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8 来源: 东方早报
但朱光潜并未在任何文章里提及《查泰莱》的中译本,更没有说过他与饶述一有关。1949年后,朱光潜选择留在大陆,因此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以及反对共产党和学生运动等言论受到连篇累牍的严厉批判,在历次运动中做过多次关于自己生平经历的详细交待。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光潜在北大西语系、北大文学院和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连续做了三次长篇检讨。虽然交待的内容越来越详细,看似毫无保留,但被听众犀利地指出“朱光潜的检讨就是把大家已经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加以排比组织,写成一篇很好的文章”,“加进去的就是别人揭发出来的,或者根据这些可以推想出来的,而真正的那些思想情况,特别是那些紧要关头的地方他就不说了”[胡世华《哲学系小组对朱光潜的意见》,载1952年3月30日《三反快报》(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宣传组编)第四期]。他说过的话也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心态,比如他1951年到陕西长安县参观土改后发表《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载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和《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载1951年4月13日《光明日报》)两篇感想,看似对土改颇为赞赏,想要脱离地主阶级,站到农民一边。到了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却被揭发出不仅在参观期间喝地主家的酒,还向同行者称土改分地不能解决贫穷问题,并曾托关系替身为地主,在土改中被关押的弟弟说情(参见郑昕《朱光潜你还很缺少悔过之心!》、徐树棠《解放后你的反动立场改变了吗?》,载1952年4月10日《三反快报》第七期),可见其思想大约无甚转变。而在“文革”期间的若干次交待中,朱光潜未再提及土改时的这些“罪行”[见《自我检讨(二)》、《我的简历》、《我的认罪书和决心书》(一、二),收入《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252-290页],也未受到质疑,因为听他检讨的已不再是当年那批知情人。因此朱光潜是否说过他是饶述一,并不能证明他实际上是或不是。即使他真是饶述一,在无人指证的情况下当不会主动承认,否则只能给自己揽上一条翻译黄色小说、毒害青年的新罪状。
林语堂在1935年1月发表的那篇《谈劳伦斯》中曾杜撰了一个场景:“民国三十五年”,有一位老人“朱先生”从箱中翻出一部《查泰莱》的旧译稿,将其中批判英国人和描写男女主人公交合的一些话念给来访的朋友“柳先生”听,由此借朱先生之口将《查泰莱》的原句引用到文中。朱先生称自己的译稿“还有末段两章未译,一段译得不甚满意”,最初曾打算发表,后来又犹豫了,决定不发,原因是担心目前不成熟的社会无法理解劳伦斯这部作品,仅仅将其视为耸人听闻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学”(《谈劳伦斯》,载《人间世》十九期,33页)。在1935年4月的《谈中西文化》(载《人间世》二十六期,37-41页)中,林语堂再次安排这位朱先生出场,变成了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文中主要是柳先生夫妇在讨论,认为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妙处,中国人也对自己的文化盲目自卑,崇洋媚外,这其实就是林语堂本人的态度。
1935年9月,林语堂继《人间世》后又创办了一本风格相似的杂志《宇宙风》。从该刊第三期到第六期,林语堂发表了四篇《谈螺丝钉》,仍旧以朱先生与柳先生夫妇对谈的方式展开,从礼、法、仁等方面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比较。这几篇的主角仍是柳氏夫妇,也明显是林语堂在阐述自己的文化观。由此可以判断,“柳先生”就是林语堂的化身,“朱先生”可能纯属虚构,也可能有所原型。在1935年,林语堂竟然准确预告了有人已经动笔翻译《查泰莱》,且也和饶述一一样在完成大部分译稿后“因私事和某种理由搁置”。如果这不是未卜先知,也不是巧合,就是他可能知道有人译过这部小说但不准备出版,顺势用到文中调侃一番。而他把这个人称为“朱先生”,是随意为之还是有意影射呢?从前文所引朱光潜写给林语堂的信可以看出,二人在1934年3月便已有了书信往来。除《诗的隐与显》外,朱光潜还在1934年11月的《人间世》十五期上发表过《诗的主观与客观》,并参与了《人间世》杂志“1934年我爱读的书籍”的问卷调查(载《人间世》十九期,71页),可见此后他与林语堂之间至少还有过两次联系。1934年10月《人间世》刊出郁达夫评论《查泰莱》的文章后,正在北大开课讲授这部小说的朱光潜也许会向林语堂顺便提及他对此书的熟悉。还有个有趣的细节,朱光潜也喜欢写对话体文章,写于1932年的《诗与散文》和1935年的《诗的实质与形式》中,对话者之一“褚广建”就是他自己(《朱光潜全集》第三卷,275-330页)。而他在1947年的《苏格腊底在中国》中,仍将自己化身为“褚教授”,与他一起同苏格拉底就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的弱点侃侃而谈的,是一位“林老先生”(《朱光潜全集》第九卷,284-302页)。
