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的笔记(8)

在那个习惯于从星空中寻找秘密的时代，人们对行星运行的每一个阶段、月亮的每一丝盈亏，以及每一颗新星的出现都尽力追踪，并仔细分析那会对人类的命运带来何等影响。有教养的男女尽管可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的头脑中依然有一片区域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观念所占据，按某位史家所说，“未知的玄秘的影响力量”仍然在那里不时地“跳动”。 [62] 在此类观念之中，被视作理所应当的是，只要人们能够把宇宙的自然力与头脑中的记忆能力融合起来，便能获得特别的力量。即使在未受教育的穷人阶层中，在大部分以口头形式表达的文化里，超凡的记忆依然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例如，蒙田在1581年的意大利之旅中，曾经提到佛罗伦萨附近田野里的一群农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弹奏着鲁特琴，女伴们则立在一边，大段背诵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诗篇。 [63] 然而，在当时拥有超强记忆能力的人，马上会被周遭的人怀疑有魔力，就像发生在16世纪中叶法国南部的阿诺·杜·蒂尔（Arnaud du Tilh） [64] 身上那样。 [65] 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对如何运用和增强记忆更是一点也不陌生。在哈姆雷特杀死了奥菲莉娅的父亲之后，奥菲莉娅跑到哥哥雷欧提斯面前哭道：“这株迷迭香能帮你牢记这一切，求求你，亲爱的，牢记这一切。”这并不完全是疯人之语，据当时许多关于记忆法的文献记载，迷迭香是增强记忆能力的灵药，奥菲莉娅希望借助它来坚定雷欧提斯复仇的意志。

在利玛窦的青年时代，军事技术变化迅猛，这也迫使军事战术发生改变。更先进和更轻便的火器，改变了步兵与骑兵之间的关系，使得紧凑的步兵方阵占据优势地位，方阵中的火枪手（在填弹时由长矛兵保护）可以击退任何传统骑兵的袭击。即如16世纪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所说：“旧时代常见的那种人们徒手相搏的场面，在如今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在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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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的青年时代，军事技术变化迅猛，这也迫使军事战术发生改变。更先进和更轻便的火器，改变了步兵与骑兵之间的关系，使得紧凑的步兵方阵占据优势地位，方阵中的火枪手（在填弹时由长矛兵保护）可以击退任何传统骑兵的袭击。即如16世纪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所说：“旧时代常见的那种人们徒手相搏的场面，在如今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在现时代，战场上枪炮子弹横飞（枪炮手还有大量的长矛兵保护），如此，在人们展开白刃战之前，勇猛的气势和熟练的技巧通常就能带来胜利，而谋略的作用则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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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刃战”的次数逐步减少之后，部队就需要更严格的操习和战术演练，因此，那些专注于战斗的职业军人的战果要比从乡间征召来的临时部队的丰硕得多。无论是在荷兰、非洲还是意大利战场，西班牙常备军都有极高的战术素质，而德意志诸侯国和瑞士的雇佣军则成为部队的精锐。这些雇佣军为钱财而战，对他们行军所经之地而言则是一大祸害。马切拉塔新建的城墙遭到的首次考验，并非来自土耳其人，而是1566年春天，由西班牙人和那不勒斯国王雇佣的四千两百名瑞士军人经过该城。这些瑞士人本来要去加强那不勒斯对土耳其人的防守，但马切拉塔的市民们显然很担心这些雇佣军袭击沿途的城镇，因此紧闭城门。马切拉塔人这种惊慌失措的反应仿佛让人觉得，这些可能的盟军其实和他们抗击的敌人一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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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585年西班牙人围攻安特卫普城那场惨烈战斗的报道。当时，西班牙军队在谢尔特河（River Scheldt）上用船只连成了一座桥，以截断安特卫普的供给。为了抵御敌军，守城的士兵顺着水流投下了一种新型的“水雷”，这是由他们的顾问——意大利工程师詹贝利（Frederico Giambelli）设计的。这种“水雷”实际上是一艘七十吨重的船，内部由砖砌成，填满了火药和卤砂的混合物，上面还铺了许多层墓石、大理石碎片、金属船钩、石子和钉子。如此大量的爆炸和抛射物，上面盖着一块非常厚重的大石板，以使爆炸时这些杀伤物从四周侧面向外射出，而不是向上。正当西班牙军队努力想把这个“水雷”弄出航道的时候，精心安排好的导火线正好点燃了炸药，引发大爆炸。由于血肉横飞，伤亡人数很难统计，但大概有四百到八百人在这次爆炸中丧生，也算是战争史上的一大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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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尼加罗拉在论记忆术的著作中曾经写到这么一段，教导学生如何通过双关的形象来记住唐·胡安的两次伟大胜利，一次是勒班陀战役，另一次则是两年前在西班牙镇压起事的穆斯林。 [24] 有些画家为了搜寻可以表现这场胜利的原型，甚至不顾战役本身的战略战术，只是将公元前20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军团在迦太基附近击败汉尼拔的史诗画作改头换面，稍作些细节的改动，便成新画。