鳟鱼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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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皮埃尔重提这个悲剧时，他和我的眼里都含满泪水。我问他怎么解释他表弟表妹们受的这些罪，他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每个孩子都会问，我为什么会出生？集中营幸存者的孩子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悬在一根细线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会，也许他们会认为自己本不应该出生。另一方面，因为不明原因，他们肯定觉得自己此生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父母那样强大，甚至可能对活着本身都有一丝模糊的负疚。” M.杰拉德·弗洛姆（M.Gerard Fromm）研究过创伤的跨代传播，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人类无法自己控制的经历一一那些压倒性的、无法忍受的、不可想象的创伤会从社会话语中消失，但往往会作为一种情感上的敏感或混乱的紧迫感传递给下一代。”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当时第二代大屠杀幸存者开始显示出他们父母的创伤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弗洛姆指出：“孩子们被迫处理父母自己无法解决的羞耻、愤怒、无助和内疚。” 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对幸存者的子女甚至孙辈的治疗，一系列症状开始浮现。患者解释说，他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驾驭这个不为人知、不可告人的“秘密”。幸存者的家人感到巨大的悲伤，这种悲伤永远无法表达，无法讨论。他们总是有种害怕甚至恐慌的感觉，他们总要试图规避任何形式的风险。他们的内心普遍存在着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尤其是对国家或政府。孩子们往往会选择医疗行业，做经常面对生死攸关情况的急诊室医生或心脏病专家。他们总有拯救生命的渴望，却无法真正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他们经常有一种被迫害的偏执感，对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有一种矛盾感。而且还有长期的抑郁和悲伤，一种无法以任何方式解决的哀悼感，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失落感。 (查看原文)

  Accelerator 2 回复 1赞 2023-10-30 23:51:13

• 在纪录片中，当隆和埃莱娜重逢时，埃莱娜问隆有没有向别人说过她们的故事，两人都说，她们从没有和家人谈过这些。传播研究领域的临床医生多里·劳布（Dori Laub）写道：“通常情况下，幸存者强调他们确实生活在两个独立的世界里，一个是他们的创伤性记忆里（这些记忆是自成一体的，持续不断的，而且永远存在另一个是现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希望，或完全不能调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 扎扎的叙述中有一种令人惊讶的语气。当死亡行军开始时，她因为朋友们在一起而高兴。当她们躲在沟里，盟军的炸弹从周围雨点似的落下时，她对春草的味道充满了好奇。她写得很高兴，很兴奋。这简直有种幽默感，有种轻松的感觉。当读者反应过来她们其实正在逃命时，这种感觉非常让人震惊。她的记忆和她的现实经历之间的这种不一致，肯定是一种防御机制，是某种形式的适应力。战后，她的悲伤和痛苦基本上没有被正视。她和其他八位以及其他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并被俘的年轻女性一样，都属于被大众忽视的一类幸存者。她在某种意义上别无选择，只能假装一切都很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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