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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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土耳其共和国庆祝建国75周年之际，他们已经在志得意满地规划盛大庆典，要在公元第二个千禧年前夕纪念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为什么要把公元1299年看作奥斯曼帝国建国的时间点？这一年并没有发生特殊的战争，也没有宣布独立或占领哪个堡垒。其实，最简洁的解读常常最具说服力：1299年刚好是伊斯兰教历的第699至700年。基于罕见的数学巧合，基督教历法和伊斯兰教历法在同一时间迈进下一个世纪。还有哪个吉祥的年份比这一年更适合用来纪念一个横跨欧洲和中东的帝国的建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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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那就是奥斯曼埃米尔国奋发向上是否主要受到“圣战”‘的使命感驱使，即相信所有信徒都背负有神圣天职，必须奋勇对抗非穆斯林？对穆斯林而言，这个世界在理论上划分为伊斯兰之地即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地方，以及战争之地，即异教徒之地，那里有朝一日必将接纳伊斯兰教，而“圣战”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工具。毕竟在较早的岁月中，在伊斯兰教作为新信仰努力扩张的年代，“圣战”曾激励了穆斯林群体，并且像基督教十字军的宣言一样鼓舞着从古至今的战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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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同样的现实政治需要，正如奥斯曼人会选择性地与基督教国家结盟，他们也会攻击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伊斯兰国家，毫不手软地吞并他们的土地。然而，如何征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伊斯兰国家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侵略与征服基督教国家根本连理由都不需要编排，因为那些国家被看作“战争之地”，即非伊斯兰地区，将它们合并纳入伊斯兰国度—“伊斯兰之地”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攻击穆斯林兄弟国家的行为与教义不合，为了避免陷入不得不为这种行动进行辩护的泥淖，编年史家们费尽了心机，奥斯曼人侵占穆斯林对手领土进行扩张的动机通常也被掩饰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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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到14世纪的安纳托利亚现今被描绘为个各种势力争夺权力的地方，参与竞争者包括“家族掌控的集权军阀…叛逆性强、派系倾轧的边境贵族与内心恐惧濒临败亡却仍沾沾自喜的小国君主”。它也被拿来和其他中世纪王国比较，例如，盎格鲁－诺曼人建立的国家，它在12和13世纪时兼并了威尔士和爱尔兰，因为在这些国家，对一个王朝或某个个人的效忠会主宰政治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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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这个拜占庭名字被土耳其化后，和新名“伊斯坦布尔”同时并用了数个世纪。而“伊斯坦布尔”（ Istanbul）又被一语双关地转写成“伊斯兰堡”（ Islambol），有“充满伊斯兰教”的含义，此外还有“幸福之门”或“幸福之地”等其他称谓。但是一直到1930年，“伊斯坦布尔”才被正式选定为这个城市的唯一官方名。 “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源自古典希腊语“ eis tin polin”，意即“进城去”，在希腊口语中“stin poli ”,同时表达了“进城去”和“在城中”（尤其是在有城墙的城中）的意思，后一个意思与它作为城名的关系更大，它强调是在“市中心”，而不是在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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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征服之前，鞑靼人建立的格莱王朝一直控制着这里，他们出现在15世纪，是从控制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西部疆域的“钦察汗国”中独立出来的，它即将在奥斯曼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格莱王朝将他们的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因此拥有政治上的正统性，那可是奥斯曼望之生叹的稀世珍宝：在中亚各王朝的权势等级排名中，克里米亚因而占有优越地位，在穆斯林王国中亦有特殊的声望，这自然引起奥斯曼人不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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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律法里，穆斯林对穆斯林发动战争唯一正当的理由是宗教上的，即“为了执行神圣的律法，或为了制止违背法典的行为”。因此，奥斯曼的军事行动需要得到宗教权威的认可，要他们谴责目标敌人已经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义。当安纳托利亚的埃米尔国在领土争端中被奥斯曼吞并时，编年史作家乐于为征服者找到正当的理由。和萨法维的战争不仅会给奥斯曼后勤带来巨大负担，而且如果他们找不到教义上的支持，它显然将是违法的。奥斯曼为了师出有名而提供的论据充满了宗教修辞，他们强调奥斯曼才是“正确的宗教”的核心，用于与偏离伊斯兰正轨的萨法维教派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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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塞利姆一世并不怎么重视哈里发这个头衔，但是在塞利姆征服马穆鲁克后，他也接下了守护伊斯兰教圣地的重责，艾卜苏乌德认为这要求苏丹给自己冠上这个头衔，接收哈里发的一切权力和地位。传统上，哈里发要由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古莱什部落的后裔担任，这一点倒并没有使艾卜苏乌德犯难：他直接捏造了奥斯曼人与古莱什部落的联系。为了使这个狡辩更有分量，他宣称这个头衔是世代相传的。艾卜苏乌德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了支撑点：在塞利姆一世时期，穆罕默德·内什里已经将奥斯曼皇室塑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而在1539到1541年间担任大维齐尔的路特斐帕夏在16世纪4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字，强调奥斯曼苏丹是伊斯兰教正统的唯一真正守护者。“本章一开始引用的苏莱曼清真寺入口处夸张的碑文，就将苏莱曼宣称自己是哈里发的话永远留了下来。

