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怀归》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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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青年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离不开深圳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按照深圳气象局的介绍：“深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3。0℃，历史极端最高气温38。7℃，历史极端最低气温0。2℃；一年中1月平均气温最低，平均为15。4℃，7月平均气温最高，平均为28。9℃。”这种气候条件对三和青年再适合不过，试想在北方城市露宿街头，可能就要“路有冻死骨”了。气候还给三和青年带来诸多便利：不需要沉重的行囊，无须在衣着上过多花费，还可以在露天环境下解决洗澡、洗衣等个人卫生间题。换言之除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之外，在中国大城市底层社会的产生过程中，自然环境也是重要条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写在前面的话 -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解释一下这个三和青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挂逼。挂逼的意涵非常丰富，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以及用来形容任何事物。挂逼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如某某“大神”挂逼了；程度低一点的，就是有些人因为犯事被公安带走；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不了，没钱吃饭、住宿，也是挂逼，有时可能是短暂的，一旦有了一点钱，挂逼状态就会消失。最末一种情况是三和青年最常使用的。 挂逼有时还包含自嘲和自我保护的意味，三和青年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挂逼了”，这意味着已经没钱吃饭、睡觉；即使赚到了钱也会这样说，其目的是掩饰和伪装自己，既可避免钱财被他人所借，又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他人的帮助。三和青年还会在比较便宜的事物前加上“挂逼”二字，像挂逼水（2 元一大瓶）、挂逼面（最简单的面，有几片青菜，5 元一碗）、挂逼床位（15 元一晚）、挂逼手机（几十元甚至几元一部）、挂逼女（即站街女，现在因为政府严格治理，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等。还有在工作前边加上“挂逼”的，如挂逼保安、挂逼快递等，因为是三和青年（他们属于第三种状况，一种挂逼的生活状态）所做，所以有了这样的称呼。特殊的时候，挂逼在某种程度上还等于一种消遣娱乐方式，是中性的意思，例如有人会说去附近的龙华公园闲逛、玩乐为去公园挂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三和人力市场 -
日结是理解三和青年及三和社会生态的关键环节，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日结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就招工企业而言，日结降低了管理、 薪酬、社保等用工成本，尤其是对于一些有阶段性用工需求的企业，日结更是为其创设了灵活的用工机制；就中介而言，日结保证了一支有着经常性求职需求的劳动力队伍的存在，为其创利提供了无尽的来源；就三和青年而言，日结既为其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其在时间分配岗位选择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第二，日结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对于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目标的基本假设。良性的对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应当是行为个体在符合法律、道德且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资源优勢获得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的行为。但在三和人力市场各方的博弈中，我们看到，对规则的破坏成为其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招工企业而言，巧立名目克扣工资的行为时有发生；就中介而言，夸大招工岗位优势淡化其劣势成为常态；就三和青年而言，拈轻怕重、消极怠工，甚至拿钱跑路并不鲜见。 因此，日结在提供给参与各方灵活、便捷、自由的获利规则的同时，也埋下了一次性交易下的责任缺失、信任缺失的隐患。而这种缺失反过来更强化了日结这一用工形式的存在。尤其在对人力市场有着较大依赖的三和青年看来，日结成为中介和招工企业规避和降低权利侵害风险的最有效的手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三和人力市场 -
第二个疑间是，为什么中国缺少对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转瞬即逝，在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完成之前，某个现象背后的社会事实可能就已经消逝了。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则有助于研究者抓住转瞬发光的一刻，带来不错的研究成果或者对社会事实的记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写在前面的话 -
如果说“日结”为三和各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那么廉价的居住方式则从根本上固化了三和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特征在以往研究中，若以居住者经济状況共性描述，有人称之为“贫民窟”；若以其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处阶段描述，有人称之为“城中村”；若以其与中心城区的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状态描述，有人称之为“城市飞地”。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如道格·桑徳斯就将其称为“落脚城市”，认为这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这些人也促进了下一拨乡村人口的迁移；更为重要的是，“落脚城市”揭示了这类地区（包括空间及居住其中的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非简单的固定实体。“落脚”既为所在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务工群体创造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与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住宿与“住宿” -