1936年8月,饶述一翻译的《查泰莱》出版后,文学界没有什么反响,此前关注过这部小说的郁达夫、林语堂等人也没有撰文评论。林语堂恰好在这个月举家移居美国,几个月前,郁达夫也离开了上海,到福建投身政界,或许他们都没有看到饶述一的译本。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平沦陷,小印厂纷纷萧条停业。《查泰莱》一书的底版大约也随着东亚印书局的倒闭而不复存在,从未再版。但时局的变化并未让这本书彻底湮没无闻,它仍以不同方式流传着。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1939年,正被恋情困扰的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从同学手中借得饶述一的译本,阅后感到这是一部“大胆著作,内容有关Sex的描写,内心情绪的叙述十分精彩”(董毅著、王金昌编《北平日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59页)。在大后方的中心重庆,这个译本则遭到被盗版的命运,翻印后用“大号字排,行数很密,不及北平版的醒目”,且“纸张粗劣,印刷也很坏”。担任战地记者,辗转各地采访的曹聚仁看到了盗印本,自己却偶然在广西柳州的地摊上买到了一本1936年的原版,在友人间争相传阅,“撕开全书,一页一页传下去;后来,也就无影无踪了”(《密契尔——〈飘〉的作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香港》,曹雷选编《曹聚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348页、350页)。
195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时已在浙江大学外文系任教的蒋炳贤发现劳伦斯及其作品被“设置了人为的禁区,壁垒森严,谁都不敢问津,有的大学英国文学史讲义中甚至把他列入反动作家,全部否定”(蒋炳贤《〈劳伦斯评论集〉前言》,载1989年6月《杭州大学学报》十九卷二期,85页),《查泰莱》这种直接渲染性爱的书更是毫无公开传播的可能。这部小说在港台则成了流行读物。日本发生针对《查泰莱》的诉讼案后,香港报刊对该书作了“刺激性的评介,格外增加了读者的好奇心”,结果书商马上将饶述一的译本翻印上市,两周里就售出三千册,很快被翻印了五次。滑稽的是,这些翻印本的祖本并非1936年的原版,而是抗战期间重庆的盗印本,成了盗版的盗版,而序言中就赫然印着劳伦斯痛骂盗版书商的话(《〈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香港》《翻版书》,《曹聚仁书话》,350-351页、251页)。1954年,台湾钮司周刊社推出一部《查理夫人全集》,译者署名李耳,实际是根据饶述一的译本删节而成,并擅自给每章加上庸俗的小标题。此后台湾还出现了数个将饶译改头换面的版本,书名变为《查夫人》《查泰莱夫人的艳史》等(《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刘心皇《帝王生活的另一面》,台湾联亚出版社1977年版,240-243页)。
1961年,在旧书业经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后,长沙市只剩一家新华书店还在经营古旧书。仍保持淘书爱好的钟叔河就是在这家店里遇到了他闻名已久的饶述一的初版译本,为了抢先购得,还谎称是从自家流出(《买旧书》,钟叔河《天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9-10页)。也正是这桩巧遇让他后来得以将这本书提供给唐荫荪,促成了它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文革”中后期开始,《查泰莱》在青年中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在那个谈性色变的禁欲年代里被当成了“性启蒙教材”(陈晓萍《一部禁书的中国遭遇》,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四期,82页)。