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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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清楚看见两条灵学研究路线的分岔，而这也反映了不同灵学阵营在科学与宗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寸拿捏、合与拒斥。就上海灵学会而言，其成员更倾向于宗教动化的主因来自目睹社会变动下人心的颓放，他们将道德基础的瓦解归咎于打破迷信、物质至上的意识形态，如俞复即认为提倡无鬼无神的后果最终造成“戕贼不仁，毁义灭性”。由是观之，灵学会从事灵学研究的动机无非是伦理性的，他们尽管动用了若干西方的学术语汇，但最终之目的是要重申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以此达到移风易俗、经世济民的理想。相对地，就催眠学会而言，其成员明确地以“精神科学”一词来定位灵学研究，选择以催眠术作为探触心灵现象的直接途径，并对民间灵异传说与宗教仪式多有质疑。研究者透过催眠术达到的眼见为凭取代了鬼神的谕示。虽然他们同样有感于社会问题，但他们的目光更多朝向未来，期望寻求精神的客观理，而非回归圣贤的主观教训。 在方法上采取扶乩或催眠术的路线选择，不仅开了不同机构的研究主轴，也让它们走向不同命运，招来程度不等的攻击。上海灵学会几乎集中了知识界的炮火，包含鲁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五四知识分子都严厉批判其中充斥的鬼神色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授心理学的教授陈大齐，更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发表《辟灵学》一文，点名上海灵学会发行的《灵学丛志》内容“荒诞离奇”“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所谓扶乩的自动作用实乃出于“下意识”。相对看来，中国精神研究会、中国心灵研究会等催眠学会就甚少被人直接点名攻击，即使它们的规模可能更为庞大。这当然不代表批判上海灵学会的知识分子认同催眠学会的灵学观点，而是催眠术在科学与迷信的对抗间提供了一层缓冲，许多知识分子尚且愿意接纳催眠术。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2-01-19 16:02:59

• 函授网络所体现的这种互惠与承认的交换模式，让人想起法国人类学家莫斯（ Marcel Maus在其著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achange in Ar chai Societie）中提出的“礼物经溶”概念。莫斯认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抽象平等、随着交易结束而告终的社会关 系；相反地，礼物经济则是一种充满道德性的集体社会关系，“是集体之间相互强加交换和契约的义务”唯有在给予、接受与回报的循环中，一种“互惠”（ reciprocity）的社会关系才能稳定地确立下来，并体现一个人的“信用”和“荣誉”。往后的科学史家延续莫斯的洞见，进一步指出这种互惠交换逻辑也同样贯穿在近现代的科学活动中，在研究赞助、期刊发表、资料采集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于形式上，催眠函授教育里“接受教学、提交报告、换取承认”的互惠回路，与许多科学家生产知识的程序着实无太大差异但另一方面，“互惠交换”的逻辑却面临牵制，我们无法忽略市场经济主导了催眠学会会员的前端选择过程，商业竞争也使得同业之间难以形成一个相互承认的科学社群。 比方说在催眠术的市场上，利益的驱力总是令剽窃大行其道，时常可见催眠学会公开指控他人侵占著作出版权或假冒学会名义招揽生意。中国心灵研究会曾经检举一个名叫黄文石的男子，在荷属八打威埠翻印《电镜催眠法》，并把余萍客的肖像置换为自己的相，责其仗着“帝国主义殖民政府保护之下”造成学会损失。 (查看原文)

  韧勉 2赞 2022-01-19 15: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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