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 第七章 第三图像:所多玛之人
闻夕felicity (此时正是修行时)
读过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罗马与同时其他城市并无二致,人性的高贵与堕落在罗马的大街上并存。人若信教之心越虔诚,发现的就会越多。无论哪个教堂,只要事先安排有特别奉礼,大批乞丐就会在那里聚集。格里高利·马丁曾写道,放眼所及,“有太多太多苦难悲惨的人”,“他们聚拢在街道的两旁,我从没见过如此情景”。马丁被告知,在这些跛足的、疯癫的、瞎眼的、聋哑的人当中,大部分都不愿意住在城市的慈养院中,而宁愿摊躺在大街之上,在行人川流的教堂附近寻找机会,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获得路人更多的施舍,远比教皇庇护四世定下的每日七个铜板的救济钱要多。 [10] 他可能和利玛窦一样,并不知道其中细节,这些乞丐多是被其秘密领袖精心组织的,他们分为十九个小组或“专业”,还被仔细训练过,扮成诸如疾病缠身、重伤残疾、土耳其战事的伤退老兵,或是恶魔上身之类的各色人等,以最大程度博取民众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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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在果阿也用奴隶做工,在那个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体力劳动都由白人来完成。而在澳门,奴隶也很常见,那里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大概是五比一。 [19]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当中很坦诚地谈到,他帮助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找回那些出逃去中国内地的奴隶,利玛窦自己在华期间也带有黑奴——“一个印度黑人”和“一个非洲黑人”,至少在他来华传教早期是如此,黑奴在耶稣会士住所当家佣和守卫。 [20] 还有其他黑人给利玛窦做翻译,直到他本人学会汉语,这些人可能是澳门的华人和黑奴结婚所生的后代,他们从小就成为天主教徒,同时会说汉语和葡萄牙语,因而是翻译的绝佳人选。利玛窦有一次提到,这黑人把中国人给吓坏了,之后在他的传教生涯里就再没提过黑人。由于他的汉语水平逐步提高,渐渐可以转用中国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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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卖到海外的华人里,很多原本不是奴隶,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被绑架的儿童,卖到外人之手,价格出奇一致,每个男童或女童大概是十五至二十达克特。有些孩子出身读书人家,最终会成为葡萄牙军官或历史学家的秘书或助手。虽然果阿总督在1595年明文禁止买卖中国奴隶,违此条令的葡萄牙人将被处以高达一千达克特的罚金,但此交易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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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看法可以拿来作一个类比。尽管他有时候被视为一个对中国毫无批评的完全的赞扬者,但他并不是。对于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利玛窦内心挣扎不已,他从没有产生过一个综合的意见。他只是提出了两组毫不相容的观察,无疑,现实的中国正是居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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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中国札记》的某处记到,他第一次拜访韶州时,被邀请去了韶州城外的一座佛寺。利玛窦的描绘细致入微,其实他正在搭建一个精巧的修辞结构,以阐述自己想法: 在那里,我们眼前是一片平坦的山谷,绵延到远方。两旁的山体并不太高,满山种的都是果树和其他悦目的树种,四季常青。山谷的田地里耕种稻米和其他蔬菜,由溪水灌溉,永不枯竭。清澈的水流从山谷中央穿过,洗去两岸的尘埃,直流向远方的青山。 [29] 然而,这样美妙的地方,真正的中国伊甸园,也是朝拜一位僧人的圣地所在 [30] 。这僧人生活在八百年前,他以自己的肉身来喂养蛆虫,在利玛窦看来,这其实是对禁欲苦行生活的一种嘲讽。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僧人,甚至连对这种被扭曲的虔诚之感觉都已丧失,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片美丽的风景大相径庭:“他们生活放荡,有些人娶妻生子,这是佛家清规所不允许的,有的人还去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杀人越货。” [31] 同样,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统治者,也已不复高贵,纯洁过往已被遗忘,他们堕入了欺骗与贪婪的循环,暴力斗殴风行,盗贼四起,监察者自己都须被层层防范。在中国人优雅外表的背后,隐藏的是可怕的现实:人们之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不信任自己的同乡、挚友、亲戚,甚至是亲生孩子。还有,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也是破碎万分,市场上的任何物品,都有两种价格——“其一是给当地人的价,其二是给无孔不入的官员的价,后者要便宜太多”。