这些画作大多十分精致，屡经翻印，在16世纪末甚至流传到了日本。结果就是，世界各地的观众大都困惑不已，因为画上的士兵穿着罗马人的短袖束腰外衣，佩戴着古罗马的徽章，少数人还身着西班牙襞襟，或是扛着火枪，冲着异教徒的象兵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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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一直不习惯中国人那奇怪的使用火药的方式： 中国人不太使用火枪，他们也没有多少支；火炮和炸药他们拥有的数量也很少，也用不了多少火药。但是，每年春节他们都会燃放大量焰火，其精美的程度让我们每个人看到都会惊叹不已。他们能制作出各种巧妙的焰火，放在空中像是鲜花、水果，或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每个人都喜欢放焰火。有一年在南京（1599年），我估算了一下，在一个月的新春佳节里他们用掉的硝石和火药，比我们打一场两三个月的战争耗费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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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惩罚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多取决于官员一时兴起，一个地方官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将二三十个人置于死地，但受到的谴责却微乎其微。这似乎成了利玛窦批评中华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说：“可怜的民众极度害怕这种丢脸和残忍的刑罚，怕自己会因此丧命，所以他们愿意付出自己所有一切来逃出官吏的魔掌。”利玛窦写道，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担忧自己遭到无辜诬告的恐惧之中，因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是他自己财产的主人”。 [73] 他很清楚自己这么说的分量和理由。1584年在肇庆，一位愤怒的官员下令，使他差点也遭到这种毒打，尽管最终得以幸免，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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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沙是在广州被当地政府逮捕的，被捕前他正与中国信徒们共庆复活节圣周的到来，他的罪名是被葡萄牙人收买从澳门来广州做奸细。利玛窦描绘了黄明沙被捕当晚的场景，一同被捕的还有黄的年轻助手和仆人。那个夜晚他们被带出门，大街上挤满了鼓噪谩骂的人群，熊熊火把照亮了夜空，士兵们挤开一条路，好容易才将他们带到监狱。黄明沙乌黑的长发下掩盖的教士剃发的印记，以及在他的行李中搜出的葡萄牙式样的衣裤，都被认定是罪证。有一名中国助手经不住严刑拷打，招认黄明沙贩运枪炮，并密谋煽动叛乱，使其罪行似乎更加确凿。衙役们先用棍棒猛抽黄明沙的大腿，又剥光他的衣服，在接下去的两天里连续施以杖刑，为的是让他亲口招认。在几天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之后，黄明沙在3月31日去世。 [76] 利玛窦写道，黄明沙是在下午三点去世的，时年三十三岁。这个时刻和年龄，会让基督徒很快想到耶稣，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就是在下午三点被钉上十字架处死的（《马可福音》第15章25节）， [77] 而人们普遍认为那一年耶稣正是三十三岁。尽管这里利玛窦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黄明沙去世时为三十八岁），但他这样记述，实际上是有意把黄明沙遭受的苦难与《圣经》中耶稣受难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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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华的传教士都有体会，成群的中国民众经常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困扰，这些民众日日夜夜围绕在他们的住宅四周，不时透过门缝窥探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时只是出于好奇，但更多时候带有嘲弄和敌意。 [80] 对西方人以及那些皈依的中国人而言，选择住在中国就意味着要习惯被人憎恨。无处不在的危险可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可能由几枚钱币之类的小纠纷所引发。1587年，日本大将丰臣秀吉决意要征服朝鲜，并打算随后推翻明朝皇帝的统治。自然，在中国官员们的眼里，所有在华的外国人都有作乱的嫌疑，而天主教的神父们被置于特别的怀疑对象之列，因为丰臣秀吉的军队中最为可怖的一支，就是由基督徒小西行长率领的、由一万五千名日本基督徒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在1592年攻打朝鲜的战斗中表现卓越，也参加了1597年和1598年的战役。 [81] 这段日子里，战争的警报时常在中国响起，帝国的诏令中也严词谴责外国人。利玛窦发现，他所到之处，整个城市都如临大敌，没有人愿意为他提供住处，他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愿意帮他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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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战事的气氛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利玛窦写道，1606年黄明沙修士之死，主要是由于澳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播谣言，说耶稣会士已经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及日本人结成同盟，计划以澳门作为侵略中国的先头阵地。