具有这种权威。从另一方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贺兰部落离散问题 -
强徙部落，十六国时本来就是常见的事，但并不称作离散部落。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暴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徒，而且还要离散，使之分土定居，同于编户齐民，包括君长大人在内。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他掀动了这具有时代意义的浪潮。部落离散，过程是复杂的，而且有反复，但毕竟是无法逆转的事，不悖部落发展的趋势，不悖部民的利益。从贺兰部个案来探究，道武帝离散部落问题的大体内容就是这样。（P65）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贺兰部落离散问题 -
独孤刘犍可以脱离母体，久托贺兰部，大概同拓跋寄居独孤部一样。而当贺兰与独孤矛盾时，拓跋则居间调停，又可以概见拓跋、贺兰、独孤这三个驻地相连部落的特殊关系。又，奴真三兄弟的离异，反映游牧的独孤部不断分裂的倾向。贺兰兄弟关系其实也是一样。道武正是利用这种状况，凭借历史赋予拓跋部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对周围部族特别是对独孤、贺兰，分割而离散之，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帝业。（P78） 离散部落，具体说来是使被征服的部落分土定居，不许迁徙，同时剥夺其君长大人的部落特权，使之一同编户。（P79） 道武帝离散部落之举，从全局看来，正是他能结東五胡十六国纷纭局面重要的一着。道武建国的十年征战，从部落体制上摧毁了最强大也是最亲近的贺兰、独孤世婚部落，通过多种方式使之逐渐变为帝国编户，才使他的帝国一时不再有别的部落力量敢于挑战，更使他的世继之业不再受强大的外家和母后干扰。离散部落客观上也促进一些部族及时脱离部落统治的原始状态。道武帝以此提升了拓跋族在各族关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北魏政权的统治能力，开启了中国北方社会恢复元气徐求发展的道路。此后北魏与周边各族战争，一般都是攻而能胜，被征服族也常被强制迁徙，这些都可视为道武帝离散部落的余绪。（P8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独孤部落离散问题 -
……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钟北魏之世，皇位继承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 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作者: 田余庆
isbn: 7108063964
书名: 拓跋史探
页数: 300
定价: 69.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9-1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