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 No.1

向往：

心里不是没有向往。却又觉得了无兴趣，有一种格外冷清的心境。

这些微小回顾，告诉我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还未曾消退。而我对它的回顾，并非是对上海这个特定称谓的情感。那是对南方的所有感受。

丈夫温和，女儿乖巧，家庭美满，工作顺畅。但这种种一切，未曾给予她内心这明确的感知。只有这个带有危险性的陌生男子，才是她的理由。如同她在少女时摧毁手腕的理由。

真实：

在那一刻，我又是一个成年女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醒来，看到窗外的暗蓝天际。曾经跋山涉水而山高水远。也曾困守城市繁华不知何去何从和。看过世间风景，尝过人情冷暖。身体是成年的，心是提前老去的。内心有一部分始终属于一个童年期的女童。

有时它在沙发上紧张地舔毛，这样急迫，仿佛这是折磨它的事情。它把身上脱落的碎毛舔进肚子里，在不被发觉的深夜呕吐，吐出大颗坚硬的毛球。

最终，享受无法理解的美好，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盲目的低估。不能说不是一种浪费。

原本明亮无欺的欲望，逐渐凸显繁杂无趣的人性。若有计较，哪怕只是一些些，也会一拍两散。

和平时代终于来了。虽然贫穷，日本人努力工作，有了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的经济高速增长。开通新干线、举办东京奥运会，还有阿波罗11号登月。而60年代总体上是理想主义抬头的时代。肯尼迪政权诞生，公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披头士，1968、1969年学生运动高涨，法国新浪潮电影、迷幻摇滚、反主流文化，摇撼着世界。年轻人相信未来。他们认为当时的大人们既愚蠢又贪婪，没觉悟，无思想，净干蠢事，等到自己这样理想主义的、具有先进思想的年轻人长大了，世界不可能不美好。

《1Q84》的主题是到另一个世界去。要问与眼前的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便在于那里是更为原始的世界。那是一个小小人从大地之下爬出来，到处改写我们已看惯的事物的世界。在那里，宗教带有更为原始的倾向，人与人的交流也更为直截了当。人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具备更为原始的胆量。

《静静的顿河》有趣之处，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思想背景的人却加入了白军的反革命阵营，他们不断被驱赶着走向悲剧。与《平家物语》一样，总之是败北的故事。1984年，就是社会再造，或者说重组告一段落，有经历了石油危机，借助高度的资本主义体制，世界重新前进的时代。

村上觉得后期的夏目漱石可能认为这一类大众的、生动的气息似乎更像是不纯的杂物，想追求更为纯粹的什么东西。照村上看来，一旦想追求纯粹的东西，小说往往就会变得无聊。

村上心想把人家的客厅描写得再细看了也没用。但是做翻译时，一字一句仔细阅读后，对事无巨细的描写由衷感到佩服，觉得真是花了功夫。菲茨杰拉德也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对故事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些部分却牢牢地起到了镇石的作用。但对盖茨比的内心几乎只字不提。故事的惊险氛围就营造出来了。没有被描写的事物开始拥有了意义。

十岁的时候，两人在手牵手的瞬间，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戏剧性的宿命感。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它。什么性呀将来呀，这种东西毫无关系，只是把纯粹而完美的邂逅作为一个观念接受下来而已。

第三新人作家的作品中，父亲大都是不存在的。不然就是以软弱、被背叛的父亲形象出现。已经不再背负判断某些事物和提示绝对价值的使命。从前当军人时候耀武扬威，神气活现，战争结束后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的父亲。

村上认为自己在追求十九世纪式的完整的小说形态。只要翻开一页，就能带人进入另一世界的读物。至于自我如何、心理描写如何、与社会的结合如何，不去一一思考这些事情。首先看读物是否有趣，是否惊险。但同时，如果故事本身与自己的存在根本没有紧密联系，就没有写作意义。当时：长的小说？长也没有关系。只管写出来。空闲嘛，要多少有多少，什么主题都行。但总之，故事必须是与“我们”相关的生动、豁达的生活与人生。必须能让“我们”忘记日常事物——小说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晰。但进入二十世纪，“我们”的观念变得模糊不清。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普通百姓也纷纷加入文化消费者的行列。政治运动活跃，反资产阶级的运动愈演愈烈。不同的艺术、价值观纷纷涌现。

村上从欧洲回来，一段时间陷入虚脱，相当费力在日本寻找自己的位置。《挪威的森林》闹哄哄的时候一直不在日本，心想热度差不多冷却了。可回来一看，余波未平。

村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所以不断地写小说。久违的创作冲动喷涌，每天写，仿佛停不下来。也许是《挪威的森林》后遗症，在回到日本的一年左右村上不想写小说。到了普林斯顿这种感觉烟消云散。

第三新人：1953到1955年的文坛新人，文风回归二战前非政治小说为特色。战争结束了，身份不再是军人，被告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大家都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战争刚刚结束的自由氛围中，小说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无须介怀周围。

契诃夫写《萨哈林岛》的心情：不太陈述意见。只是认真观察细微之处，加以描写。观察后描写，再观察，再描写。他的愤怒和悲痛静静地浮现出来。不是愤怒或悲痛地在写，只是凸显结果。