人们还认为，艾卜苏乌德保证了奥斯曼行政法律（ kanun，苏莱曼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绰号“卡努尼”就源自这个词）与伊斯兰教法的统一。王朝或世俗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根据源自惯例的原则及苏丹施政的准则制定，但是伊斯兰教法在根本上并不关注实际的问题，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的语录和行为发现真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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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法律规范化的同时，宗教机构也被重组。这些机构的成员扮演着法官的角色，裁决宗教法律和国家法律涉及的事务。在苏莱曼时代，宗教机构扩大，且它的结构也得到调整，为帝国的法律和宗教机构提供了许多急需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苏莱曼宣称奥斯曼帝国是唯一正统的伊斯兰国家，这需要奥斯曼在执行法律和倡导教义上保持一致性，两者都要对抗“异端”萨法维王朝的诱惑，并让它的非穆斯林臣民安于他们在伊斯兰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教长又被称为“穆夫提”，曾经只是伊斯坦布尔的宗教权威。此时，他的地位被提高，成为奥斯曼所有宗教机构的领袖，也是整个帝国的最高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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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当时存在的4个主要伊斯兰国家，即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和乌兹别克这4个区域性帝国，它们都是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后逐渐形成，并且源自突厥和草原游牧民族。他认为，莫卧儿人自称是帖木儿的后裔，乌兹别克人说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奥斯曼不像这两个国家，它缺少基于祖先的合法性。它也不像萨法维那样，拥有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意识形态。他注意到，奥斯曼早期的合法性来自他们是中亚乌古斯部落的后裔，或是塞尔柱帝国的继承人，又或是唯一真正的伊斯兰战士，但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他认为，带给奥斯曼无可置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下符合普世正义的帝国秩序，然而，从塞利姆二世时期起，甚至从苏莱曼允许他的宠臣干涉帝国事务起，这种切实的秩序就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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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慈善捐助必须用于虔诚的事业，但有关管理的规定却很松散，大部分设施都是任由负责经营的人处置。此外，尽管政府规定捐赠人不得干涉捐出去的产业或金钱的使用，但这个规定常常被人们视若无物。多年来，现金照样从慈善机构“回流”到柯普律吕家族这样的显贵手中，使他们可以保护庞大的家产免于充公，将之传给后代子孙。柯普律吕家族的权势之大的一个表现是，自从柯普律吕·穆罕默德帕夏于1656年当权以来，在47年当中，有38年都是他或他的亲戚的家族成员出任大维齐尔。这种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有证据显示，17世纪末，地位不像柯普律吕家族那样高的家族也在伊斯坦布尔及整个帝国范围内成立慈善机构，目的就是要保持他们对金融资产的控制—因为这类的机构可以免税。中央行政官员及行省总督中子承父业的潮流越来越盛，使小家族只要攀上了权力的阶梯，便可以巩固自家的权势，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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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入侵埃及的影响之一是，奥斯曼发现，在“第二次反法同盟”中，自己不仅和英国，以及短暂地和奥地利结成了同盟，也和他们的世仇俄罗斯搭上了同一条船。这也是奥斯曼第一次与其他国家加入一个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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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姆三世在位时，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外国强权发现了从外围干涉奥斯曼内政的空间，这存在着前所未有的潜在危险性。俄罗斯以及奥地利不断在西部及北部各省施展其影响力，只是后者的影响力略小。英国为保护通往东方的贸易航线，更深入地涉入中东事务，对奥斯曼来说，他们也开始成为一股必须注意的力量。巴尔干的地方豪族（特别是在黑山及阿尔巴尼亚，这些地方从来就不曾充分认同过奥斯曼中央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他们都想与某个欧洲国家结盟，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领土在亚德里亚海及多瑙河畔的豪族，他们最容易接受外界提供的协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是要求更强的独立性），在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换取对他们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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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1808年夏天，奥斯曼已经饱受“西方问题”的折磨，而这个问题最终使它走上了毁灭之途：列强不再尊重17世纪以来国际关系赖以运作的均势架构，甚至连样子都不装了，对他们百孔千疮的对手毫不留情，在奥斯曼的领土上予取予求。拿破仑时代的新战略布局，意味着奥斯曼过去与法国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都不能再被看作理所当然。1798年法国入侵之后，埃及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从属关系被削弱，此时，法国甚至不反对跟俄罗斯商讨瓜分奥斯曼。1806年开始的俄土战争还在继续，奥斯曼求和的尝试已经失败，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的地位仍在争论之中。塞尔维亚起义也仍在继续。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企图跟拿破仑达成暂时妥协，并就欧洲未来的格局展望达成一致，所以战争一度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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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巴尔干影响力的增加，也反映在它对高加索伊斯兰国家的进攻上，而奥斯曼既无心也无能力保护这里受到俄罗斯攻击的穆斯林，以致在这个地区威信尽失。“而在阿拉伯诸省，挑战来自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它们严重打击了苏丹身为圣地保护者的威望，麦加与麦地那都已经不再受奥斯曼统治。埃及则由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一手掌控，他在埃及建立的权威将彻底改变埃及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奥斯曼四面楚歌，感觉他们的帝国在强权政治中俨然沦为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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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统治阶层比禁卫军本身要更容易说服。奥斯曼的邻国俄罗斯与奥地利也运用宗教象征提振军队士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给上战场当炮灰的士兵灌输宗教乌托邦思想，而在哈布斯堡与奥斯曼边境，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一样，高举圣母玛利亚的大旗作战。马哈茂德也想搬出伊斯兰的符号如法炮制。”前一年，奥斯曼皇家出版社出版了一篇9世纪论伊斯兰战争律法的著名文章，原文为阿拉伯语，这时被翻译成了奥斯曼土耳其语。这是奥斯曼人第一次引用先知穆罕默德的例子鼓励禁卫军奋勇作战，但受到了禁卫军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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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穆斯林虽然包括人数众多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拉兹人及阿尔巴尼亚人等，但从帝国变成共和国后，占支配地位的是土耳其人。在哈里发制被强硬地废除后，伊斯兰主义也不再适用，帝国未来的规划是世俗化的，宗教也成了个人生活的私人方面。另一种观念也在缓慢形成，即土耳其人是新共和国的选民，但与此同时，这个最终继承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新共和国并未建立一种所有民族都接纳的身份认同，而是要所有民族都认同它的观念。这个新共和国的最终形态乃是政治与社会运作的结果，这项运作利用了在奥斯曼土耳其文化中长存的部分，以及当时西方的思想和顺应时代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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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无论是土耳其人或是外国人所写，全都忽略了伴随后奥斯曼国家诞生所带来的镇压活动，强调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功劳，却忽视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人物，从农夫到妇女到军事指挥官，他们抵抗《色佛尔条约》对帝国的瓜分，拯救残山剩水，建立土耳其人的新家园。凯末尔因为领导1921至1922年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抵抗希腊人的活动，获得了毫无保留的颂扬，在此之后，他才不可避免地成为土耳其独一无二的政治领袖，拥有了处置与他政见不同的领袖的权力。根据最近的历史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抵抗活动是由统一进步党策划组织的，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当时并不是统一进步党的领袖。此外，为了突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形象，人们还夸张了帝国向共和国转变过程中与过去割裂的程度。虽然共和国在许多方面大不同于帝国（譬如幅员与人口），但从青年土耳其党时期起，在政治领导、官僚体系及军队上，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延续性。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就比较难以分析：共和国偏爱土耳其人的崇高地位，抛弃了奥斯曼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国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与团体的声音因此被削弱了；精英主义和随之产生的人之间的不信任十分突出；奥斯曼末期对教育的强调和对进步的信仰在共和时期的核心理念中得以保留。

