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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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不仅当代现象是在历史中形成，眼前心态也受到史学熏染。反过来，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一向显著。在西方，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和“他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可能出现转变。1949年中共掌权后，西方中国史想要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中共的革命何以成功。后来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以及80年代末欧洲和中国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近三十年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那些总欲“说不”的“不高兴”言说,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 术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的大幅增长,意味着国际影响的增强,这是有目共睹的。试图为此寻找历史“原因”,可能会成为 研究者一个未必自觉的预设,相关的论著会越来越多见。另一方面,因世界多方面失序而强化的认同问题,使我人与他人的辨析更加深入。因文化差异而看到非我一方不合心意的现象,也变得相对容易。国人的表现, 很可能影响外人的认知;因为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中外已比从前更加息息相关。 (查看原文)

  神农常拔草 1赞 2019-08-24 23:10:09

• 不过这更多指大学内讲学风气的培育，若转而向外输出，长于批评或许就成弊端了。五四学生运动后游学于欧洲的傅斯年，于1920年8月1日给胡适一信，申述对留学界的不满意：不仅一般人急功近利，不重学业；“即所谓人才者，也每每成politician与journalist之‘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故他“很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就是“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他更希望胡适自己不必太看重提倡白话文等“社会上的名望”，而要努力“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 在大约同时给蔡元培的信中，傅斯年更明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简言之，“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所以他希望蔡元培“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傅函中的“科学”似专指自然科学，但综合两函看，则他所谓“讲学”是泛指的）。 两函虽皆以建议口吻出，作为前北大学生，创斯年的直言不讳其实已是今天所谓“提意见”了。胡适那年9月在北大的演讲，就对北大的学问成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了北大“在知识学间这方面贫穷”的现状，其中之一即有“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被他视为“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他强调“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胡适主张把传播“新名词”的“普及”活动留给外面的人去干，希望北大师生“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去做工夫”，即“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 胡适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危机感”，非常可能受到傅斯年的影响（以当年的邮递速度，胡适收到傅斯年函时应已在9月)，至少也是与傅斯年有同感。大约同时陈... (查看原文)

  神农常拔草 2019-09-28 09: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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