还有一位大叔，在三和卖手机也已经有五六年，每次过来都是提着一个书包和一条裹着商品的床单。大叔一到电子一条街，就脱掉上衣搭在肩膀上，手上拿着一条湿毛巾前胸后背地擦拭着，再拿出手机播放一部喜欢的电视剧，开着外音摆在摊位上，青年可以待在推前一起看。大叔的推位上通常摆放着几张交通卡（深圳通），还有充电宝、数据线等，但与其他推主相比，他所卖商品较少，又是在市场最边缘，生意并不太好。除了买卖商品之外，大叔的另外一项业务是虚拟服务交易，虚拟服务交易就是给三和青年提供支付宝扫码领红包、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等服务，然后把转入账户的钱提现，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毕竟一些三和青年进入挂逼状态之后，可能卖掉了手机，也可能连身份证都没有了，却有可能从外部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而在没有手机和身份证的情况下，自己用微信或支付宝收钱就不太现实了，此时大叔承担了中介的角色，也从中获得一定好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三和青年活动及地点 -
从三和青年作为底层社会代表的角度来看，结果更可能是一部分无法融人深圳、被淘汰的青年人群并没有离开，而是试图继续在深圳低成本地存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一定现实条件和生存空间，至少在高速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能平均化地共同发展，相当数量的“低端”岗位需要有人承担，这就给三和青年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些低端就业机会不仅为三和青年维持底线生活提供了收入来源，还构成了三和青年群体特征的经济基础。其实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看，深圳的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人口的地城流动，还包括职业流动和身份流动，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最为常见的社会流动模式。这一流动模式所具有的经济上接纳、社会上孤立、身份上排斥的特点，导致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合理的社会保护。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比如三和青年经常提及的被黑中介、黑工厂“坑”的间题，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实质上可能意味着社会歧视和欺凌。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写在前面的话 -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写到“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看透了未来没有选择的生存状态，从人生发展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从而行生出抽烟、喝酒旷课、打架等反对学校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的“反学校文化”，进而逃离学校。与“家伙们”不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始终存在，恰又赶上中国经济起飞的窗口期，“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恒定的真理，“只有认真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成为家长们的信条，“反学校文化”对于中国家庭似乎很遥远。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远离学校成为进城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三和青年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案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后记 -
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丧失了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竟争力的机会，只能在城市中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从事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描述的场景，他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仅身体受到伤害，个体精神也不断被侵蚀。三和青年似乎洞察了工厂“剥削”的性质，产生了一种异寻常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被牢牢東缚在底层，缺少劳动技能和高等学历，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为避免被持续“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厂，出现一种“干ー天玩三天”、做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90后”和“00后”务工者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不愿承受单调、乏味、沉重的流水线工作，也不用承担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视劳动为束缚和压迫，逃离工厂成为某种必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后记 -
所谓消费文化是某一社会阶层基于其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由这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有意识地构建出来，为刻意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外显的行为模式，其目的是在该社会阶层中增强认同感，同时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尊重，甚至嫉妒。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不同，三和青年标以“挂逼”的消费文化表现出更多无奈、自嘲以及某种程度的抗拒。他们知道，“挂逼”所代表的消费文化符号，只是其窘迫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无任何符号的群体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可言。因此，只要手头略显宽裕，他们会立刻摆脱“挂逼”消费，而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解决自己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三和商品 -
每当说起农村务工青年，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那就是社会融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被广泛关注，地方政府并不是不欢迎农民工融入，但地方政府希望的是农民工融入工厂流水线成为廉价劳动力，并不是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2019年，很多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出台了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几乎都针对高端人口，而罕有针对务工农民工的。这存在两方面的暗示：第一，大部分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仍然存留着歧视外来人口，拒绝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态度；第二，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减少了对普通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进而转向依赖具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群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 -