官员们以这样虚假的价格从手工匠人和商人那里买到任何想要的商品,其结果就是,诚实经营的手工业者无法生存,被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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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年11月,就在利玛窦来华不久,他写信给罗马学院时期的同学弗利加蒂,描绘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惧怕他们的统治者。他说,这里的官员在举办公开仪式时,场面比罗马教皇都要盛大虚华,而皇帝本人就像古代亚述的暴君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一般,被禁锢在宫殿中,周身环绕的是妃子、太监、鸣唱的鸟儿和开花的果树,虽享尊荣,但难掩其可悲。 [33] 晚些时候,利玛窦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观察到,皇帝本人是如此恐惧,他不再面见廷臣,不敢外出,除非私下出行,安排一队完全相同的马车,乘坐其中一辆。皇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到处都是欲置其于死地的仇敌”,而根本不是自己统治之领土。在利玛窦看来,他的生活“与地狱无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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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玛窦来说,万历皇帝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独裁专行,但从另个角度看又显得处处受制。然而,最终看来,他还是对利玛窦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我们看到他在临终前对科顿神父——这个比他年龄更小的同时代耶稣会士——表达出无尽钦慕,我们就能想象,利玛窦一定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万历皇帝的告解神父,就像科顿使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国王——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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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玛窦从没有和皇帝当面交谈过,更不用说使他皈依。皇帝只和自己的嫔妃与太监交谈,在这个世界里,这些太监的权力就迅速上升,因为他们成为皇帝与宫墙外的官员交流的唯一纽带。利玛窦与皇帝打上交道,所有一切都是通过太监进行。在此,又一次地,利玛窦对此情况的看法依然很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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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他宫廷里的太监极端残忍,经常因为些很小的借口,就将他们杖打致死,所以没有太监还敢再去关心宫外的事情,除非那事情能给他们带去大笔的钱财。朝廷里的官员也学着做同样的事,他们从各省来到京城办事的官员那里索取钱财,本身这些地方官的钱就是从城乡民众那里搜刮来,还要再分一部分给京官。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混乱的“巴比伦之城”,各种罪恶横行,毫无公正,没有人有任何虔信,也没有人有任何意愿想去净化自己的灵魂。 [50] 这段话使用的措辞,与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批评者们是何等的相似!那时人们将罗马和那些贪腐的教皇称作“巴比伦的娼妓”。利玛窦熟谙这套修辞,他在批评佛教教派时,像是另一种应和,他说佛教拥有“巴比伦式混乱不堪的教条,太过复杂,以至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它,或描述它”。至于北京这座堕落的城市,利玛窦怀着道德之心评判说,城里住着“一群毫无男子气概的人,终日只知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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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对北京城里的穷困和苦难也知之甚多。我们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了解那些街头流浪的帮派,那里头尽是些生存境遇最让人绝望的流浪者,他们往往是遵从父母之命被阉割了之后又没能进宫当太监的年轻人,游荡在外,欺负那些穷苦的小贩。 [53]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北京城富人阶层所持的白银和穷人的铜钱之间的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受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在1590年代,这曾导致千万人穷困而死。那时,由于管理不善和官员的漠视,整个社会救济体系基本崩塌。 [54] 他的友人、天主教徒徐光启对穷人的苦难很有发言权,他极有可能和利玛窦提到过,在那寒冷的冬季,街头乞丐会付一个铜板,夜晚躲进堆放草料和毛皮的仓库里,以免在外冻死。 [55]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利玛窦曾在北京城里奔走,拜访城中的各位顶尖学者,与他们讨论科学和宗教话题,因为他留下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图画,画中他骑马在街上,头罩黑色面纱;和城里的有钱人一样,这是为了抵御沙暴打脸。每年干旱季节,沙尘暴对北京城而言如同噩梦。