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

◎ 内容简介

本书是加缪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长篇小说《群魔》改编的剧作，创作并演出于1959年，由加缪亲自导演。彼时加缪已获诺贝尔文学奖。

《群魔》是加缪非常偏爱、对他影响至深的作品。加缪改编的《群魔》剧作中的人物，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情节是剥离的。加缪在塑造人物时采取思想立场的人格化方法，使人物的举止态度、立场行径显示着和预示着新的虚无主义，由此，整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反抗精神和虚无主义的冲突。

本书根据加缪原始版本译出，恢复了《群魔》首演时被删除的文字，并收录加缪《西西弗神话》中与《群魔》相关的章节，以及《群魔》公演后加缪与观众的座谈实录。

◎ 编辑推荐

加缪从青年时代起就阅读、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曾说“我是由《群魔》哺育长大的”，并将《群魔》与《奥德赛》《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戏剧并列为对他影响极大的四五部伟大作品。这部剧作一目了然地呈现了早年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加缪产生的影响。

本书恢复了《群魔》1959年1月在安托万剧院首演时因时长问题而不得不删除的文字，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既可供阅读研究、也可供舞台演出的文本。加缪在戏剧中恢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最初出版时被迫删除（中译本小说一般作为附录）的斯塔夫罗金拜访第科尼主教的部分，这个场景在全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加缪在戏剧结构创造上的亮点。

与原著相比，加缪戏剧中的更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不是斯塔夫罗金，而是基里洛夫。本书附有沈志明先生翻译的加缪《西西弗神话》中关于基里洛夫人物分析的段落，有助于读者理解剧本。

除了深入浅出的译序作为导读，本书还附有《群魔》公演后加缪与观众的座谈实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机智幽默又深刻的加缪。

本书属于先驱译丛系列，硬壳精装，精致烫印，附赠书签。内文采用80克雅质纸，裱封使用水瑟特种纸，整体沉稳大气，经典耐看。

◎ 推荐语

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1957年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

加缪在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法国作家、哲学家 萨特

加缪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抗精神的有洞察力的作家和戏剧家。他力求在戏剧中真诚地再现我们时代的悲剧性冲突。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刘明厚

◎ 金句摘选

倾我整个一生，倾我全心全力，唯望话语有意义，如同行为那样有意义。（基里洛夫）

我不相信永恒的来世生活，但相信现世的永恒生活。（基里洛夫）

人生最难的莫过于活着，莫过于不相信自己的谎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您的耽于声色又无所事事使您变得麻木不仁，使您变得无能去爱，而您好像对这种麻木不仁还挺自鸣得意的。您对可耻之事感到自豪，这才是可耻可鄙的呢。（第科尼主教）

您的心胸高贵，您的力量无穷，但令我恐惧，在您身上这股无用无益的巨大力量只是千方百计展现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于是，您否定一切，再也不爱了，什么都不爱了。须知所有的人，一旦脱离故土，脱离祖国，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现实，都必将受到严惩。（第科尼主教）

◎ 精彩书摘

批判虚无主义的文学杰作（译序节选）

沈志明

1957年开始，一家法国杂志终于发表了加缪于1955年撰写的《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文中指出：“我在二十岁时遇到这部作品（《群魔》），当时受到的震撼二十年后尚存。”“我将《群魔》与其他四五部伟大作品并列：《奥德赛》《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戏剧。”加缪说出爱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个决定性理由。首先，他从中找到一系列人性的“披露”，即平时有意识不表露出来的，并指出，“他（陀氏）不仅告诉我们已知的东西，而且告诉我们拒绝承认的东西”，就是让读者知晓他这位作家“本人的痛苦”，尤其是作家本人蒙受屈辱的场景，同时带有治愈屈辱的“悲剧性希望”。其次，陀氏在其作品中显露的经历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揭示了一种文明的真正危机。我们不妨引用加缪改编创作《群魔》时期的《手记》（1955）中的一句话：“对于我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作家，但他在尼采之前很早就能识别当代虚无主义，将其定义，预言其伤天害理的结果，并希图指明拯救的道路。”

由此可见，加缪选择陀氏笔下人物是与严格意义上讲的小说情节剥离的，他所选择的人物或哑角经常采取思想立场的人格化——至少从《西西弗神话》到《反抗者》是如此；抑或人物的举止态度、立场行径显示着和预示着新的虚无主义——伊凡•卡拉马佐夫和基里洛夫便是突出的例子。又如《群魔》中其他人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教式的老理想主义者，被加缪讽刺为陪衬的角色和唉声叹气的家伙；或者齐加列夫，所谓革命的鼓吹者，说教似的鼓吹俄罗斯革命，让老百姓直接掌权。通过齐加列夫，一条无形的线索，把恐怖主义者、“同类相食者”和“破坏文物者”联系在一起，把从法国大革命到恐怖时代（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从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各种类别的人全搅混在一起。好在，加缪并没有无条件地赞赏《群魔》的作者。例如，他跟安德烈•马尔罗一样善于启迪谦恭，不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狂热或挖苦人的手段”，所以加缪一再同时提及托尔斯泰，特别赞赏《战争与和平》。加缪的聪明之处，在于让陀氏和托翁并驾齐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寻求动态变势，托尔斯泰守持形态套路”，在《战争与和平》女主人公与《群魔》女主人公之间存在着类似电影人物与戏剧主人公之间的区别：更多的热闹和更少的肉欲需求。加缪之所以对作为政论作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兴趣不大，是因为他担心陀氏政论作者的一面会喧宾夺主而削弱作家优势。

简而言之，加缪把小说《群魔》改编成剧本并搬上舞台获得成功，首先多亏他正确地突出表现了反抗精神与虚无主义的冲突，并使之贯穿始终。

加缪之所以把小说《群魔》搬上舞台，与他早在1938年参加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出有关，该剧当年在阿尔及尔市由著名作家科波导演，加缪扮演伊凡。1958—1959年，加缪不再是个演员，而是改编者和导演。在剧本创作中加缪几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搬回文学殿堂，诚然，反抗精神和虚无主义的冲突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傀儡依然存在：彼得•维尔科文斯基、齐加列夫等一大串人物，恐怖时期的预报者们再一次堂而皇之纷纷登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也在其中，他们组成了一群“心乱如麻的角色”。我们不妨把加缪改编和导演的《群魔》演出节目单上的介绍摘录如下：“如果说《群魔》是一本预言书，这不仅仅因为书中人物宣告了我们的虚无主义，他们也把撕裂的灵魂或死亡的灵魂搬上舞台。”

加缪把《群魔》搬上舞台最主要的贡献是把当年官方审查删除的那一大段恢复了，即把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向第科尼主教忏悔的那一大段全部上演了。从内容，抑或从政治思想性来讲，这是加缪身为剧作艺术家、编剧理论家、戏剧评论家的最大贡献，因为他把文本被官方砍除的重要内容，即所谓“黑色中心”复活了。于是戏剧架构便替代哲学评论：对照斯塔夫罗金让人难以解释的行为，无论是行动的次要事件还是伊万•沙托夫神秘地被杀害。尽管谋害放在同等重要层面，陀氏采用了一则真人真事，虚无主义者涅恰耶夫被判了重罪（1869年）。这个场景揭示两个事件纠结在一起，互相昭示启发。很显然，斯塔夫罗金是混世魔王，预示真正的着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