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社会正义不只关乎物质资源，而且还关乎“关爱”这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社会正义在人们的关爱记不太多又不太少的时候才有意义。 冷漠自私并不单纯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关的制度性排斥问题。 我在公共生活中负责人，指的并不只是我的行为听从我自己的到的命令。我负责任指的是我知道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都会有影响他人的后果。我做什么，怎么做，不做什么，并不只是当我个人心目中的“好人”，而且还会旁及别人。我引当避免有伤害别人后果的，否则我的行为就会违反公共生活规范，找来众人的道德责备，所害我自己的名誉，破坏我自己的信用，等等。 那些容易受到我行为伤害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弱者。 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有少数人的残忍行为。”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一段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公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公会成员；伺候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直奔我而来，却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维系公共生活的不只是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如纳税、服兵役、遵纪守法等），而且还因为他妈恩有公共遵守的道德习俗。 1.承诺 在公共生活中，人们越是相互信任，对承诺的以来就越明显，易受伤害的程度也就越大，守诺的责任当然也就越重大。 承诺是一种协调人行为的社会机制，它的作用是将敌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承诺使用你自己的名誉为抵押来向别人保证。你把这么宝贵的东西抵押给别人，是让他确信你一定会照你的话去做。因此，在承诺的时候，你让别人对你的行为有了期待。承诺的道德意义在于，别人因依赖于你而成为弱者一方的时候，你以信守承诺保护弱者。 2.契约 契约关系常被解释为意志行为的结果，人们签订契约是他们自觉自愿的事，他们接受自己参与设置的限制，表现的是一种更大的自由。 3.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涉及的是专业人士和依赖于他们服务者之间的关系。 贝尔斯是这样分析此间的关系的：首先，专业人士的知识强过他们的服务对象。第二，客户有种种直接顾虑，如健康、官司、财经问题，二专业人士的顾虑不能跟客户相比。第三，在决定是否结成关系上，专业人士比客户自由。专业人士可以自由决定不接受某些客户，他们完全可能有别的客户。但客户则很难另找别的专业人士。 在政治不自由、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律师行业不可能形成像一声行业的那种职业规范。许多法律委托关系中的当事人会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完全信任受托人，受托人也不可能把保护委托人当做他行为的唯一目的。 4.友谊 在公共生活中，友谊并不只是指死人朋友之间的模切关系，有一只的是一个不断让陌生人加入“我们”的过程。这个“我们”也就是维系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团结”（solidarity）。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友谊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用的友谊，交朋友是因为彼此可以想互帮助。第二年中是享乐的友谊，朋友彼此因相同的兴趣、背景和爱好而快乐相处。第三种是道义结合的友谊。朋友间不仅有相同的道德信念，即所谓”志同道合“，更是因为朋友彼此尊重对方的道德信念。信念不同者照样可以做朋友。 密尔说：“很少有别的伤害可以大过朋友的背叛”。我们习惯信赖并充分信赖的朋友，“在朋友有难时袖手旁观或者甚至落井下石，这是一种（道德）罪行”。 宽容和公共生活 宽容指的是在公共领域中保持克制，而在私人领域中不放弃价值坚持。 可宽容的事情值得是那些人们在合理条件下虽不喜欢但可以接受的事。 在这个范围中，人们有理由不赞成某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却又尚未达到应当禁止的程度。在美国堕胎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未必是。 中国社会中的许多不诚实现象和行为，才道理上没有人会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实际生活到了不说假话办不成事的程度，那么虚假行为就成为许多人的可宽容之事。 我们比较容易宽容与我们比那么直接相关的人，对我们的直接亲人反倒不那么容易。 宽容易班只适合于那种不远不近的人际关系。公共生活主要就是由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构成的，正式由于公共生活中人际关系不远又不近，它才特别需要宽容的维系。

这本书之前看过绪论，今天是从第四部分开始看的。 在《博物馆和民族国家》中，作者对博物馆在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做了分析。

而且，博物馆具有全球化的意义，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即通过博物馆的陈列来突出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又通过全球化的背景来获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在第一部分：博物馆和生活世界秩序中，作者用两种全球化理论分析了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着重论述了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在中国清末明初时期所代表的现代化意义。 对我比较重要的是第五部分：博物馆和集体记忆

博物馆代表的是一种有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流文化或主流秩序观。博物馆收藏品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或至少不反对）的集体记忆。具有另类记忆（反记忆）性质的另类博物馆（亦称反博物馆）则要到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起突出代表就是谴责国家暴力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和柬埔寨大屠杀博物馆。 民则身份狗狗见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往往会很微妙的结合在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院看起来是一座文物想博物馆，但他对于任何一个可能的中国国家政权都具重要的政治意义。郭明当政权在撤离大陆后仍维持一个“故宫博物院”，便是证明。正如哈里希（Tamara Hamlish）指出的那样，故宫博物院的政治意义在于，他在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威服务（支持他的国家内权威）时，也在全球（世界范围内）为这个政治权威建立合法性。 为了在当今全球群体中的到成人和尊重，中国需要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故宫博物馆里，这一遗产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体现为金碧辉煌的皇宫、数不清的藏品和由它们所凝聚的帝王历史。帝王历史被当做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在各个不同朝代的陈列室中，许多本来并无联系的物品吧不同的帝王和朝代合称为一个“连贯”或者“连续”的合法统治史。文化遗产对于国家政权的用处在于，在全球环境和国际社会中，谁有了民族文化的合理继承权，谁也就有了政权上的合法性。 阿索巴所说，“民族遗产是民族国家的脐带”。博物馆展现的是一个关于民则国家主权的完整概念。国家博物馆以物品收藏记录一个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些物品来源的疆域宣示了与之有关的国家政治势力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