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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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以彼得·拉斯莱特、邓恩、昆廷·斯金纳和J.G.A.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异军突起，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政治思想史中的伟大文本进行语境化的理解，因为这些伟大论述往往出自危机时代，是由深刻卷入时代纷争的“一个个活生生的、思考着的、感受着的人写出来的”。 但凡对政治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判断。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亲历苏格拉底之死，对雅典民主制丧失信心，自我放逐地中海，周游各邦苦思最佳政体之形式，遂成《理想国》一书；公元410年，“永恒之都”罗马城惨遭西哥特人洗劫，为警示尘世之城的统治者，奥古斯丁从基督教义出发解释罗马陷落的前因后果，写下《上帝之城》；1641年，英国内战如箭在弦上，为求自保霍布斯主动流亡巴黎，此后十年他的政治著述几乎与英国政局变迁保持同步的节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此同时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康德、黑格尔、詹姆斯·密尔，以及2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约翰·罗尔斯，都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圈椅中的哲人，还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危机和挑战。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2025-03-05 19:35:53

• 在洛克的所有观点中，邓恩最为激赏关于“信任”的思考。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依靠信任而活着”，信任的根基在于人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维系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无神论的最大威胁在于，它用互相对立的个人利益取代自然法作为人类信任的基础，结果却摧毁了人类信任的基础。由此可见，要想在根子上把握人类生活，就必须同时理解信任的不可或缺和岌岌可危。一方面，以政治生活为例，任何好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为了获得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舒适和丰饶”，“人们通常都愿意信任统治者，哪怕这份信任远胜于后者所应得”。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又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当统治者背叛信任，违反法律，伤及臣民时，人民将拥有反抗暴君的革命权。 可想而知，洛克的革命权理论在当时的英国极具煽动性，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试图削弱其现实影响力。可是在邓恩看来，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个看似极端的理论植根于英国人特殊的宪政传统和政治文化，因此有可能削弱它的普适意义。邓恩指出：“革命对洛克来说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一种复原行为，是对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的再造。”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诛暴君论和革命权理论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他们具备如此行动的“政治能力”。可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从来没有合法政治秩序可供恢复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所谓革命更像是“报复”，而与“重建”或者“修复”无关。邓恩指出：“洛克自己所理解的革命权的核心在于，如此这般的共同体保护自身的行动的权利和能力。他从不认为仅凭正当的报复行为就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2025-03-05 19: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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