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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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没有现象与实在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古典儒家传统没有二元论的世界观，而二元论的世界观必然会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实在的看作是客观的。客观性的观念提供了一种外在于“客体”的视角，因而把它们作为对象创造了出来（它们总得与什么东西“相对”）。没有了这种客观性的观念，就只可能存在匆匆而过的环境之流。没有了客观性，客体就化解为我们周围的变化不定之流，它们不是物体，而是事件，它们与别的事件融为一体，这样也就化解为我们的经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非客观化、非事实化的话语是过程语言，说这种语言，听这种语言就是体验事物之流。 (查看原文)

  [已注销] 4赞 2012-12-11 18:39:37

• 对中国人来说，在“万物”或“万有”背后没有“存在”；在“多”背后没有“一”，在表象背后也没有实体——即：只有存有存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秩序原则，没有那个超坐标的“一”作为充足因而独立于它所规定的宇宙。相反，只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性的“规律”。它只存在于世界之内，是它使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与决定性，又由于它内在的未决定性，使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新奇与不可预测。 对古代印度人来说，我们这个世界只是许多世界之一。对柏拉图的希腊来说，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它有边缘、自为内容、自足，是有限的与静态的。正因为实有的自然状态是静止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以一个原始的推动者才是逻辑上的必须。对中国古代来说，宇宙既不是希腊一元式的，也不是印度多元式的，而只是“如是世界或运行世界”，不需要英语中的定冠词the或this去将它对象化。正是这种将世界对象化的能力使得西方哲学家们同自己的背景分离而走出世界，设想一种不基于任何立场的观点。正是这种“无立场观点”保证了寻找客观真理和确定性的可能。 相对地，中国人的“如是世界”是独一无二、无边无际的，而且观者永远身在其中。由于没有对象化真理的立足点或基础，描述与指示的界限模糊了。因为主体总是自身被牵扯进他组织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谈论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 这种没有对象性视野的更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对这个世界说某事（甚至只是想某事）等于是在对这个世界做某事——这些都有行动的面相。在西方，理论与实践的截然分离使得人们认为说话不是行动，也才使诸如“言论自由”的口号得以成立，这都基于这样的看法：理论奈何不了客观世界。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则认为思想和言论都是“行动”，它们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环境。 (查看原文)

  [已注销] 2赞 2012-12-13 13: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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