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这本书给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战争是可怕的，无论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避免战争，追求和平。

没有办法读下去。作者主观意识强到影响我的脑波。也许是我太敏感。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世代作为的记录。 现代是什么？现代是人类世代作为的效果总和

在魏玛共和国1930年的那次选举中，纳粹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我采访的那些老兵当时都还是没有选举权的孩子。希特勒的上台，是他们的上一代人面对生存困境寻找强人时所做出的一致选择。但作为亲身经历过纳粹上台前后生活变化的一代人，这些老兵对希特勒政府的认同是毫无疑义的。这种认同使他们把纳粹发动的战争等同于国家的召唤，因而心甘情愿地在为国尽职的理念下走向战场，抛洒鲜血。 纳粹政权出现在百废待兴的德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希特勒抓住了民间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心理，因势利导地提出了消除失业、振兴经济的承诺。他在上台后对其承诺神奇般的兑现，大大提升了他的威信和影响力。但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一切同时又都是在为他的战争计划做着铺垫。为了复仇和扩张，他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需要民众绝对的服从，需要一支具有战斗力和义务感的超强军队。他的这些需求在1933年到1939年的6年德国备战期内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 图1-8：1939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生日，纳粹德国为此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德国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整个仪式历时4个半小时。一位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柏林老人对我说：“德国所展示出的军力让整个欧洲发抖。我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的祖国充分安全！我根本想不到这支叫做‘国防军’的军队会在受阅4个多月后就被投入了一场对外侵略战争。”图为即将受阅的摩托化步兵师整装待发。 国内有一个历史学者在访问德国时曾经问我：“是6 000万德国人被希特勒一个人愚弄了，还是希特勒顺应了6 000万德国人的民心？”这是一个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的问题。事实上，纳粹德国走向战争的深层原因是无法用这种二选一的方式来回答的。 我对他的答复是：“长期以来，西方在诠释‘二战’的成因时习惯把责任归咎于希特勒的‘个人疯狂’和德国民众的‘整体过失’这两点上，这就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依我之见，德国发起战争的起因应归结于‘四大要素’：第一，希特勒关于德国生存与扩张的理念；第二，‘一战’后战胜国的长期压榨所造成的德国整体性反抗；第三，欧洲列强争夺和远征的传统在德意志这个欧陆后起民族身上的延续；第四，以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为代表的德国的进攻和扩张传统。” 在我采访的那些老兵当中，抱着要开拓德国的生存空间、要向英法复仇、要为德国夺回殖民地利益、要弘扬普鲁士军队精神的主观动机而参军的人一个也没有。政治、传统和外部环境对他们产生内在的影响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易察觉。但是，这些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从表面上看，无论是被动应征还是主动参军，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几乎都是“为国尽职”，他们对纳粹领袖作为“国家化身”的精神认可，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他们的政治立场。 在花山市，我曾经和原海军老兵迈尔就此事谈了上述看法，老人很同意我的“四大要素”论，因为我们谈得很投机，彼此就有了一种“初级”的忘年之交的感觉。我们在他家小楼的客厅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把一大瓶葡萄酒喝得精光。 图1-9：海军老兵迈尔。迈尔在当兵前读完高中，战后又读了大学。在对“二战”历史的看法上，他的态度明显具有知识分子的反思特点。 迈尔先生性情温和，风度儒雅，这从他年轻时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年过八十，但眼神中依然充满智慧。他在战后就读于哥廷根大学，退休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的结发妻子是大学期间的同学，已于2001年去世。老人的两儿两女成家后就不再和他一起生活了。喜欢读书的老人似乎比较容易打发晚年的时光，他说他每天沉醉于博览群书，并不感到独处生活是如何寂寞难耐。不过，他家里悬挂着他夫人的那张巨大的照片表明，他对夫人抱有着一份深深的怀念，并长期以这样的方式与她日日相伴。 