抛却长达几代人的痛点不谈，三和青年的聚集更是这个时代物质充沛、物流发达催生的产物。试想，如果在一个物质紧缺的时代，三和青年不可能在大城市中获得成本低廉且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物质充沛是前提，而物流产业的发展则从两个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活路”：一是三和青年从事的日结工作很多来自物流行业，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临时工，而三和青年恰恰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只有在物流发达、成本较低的时代，三和青年所需要的各类低价产品才能够被配送过来，否则仅仅是物流成本，他们都难以承受。可以说，物质充沛和物流发达为三和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这是万物互联时代意想不的效应之一，而万物互联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则来源于手机。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最初的功能一一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1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写在前面的话 -
不要高屋建瓴，不要鸿篇大论，来一点点简单的事实和描述，记录和分析之后，写一些看得懂的浅薄文章。总而言之，希望拙朴的研究能够唤起更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后记 -
三和人力市场是使得整个参与式观察研究成为可能的基础。人力市场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早期农民工拥入城镇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最关键一环就是信息流的影响，人力公司在掌控了就业信息后，通过人力市场实现供需双方匹配，因而人力市场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三和青年的出现与人力市场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三和市场是深圳龙华区主要人力市场之一，它的形成既给无数务工者提供了便利，也给三和青年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人力市场的参与主体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市场管理方、人力公司和求职者，三者相互依存。没有市场管理方，就不会出现人力公司的工作场所，也不可能出现求职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人力公司需要依靠名气较大的人力市场获得稳定客流，求职者也希望在大型人力市场中尽快获得就业信息，尽量减少求职成本。应当说，人力市场具有较强的聚集效应，市场越大，人力公司越多，工作岗位供给越丰富，求职者就越会蜂拥而至。 在市场管理方、人力公司和求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链条上，市场管理方与人力公司之间是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由于务工者流动不可控，市场管理方与求职者之间、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临时的、不稳定的。在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下，人力市场和人力公司容易产生互惠机制，而在临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下，无论是人力市场与求职者，还是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都难以形成真正的互惠机制，缺少互惠机制形成的前提条件。作为管理方，人力市场更有利的选择也是与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人力公司合作，而非保护临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即求职者的切身利益。因而，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如果只是一锤子买卖，就难以避免人力公司利用其信息不对称的优势盘剥求职者，求职者也不得不接受盘剥，其利益总会或多或少受到损害。 进而，在三和市场可以看到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押身份证、口头协议、赚取中介差价，等等。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大多形成于早期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后记 -
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是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使得底层社会难以出现，比方说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中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非常有执行力的地方政府。或许还有我们以前所看重的乡土情结，当人们在城市无法生活下去的时侯，更可能会选择回到农村，而不是混迹于城市的底层社会。但是，这些是真的吗？中国以前出现过很多城中村，城中村中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工作及生存处境，跟底层社会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没有像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那样持续走向极端而已。三和的出现会令研究者眼前一亮，这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研究的曙光，而是找到了更接近于极端的典型案例。）必须承认，中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的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人オ、资源、资本向大城市集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是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深圳出现了三和青年这一群体，北京、上海、广州会不会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例？至少目前三和可能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接近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而发现和研究底层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多地思考底层社会形成的原因，了解底层社会人群的生活状况，以及探如何面对和解能层社会同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写在前面的话 -