我黄人又来解构传统叙事了，先看原文：

然而实际上这个天文台本来就是被用来占星的，谈不上多科学，很有可能是因为占卜失败，特别是占卜对伊朗战争的结果的失败而被拆的。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605793/

参见这本，18-19页

今天第三次解构传统叙事：

其实这次叛乱主要还是吉拉伊家族的内部继承纠纷引起的：之前汗位的第一继承人（kalga）Shehbaz 在切尔克斯被谋杀，此前的第二继承人 Saadet 升级为第一顺位，另一个 Gazi Giray 升级为第二顺位，却又发现 Saadet 是谋杀案的主谋，非常害怕，于是逃到了诺盖人那里，想要推翻自己的哥哥。此事后来是被克里米亚汗自己平定的。至于诺盖人本身，在克里米亚汗国内部，本就一直是不稳定因素。

至于为什么会有原文中的错误说法，只能说早年的 Ottomanist 过分采信奥斯曼方面的简略记载，忽视了更为详细的鞑靼史料。

参见：Tatar and Ottoman History Writing: the Case of the Nogay Rebellion

又见传统叙事：

传统叙事向来认为11世纪后伊斯兰理性神学就死了，之后是神秘主义满地跑。然而卡德宰德这么个反苏菲的运动，其活动家对理性科学有相当高的热情，为何却又被说成保守派呢，，，

另外，其实 Mehmed Birgevi 的立场更接近安萨里，而且也是支持理性神学（kalam）的一派，，，

说到底，即使学界认识到了东方主义偏见的危害，要真正拜托它，还是要下一段苦功的。

至于原作者，到不用怪她，毕竟对这个叙事的解构是近两三年才出了一本新书的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605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