在战争中，迈尔先生曾作为一名海军军官领导着一支65人的船队执行布雷和扫雷任务，先后到过北海、波罗地海、芬兰湾、大西洋和地中海。因为不需要直接参战，他在整个战争中毫发无损。和2/3的舰只被盟军击沉的德国潜艇部队相比，这简直就是福星高照了。在和他同时入伍的花山中学的同学中间，1/3的人都战死了。战后，他的中学母校曾组织过一次幸存老同学的聚会，共有25人到场。大家在谈到阵亡的同学时，纷纷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的义务感被罪犯们滥用了。”对此他感叹说：“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二战’的军人们终于否定了自己追随过的‘国家代表者’的合法性，把纳粹领袖归纳为罪犯。这就是进步。” 我请他评价“二战”时的国防军。他思考了一下说：“义务教育制使国防军里没有文盲。大家进入军队的途径几乎都是同样的：高中毕业后走出校门进军营。德国军队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文化素质比较好。不过，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并不总是成比例的。德国人重等级，重义务，重服从，加上长期缺乏民主的观念。所以，做事漂亮的德国人总需要有明君治理。这就有点赌运气了。如果碰上独裁的领袖，它就是一支极大的破坏力量。‘二战’时的德国军队就是一支破坏力量。不仅给别的国家，也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性破坏。” 我说：“德国民众被‘滥用’在先，觉悟在后，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老问题：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迈尔先生平和地答道：“我认为，民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通过领袖来实现的。领袖代表人民时，人民就创造和推动历史。领袖专制独裁时，人民作为他们的工具被滥用就在所难免，一个‘国家义务’压下来，你就再无其他选择。德国人从‘二战’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拒绝独裁。” 图1-10：在第三帝国期间，德国青年的良好教育、求精特质、服从天性加上纳粹的战争政策，使他们一批批地从平民变成具有可怕战斗力的军人。右图为林堡的应征入伍青年身着西服走向军营。左图为在波兹南的德国军营中举行的新兵宣誓仪式。 在花山举行的老兵座谈会结束后，我开始挑选家访的对象，然后在老市长的帮助下逐个登门拜访。迈尔先生是第一个，接着就是老兵克诺内尔。 克诺内尔是毕业于布朗什维威克大学的医学博士，家住小城的边缘。那是一幢外观古朴而内饰豪华的白色建筑，小楼门前有一片绿地，背后是一片起伏的牧场，再远处就是茂密的森林，云雾飘来时，近处可见，远景模糊，那动人的层次产生出一种风景油画的效果。看得出来，主人崇尚自然，也非常注重生活的品位。克诺内尔博士出生于1924年，但看上去像是一个60多岁的企业老板。他面相年轻，精力充沛，穿着也比较考究。 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我说：“我也希望这样，但有时还是犯低级错误。”一来二去，我们的距离就缩短了。他笑着说：“中国的历史太长，语言和文字都太难了，所以德国人很难真正了解中国，但大家都承认：中国人是高度智慧的。我们欧洲人还睡在树上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已经睡在房间里了。”……闲聊了一阵之后，我向他提出了打仗的“动机”问题：“您那时想过为什么去打仗吗？” 图1-11：“一战”的人员牺牲和战后的经济困境造成了德国人口的减少。纳粹党上台后大力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左图是克诺内尔博士的祖母获得的“德意志母亲荣誉勋章”，这种奖章是颁发给生育不少于8个健康孩子的“雅利安母亲”的，奖章的背面刻写着：“孩子使母亲尊贵”。 克诺内尔博士微微一笑，打开了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赫然露出一枚制作精美的勋章。我以为是军功章，他摇摇头说：“不，这是1938年12月16日政府发给我妻子的祖母的一枚勋章，奖励她为德意志祖国生育了8个孩子。当时离战争的爆发还有9个多月时间，德国需要人口，而且特别需要男孩子。战争结束后，这8个孩子中还剩下5个，这在当时的德国家庭中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在我自己的家里，4个男人打了两场战争。我父亲在‘一战’中把一条腿丢在了俄国战场。我们兄弟3人在‘二战’中全都上了前线，我哥哥像父亲一样也进了俄国，但他的运气比父亲还差，死在了苏联，剩下我和弟弟先后都负了伤。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国家而出生，为国家而死伤，没有什么个人的选择。人们对义务的理解，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束缚。当时的德国可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与和平概念，人们受纳粹宣传的影响很大。而我呢，当时是一个孩子，对犹太人、对共产党、对社会公正都没有任何概念，我们只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为祖国做事的义务，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也都是这样。只要是国家需要我们扛枪，我们就得去。” 图1-12：克诺内尔博士在1942年和2002年的留影。1942年，刚满18岁的克诺内尔被征入国防军。两次大战都波及到他的家庭。