利玛窦经常这样在街上骑着租来的马匹或是骡子,手持他自己印的指示地图,标出房屋和达官贵人住所的方位,由于他头罩面纱,无法被人看清长相,不会特别吸引路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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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这样评价中国:“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奴隶。”他觉得造成这种情况之原因,部分是由于男人的自然性欲,“男人活着不能没有女人,但又娶不起妻子,于是就把自己卖给富人为奴,富人则会把女奴给他们做妻子,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们便世代为奴”。另外有些人,虽然攒些钱够娶个妻子,但却无力抚养孩子,只好以两三个达克特的价格把孩子卖掉,利玛窦伤感地说,“这价格甚至还及不上一头猪或是一匹老马”,饶是如此,这还是平常年份的价,一旦饥荒发生,卖价大概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 [57] 利玛窦《中国札记》原稿的某些章节里,对这些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该书在17世纪出版时,这部分被谨慎的耶稣会编者们删去了。 利玛窦还对中国人耽于淫色之习有所体察,他发现许多年轻男人还未等得及真正成熟——在他看来那要到二十岁——就开始随意挑选性伙伴,许多男子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有了第一个女人,结果是“有些人身体变得很虚弱,丧失了生育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写道,“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公开的娼妓,这还不算那些实际上人尽皆知的通奸的例子。仅在北京一处,据说就有四万人公开以卖淫为业。这些女人为此营生,有些是因为她们自愿选择,余下的那些则冤得多,她们是被恶男人强迫从事这行当,以这种肮脏的方式来谋生”。 [58] 明代时人若见到利玛窦对娼妓泛滥境况的描写和数目的统计,肯定不会反对,因为很多人记述到即使在很小的村镇中也能找到妓女,而在稍大的城里则数以千计。在北京城,就像在罗马一样,娼妓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并需缴税;她们并不能像佛罗伦萨妓女那样大大方方地坐在门厅揽客,北京的妓院都安有特殊的门,在中间分开,上半部可以半开,这样路过的人们可以从容地观赏门内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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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沙勿略从日本给果阿的青年耶稣会士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日本佛教寺庙里僧侣间同性爱十分常见,并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而且当地人对此似乎毫不在意,这让他更为惊讶。日本僧侣利用这些男孩,送他们去上学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性愉悦,当沙勿略质疑这种行为时,他们只是一笑了之。“此类恶行很明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沙勿略写道,“僧侣们深陷这种违背自然的罪恶,他们并不否认,而是公开坦承。更坏的是,这罪恶是如此公开,长幼皆知、妇孺亦闻,他们都习以为常,既无人忧虑,也没有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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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还说,另有一些僧人公开与尼姑同居,一旦女尼怀孕,就会用药物打胎,或者是生下来就立即杀死婴孩。一年以后,一位耶稣会士记述道,有一群僧人在庙里免费招待沙勿略用餐,席间沙氏突然大声斥责这些僧人,针对的是“在他们之中盛行的这些令人憎恶的淫行罪恶”,众人惊诧不已,但庙里的住持对这指责根本懒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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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礼安试着找到一种中和的立场来遏制“人的堕落天性(除了那些我们所有人已自然堕入的罪恶外)”,1580年,他为耶稣会的日本学院制定了许多规矩,比如他极有用心地规定学生们睡于榻榻米上,相互间用小木凳隔开,整夜寝室里都点亮一盏灯。 [80] 卡布拉耳神父(Francis Cabral)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被调回果阿时,依然不觉得情况有任何改善。1596年他在写给罗马的一封信中说,日本人的宗教修习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他们的同性恋问题。神父们所憎恶的“肉欲”和“罪恶习惯”,“在日本被认为是十分荣耀的,体面人家往往会把儿子托付给僧人,学习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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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第七章 第三图像:所多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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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第八章 第四个记忆形象:第四幅图像
想到这些,利玛窦在他跨越半个地球的旅行中,一直随身带着些圣物,这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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