其实，收微信号背后的利益链很长，无论是收的人，还是卖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曾经一个青年也是做这项业务，过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说是已经把钱打过去了，什么时间见面。他当时并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意思，这种事情接连发生几次之后，他突然明白自己的微信信息也被老板拿去做了交易。可能是因为在与背后老板的交易过程中同样泄露了个人信息，这个青年把真实情况告诉给他发信息的人后，立刻注销了微信号，也是害怕有人再次联系，让他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三和青年活动及地点 -
在三和做调研的时候，研究者如果视自己为外来人，只能感受到三和生活的无聊与无趣；而如果视自己为内部人，则会逐渐理解人们为什么还要待在三和。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来自“三和小鬼”，他说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的一个特点就是外国人追求独立，而中国人追求热闹，喜欢几个人聚在一起。三和人比较多，比较热闹，又有便宜的网吧，待过一段时间的人不会想要离开。这可能就是社会学所说的小环境影响人和群体意识的形成。“三和小鬼”曾经耐不住他人的劝说，找了份工地的固定工作ー一打扫卫生，一天的收入相对日结而言更为可观，却在离开三和一段时间后就计划着回来，最终果然又回来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三和青年群体 -
像商品一样被转手倒卖，最关键的环节是在人力公司和务工者之间。三和青年对于人力公司作为中介表现出不同态度，当然对中介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工作的态度。有人说：“没有这些中介早就饿死了，不通过中介从哪儿得到这么多招聘信息，只靠自己去厂里找非常费事。有人还嫌这个中介黑那个中介黑，只要有这些中介就可以找到工作，先别管是做什么，不至于饿死就行。” 事实的确如此，在劳务市场中，真正垄断就业信息的是中介和人力公司，只有获取了招聘信息，人们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表面上看，中介和人力公司通过贩卖信息获利，但贩卖信息的前提是有数量充足的务工者成为信息交易背后的实物商品。当然，数量充足对于深圳而言并非难事，也恰恰因为数量充足，才导致中介和人力公司有恃无恐地做出一些违规的事情来，毕竟务工者作为商品在早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是供大于求的，进而形成了诸如押身份证之类约定俗成的规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三和人力市场 -
日结是理解三和青年及三和社会生态的关键环节，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日结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就招工企业而言，日结降低了管理、薪酬、社保等用工成本，尤其是对于一些有阶段性用工需求的企业，日结更是为其创设了灵活的用工机制；就中介而言，日结保证了一支有着经常性求职需求的劳动力队伍的存在，为其创利提供了无尽的来源就三和青年而言，日结既为其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也为其在时间分配、岗位选择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第二，日结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对于经济行为主体的行动目标的基本假设。良性的对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应当是行为个体在符合法律、道德且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资源优势获得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的行为。但在三和人力市场各方的博弈中，我们看到，对规则的破坏成为其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招工企业而言，巧立名目克扣工资的行为时有发生；就中介而言，夸大招工岗位优势淡化其劣势成为常态；就三和青年而言，描轻怕重、消极怠工，甚至拿钱跑路并不鲜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三和人力市场 -
如果说“日结”为三和各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那么廉价的居住方式则从根本上固化了三和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特征在以往究中，若以居住者经济状况共性描述，有人称之为“贫民窟”着以其城市化发展进程所处阶段描述，有人称之为“城中村”；若以其与中心城区的空间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状态描述，有人称之为“城市飞地”。近来，有研究者开始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如道格・桑徳斯就将其称为“落脚城市”，认为这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这些人也促进了下一拨乡村人口的迁移；更为重要的是，“落脚城市”揭示了这类地区（包括空间及居住其中的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非简单的固定实体。“落脚”既为所在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同时也为务工群体创造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它体现了城市包容性与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是城市活力的来源之ー。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和及三和青年之所以被关注，不是因其作为洛脚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阶层弹性，相反却是那些年轻人沉溺于城市边缘和社会底层，甚至是生存极限的自我麻痹的“大神”状态。在舆论的描述中，这里没有道格・桑德斯走访深圳时所发现的：“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 究竟是舆论的猎奇心理妖魔化了三和及三和青年的形象，还是三和如同道格·桑德斯所言：“落脚城市具有筛选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余的人最终只能返回乡村。”0 有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其余的人”没有返回乡村，而是留在了三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住宿与“住宿”
作者: 田丰, 林凯玄
副标题: 三和青年调查
isbn: 7511052878
书名: 岂不怀归
页数: 288
出品方: 新经典·琥珀, 新经典文化
定价: 58.00元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年: 2020-8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