另一本知青中广为传抄,用来满足性饥渴的原创小说《少女之心》则在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上都明显模仿了《查泰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的传播》,朱栋霖主编《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1987年初,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摆上新华书店的货架,正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的赵勇看到后却因没有购书凭证无法购买。于是他和同学们“立即起草证明,把买这本书的理由布置得冠冕堂皇。意思大概是不研究这本书,我们这茬研究生就难以毕业。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证明信再盖上系里的大红戳子,就有了感人肺腑的力量。结果,我们一下子扛回来十多本劳伦斯”。得知此书遭禁后,赵勇将自己买到的这一本视若珍宝,然而最终却被人借走,流传到一位老学者手中,被其夫人看到后撕成碎片(《一个人的阅读史》,赵勇《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8-29页)。
“文革”后第一篇探讨劳伦斯小说艺术的论文在1981年发表(赵少伟《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二期),第一本劳伦斯的小说集于1983年出版(主万等译《劳伦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1980年代中期更是出现了多篇研究劳伦斯的文章。到1987年时,大量外国经典名著和现当代文学的译本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学术研究上的禁区已在逐渐打破。在趋于开放的潮流中,《查泰莱》被禁应属个案。正如重印本的责任编辑唐荫荪所言,“其所以仍避免不了遭禁的命运,还是在于它描写了性爱,而且一点都不含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十人谈,载《环球文学》1989年第二期,34页)1988年10月,一场关于劳伦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还成立了中国D. H. 劳伦斯研究会。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认为他的性描写“纯洁而严肃”,研究其作品对“当今文学界 扫黄 ,廓清纯文学与色情文学的界线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徐文《我国首次“D. H. 劳伦斯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一期,22页)。1989年6月,“文革”后重返教坛,继续研究英国文学的蒋炳贤发表了他为《劳伦斯评论集》撰写的前言。文中特意提及劳伦斯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并不陌生,“早在卅年代,他的著作已在大学外文系课堂里讲授”(《〈劳伦斯评论集〉前言》, 85页)。蒋炳贤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1934年秋朱光潜在北大开设“现代小说”,讲授《儿子与情人》和《查泰莱》时,蒋炳贤正是必修此课的学生之一,他对劳伦斯的关注和推重当是源自朱光潜的启迪。不过这部在1989年上半年已编译完成的《劳伦斯评论集》直至1995年才正式出版,成书后的前言对此前发表的版本作了多处修改,去掉了诸如“墨守成规的形式主义者以及杂七杂八的检查官员们,以低沉的嗓门,重弹卅年代的老调,那就更不足为训,不在选编之列”这种感情色彩明显的措辞(79页),对劳伦斯的高度肯定也有所淡化。
在饶述一看来,这部小说更有价值之处在于作者“为畸形的人类生活而发的爽快而沉痛的呼吁,和他诚恳无畏的新生命的理想”。当教化和文明使人陷入“一种机械化的黑暗中”之后,人们越发习惯于被金钱奴役,或浑浑噩噩,或恣意放纵,因此这部小说“介绍到我们蒙昧的中国社会上来,介绍到我们未有生活而正在寻求生活的中国人群里来,是很有意义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2-3页)。虽然小说立意高远,但从实际效果看,作者和译者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在一本探讨性文化的书中,作者将《查泰莱》放到色情文学的部分里讨论,称“它的中译本之公开出版与否,版本完整与否等等,都曾被目为中国开放程度的某种指标”(江晓原《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65页)。这部小说能燃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好奇心,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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