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角度

原文摘录   · · · · · · 

• 爱尔兰诗人希尼早期的评论文字很短，也比较简单，讲得也较具体、平实，穿插小小的机智；但是后期评论则越写越长，并且趋于复杂、隐晦，不易把握，这乃是他的思考随着诗艺的逐渐繁复而不断深化所致。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则相反，收在一九八七年的散文及评论集《少于一》里的文章，文字密度高，词汇丰富，句子盈满得几乎要溢出；收在一九九五年的散文及评论集《论悲伤与理性》里的大部分文章，则趋于简洁，美国口语和俚语用得较多，文章结构也比较松散。前一本散文集的风格体现他中年时期充沛的精力和开始用第二语言写作时的野心，想考验和证明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尤其是考验和证明自己对英语的掌握——隐含他想获得承认的强烈愿望。第二本散文集写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期间又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这时他已全面获得承认，他对英语的掌握已“近于母语”（南非作家库切语），他的阅读兴趣更趋于古典或现代经典，例如贺拉斯、奥勒留、哈代、弗罗斯特；还有，他这些文章有不少是公共场合的演讲。前一本散文集的内容主要涉及俄罗斯和欧洲现代文学的经典，有“异国情调”：后一本散文集主要涉及英美文学经典，有“本土情调”。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后一本散文集的语言风格。再如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文章隐晦艰涩——极其个性化的语言；但谈话却明白流畅——绝对是公共语言。如果由一位风格单一且以“达意”为准则的译者来翻译这些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写的作品，可能会毫无变化。而直译则会有较大的可能性去体现这些变化。 (查看原文)

  Pimlico 2020-08-14 16:34:59

• 诗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很同意布罗茨基的一句回答：写好诗。难道写好诗，为人类（或收窄一点，为民族、为同胞）提供养育心灵的精品，不也是可以“为祖国服务”吗？每一个人都专心致志于自己所从事所献身的事业，发挥所长，弥补他人所短，如此相辅相成，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人文环境，难道不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吗？ 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而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共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诗人当然可以写社会、政治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强诗歌的爆炸力而把社会、政治纳入诗学论述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语言变成社会、政治论述的工具。当他尝试发掘自身的潜能而又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这种料的时候，他就应该立即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并撕毁已经写好了的。穆旦后期诗，以及他与此有关的种种想法，恰恰是把诗歌当成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要考虑的显然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政治走势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个人观点。他失去了一个杰出诗人应有的清醒：他没有主动放弃计划要写的，更加没有撕毁已经写好了的。 (查看原文)

  Pimlico 2020-08-14 17: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