“一战”期间，他的父亲在和沙俄作战时重度伤残；“二战”期间，他家兄弟3人全部参军，结果是一死两伤。 克诺内尔在战前住在位于柏林正北方向的小城诺伊鲁平。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帝国水晶夜”事件，1 000多个犹太人的商店被砸，191个犹太教堂被焚烧，两万多犹太人被捕。这场疯狂的浪潮也波及到他的家乡，当他在第二天早上看见道路上遍布店铺被打碎的玻璃时，他第一次从大人们的嘴里听到“犹太人”这个名词。 1942年，刚满18岁的克诺内尔应征入伍了，他先后到过波兰和法国。在德国投降前夕，他所在的部队陷入了西线美军和东线苏军的夹击之中，他和战友们把武器投进水里，纷纷跳进易北河，拼尽全力游向西岸的美军，没有一个人愿意落入身后的俄国人手上。 克诺内尔说：“在美军的战俘营里，我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了解到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开始知道我们的国家在战争中对占领区的平民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一段非常残酷而无耻的历史。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些反人类的行为是我们德国人干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后的和平年代里，我的孩子们不止一次地问我，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跟着一起干？先是儿子问，然后是孙子问，现在又轮到了重孙子重孙女问。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是真的，但是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知道真相，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一句‘为国家尽义务’就可以让我们为跟随犯罪政府提供全部的合法性。” 图1-13：老兵克诺内尔的个人文物——“土豆路条”。战后，克诺内尔上了大学。那时东、西两个德国都还没有成立，百废待兴，物质匮乏的德国由四大占领国共管。为了杜绝黑市贸易，占领者对民间生活物资运输实行着严格管控。这张由地方警署出具的证明上写着：“大学生克诺内尔获准把自家储存的10公斤土豆从诺伊鲁平携带至柏林，实施日期：1948年2月23日” 我问他：“那您怎样理解今天仍然在发生的战争和杀戮呢？” 他停顿片刻说道：“我认为只要有人类，战争和杀戮就不会停息。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他的进攻性和占有欲是一种先天编好的程序，战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会永远和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重复前人的蠢行。” 图1-14：纳粹宣传画既是当时德国价值观的体现，也影响了很多德国人价值观的形成。左图：德国大学生——为元首和人民而斗争；右图：你是前线。 为了进一步了解德国士兵在“二战”中的参战动机，我查阅了很多书籍，其中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一段论述引起了我的注意。施密特先生出生于1910年，“二战”开始时已经29岁了。战时他服务于空军，曾在德国防空指挥中心的参谋部工作过。在苏、德战争期间，施密特也曾随军到过莫斯科城下。从一个由独裁政权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历史观对于一代“二战”老兵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他在1989年为《战时德国人》一书做序时写下了以下感言： 对于那些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已经成年的德国人，那些在战争过程中成年的德国人，以及那些在战后20年、30年、40年内成年的德国人来说，对战争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每一代人都倾向于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和评价前人。我们的儿女可以相信我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纳粹分子，却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抵抗纳粹的斗士。他们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和平环境中长大，他们只需要很少的勇气就可以在机场的铁丝网外，在核电厂的围墙边，在导弹基地的警戒线旁群起示威，甚至还能够动用一些小小的暴力。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同样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去做类似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全面专制、独裁政府以及其对信息和教育垄断的恐怖。希特勒军队的多数士兵不是纳粹，但他们的身世、所受教育以及所谓国家的至高利益都要求他们去为祖国效力。即使是那些想要推翻希特勒和纳粹独裁统治的德国人，也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从而把祖国交给它的战争对手的想法。对于德国人来说，“二战”是我们对国家尽职的悲剧。我们对国家的义务感被希特勒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