《地下铁事件》：要问除了写小说，还会做什么。春树老老实实坐下来，倾听人们诉说，然后写成文章。

村上到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去旁听对奥姆真理教的审判，写下好几册审判记录。那时已经没有以事实为基础写作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写成虚构作品。青豆确信自己在伸张正义，而实际上犯下了连续杀人罪，还沉湎于性的欢愉中。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徒会强烈感觉自己稀里糊涂便被拉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干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假想现实，在量刑上只能判死刑。

纳粹通过彻底的思想灌输，封闭了回路，将虐杀犹太人的命令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艾希曼被村上认为只是个能干的官僚，非常有效而巧妙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好几部纪录片中，艾希曼完全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判死刑。这是一种思考的封闭性。尤其是现今信息泛滥的网络社会里，甚至连强加给自己的是什么，也渐渐变得毫不知情了。以为是自发行为，而实际上很可能是无意识地受到了信息的强制。就是说：即使与杀人行为没有直接联系，明明受到不可见的体制的驱使，却好像是由自己的意志选择的。

村上认为，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受到损伤，只不过是自己没有注意罢了。知识的传授，某种意义是将回路封闭起来。《1Q84》中登场人物受到的伤害，虽然被极端地放大与夸张，但也有村上的投影，设想“自己也许便是这样的”。

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需要导入第四轴线的恶来全面解释世界。倘若正视人类的现实心理，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地拒绝恶，大概都不得不承认人类是无奈地顺从于它的。与其说人类寻求绝对的善，不如说是呆立在善恶的相对化中，不得不拥有足以忍受这种状态的坚强。青豆从避难阶梯走下去，抵达了原始的东西一点一点渗出地面的地方。所以，宗教也非得接近原始的东西不可。

家庭暴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村上觉得是一种隐喻，一种类比。信息变得能自由、等价地交换，比如网络、博客、电子邮件。在整个社会会广泛播散的恶意和虐待正在滋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什么人伤害，或者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伤害了别人。暴力在家庭这个空间里显现出来了。

村上从十几岁开始看英语原版书，菲茨杰拉德的书反复看了好几遍。可在1980年，除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书店几乎没有翻译过来的他的作品。

对文学而言，尊敬之心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就写不了小说、文章。小说家需要向别人学习。

推出经典作品的新译本，好比老鼠去给猫脖子系铃铛。但是，为了新一代读者，必须有人去做这件事。

塞林格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印象鲜明的书，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要再次阅读的心情。那部小说往往被理解为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反抗成人社会，主张抛弃虚伪，并付诸行动，但村上认为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不仅仅如此。

塞林格是把自己从军时代的严重精神创伤寄托给一个叫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年轻的分身。也是一部凸显塞林格作为犹太作家的自我认同的作品。

2009年村上获得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奖。为什么要接受镇压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授予的奖项？日本进步媒体认为应该拒领，虽然是个文学奖，却成为政治施压。日本民众进行拒买。

村上批评媒体：想象力匮乏、姿态僵硬、令他失望。村上认为公正的媒体应该根据各种可能性去评论事情。同时宣称：单方面喷涌的信息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村上不常看报纸，即便如此，也感到信息像水库溃坝带着压倒一切的力量冲来。

村上的自我辩护：心中产生责任感，特别是写了《地下铁事件》，认为自己可以领奖时候说说该讲的话，是必须做、必须承担的事情。据村上自我披露，不喜欢、不愿意这种领奖，却因为内心感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努力去做。

心想自己根本写不出来这么漂亮细腻的文章来，还是只读不写更好。

菲茨杰拉德是既写长篇也写短篇的作价。他的资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但最终似乎以毁灭自己的方式结束了人生。

没有引爆材料的现实事件，便写不了小说：没有素材就无法写作的人。自己制作材料，自己导演，然后付诸行动写成小说。

海明威上了年纪后陷入困境，因为他利用现实事件来创作故事的倾向也很强。斗牛、战争、西班牙、钓鱼、狩猎。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直面自我，不实实在在地描写与外界相对的自我，不描写其深深的痛苦，就写不出来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作品。

所谓纯文学的作家，在构筑自我时，宁愿从内部开始，而非从外部包围。如果非做这样困难的事情不可，小说也好，小说家也好，都将难以为之。

二十世纪的作家几乎都掉入这个陷阱。十九世纪对自己写小说的行为不曾有怀疑——后来无法满足于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小说家。两次大战和俄国革命加速了这一状况。

村上喜欢钱德勒，因为钱德勒是例外地实现了自我的作家。钱德勒的小说，对自己的故事毫无不安感或不信任感。他是渴望坚持写作纯文学的人，在读他的作品，让人感到丰满、完美。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很受瞩目，村上很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小说几乎不写自我。以南美的风土为舞台，在土著风景中，也就是在外界环境的环绕中，人物形象浮现出来，而不是从内部去描写自我。

《挪威的森林》和翻译雷蒙德·卡佛，成了村上在美国的名片。

日本不乏优秀的编辑，但他们终归是公司职员，也有屈服于公司规则的情况。村上认为，与美国出版界打交道轻松得多。

在旧金山这样紧随流行文化的城市，村上在畅销书榜好成绩某种程度上是可能发生的。《波士顿环球报》也是在知识分子众多的新英格兰发行的报纸，不太容易简单地普及。

《纽约时报》虽然是地方报纸，但附有“纽约时报书评”的周日版却是全美发行的。上面畅销书排行，翻译类图书挤入很困难。纽约时报书评的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与旧金山、波士顿的意义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