这些人还警告说，在外国人发动侵略之前，会杀光澳门所有的华人。在1606年，确实有许多华人逃离了澳门，但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西方国家和教会同盟残杀的威胁，而是由于1603年在菲律宾爆发的对华人的大规模屠杀之影响。1603年10月，在一连串关于金钱和宦官介入外交政策的交涉之后，西班牙殖民当局害怕聚居在马尼拉的中国人会起而叛乱，因此发动了一场所谓先发制人的攻击，极为野蛮凶残，杀害了大约两万名华人和华商。 [83] 马尼拉陈尸数万，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对澳门的中国人揣测西方人意图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惊恐心态近于偏执。当有些西方人的的确确在进行暴力谋划时，这种惊恐自然会越发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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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利玛窦已足够见多识广，他在给以前的老师德·法比神父（Fabio de Fabii）的信中，曾试图分析中国人此般行事的动机和态度。他与这位老师最近一次见面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说： 对我们而言很难相信，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拥有如此多的军队，但却始终活在恐惧之中，害怕周围那些小得多的国家。中国人每年都害怕会发生大的灾害，他们极尽所能保卫自己不被邻国侵略，或用重兵，或是通过欺骗，以及伪装的友谊。中国人对任何其他国家都绝不信任，因而他们绝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或者居留，除非外人承诺永不返回本土，就像我们耶稣会士这样。 [97] 利玛窦终其一生服务教会，他能做的只是静观和等待，有时他从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那里寻求安慰，获取力量。

在利玛窦的时代，出于传统以及航海的经验，到印度或是远东的旅行都要遵循某套固定的程序。教皇曾于1494年在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裁决，将世界分成两片大区，每片都由一个天主教海上强国把持，利玛窦的时代仍是如此。那些向西旅行，前往拉丁美洲、太平洋甚至菲律宾的人必须搭乘西班牙的船只；而向东到印度、摩鹿加香料群岛、澳门或日本的人，则要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上力量才刚可以和这两家垄断者竞争，远未达到打破这种垄断的地步）。如果要在远航时获得最佳的风向，前往果阿的船只应设法在3月从里斯本出发（当然在复活节前出发都还算是安全的），一直南下到达非洲西海岸，接着转向西南，经过巴西海岸；当到达南纬30度时折向东，经过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和好望角，然后借助西南季风之力就能在9月到达果阿。如果他们希望在一年内回到欧洲的话，旅行者就必须在圣诞节前离开果阿，抓住东北季风的时机，大概在次年5月的时候绕过好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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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耶稣会士对海上的危险都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写信到欧洲时往往一信两发：一封交至由马尼拉出发，经墨西哥回欧洲的西班牙大帆船，另一封则交给从澳门出发，经过果阿的葡萄牙“卡雷克”。利玛窦的上级范礼安有一次由澳门寄信回罗马，足足花了十七年，他可能会十分震惊。 [13] 利玛窦本人从发出信至收到回信平均要六七年，他对此习以为常。1594年，当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友人时，利玛窦意识到，如此漫长的通信时间不仅会使发信时的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且收信的人也可能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时常会想到，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此处生活的长信，但收信人说不定已经去世，每念及此，我便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力量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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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中国行旅期间，曾有两次机会，让他能够再次体验自己当年刚到果阿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但那已经是大概二十年后了。 第一次是在1595年，当时他终于得到了中国官员的许可，从韶州北上到南昌。路途当中满目山川冰雪，牵动了他的怀乡之情，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见到雪景，便难得地给马切拉塔的弟弟写了一封家信，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76] 第二次是在1598年的夏天，利玛窦获准进入中国的陪都，扬子江上的南京城，这也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然而，当他在7月初坐船抵达南京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在朝鲜第二轮的战争正好爆发，朝廷颁下诏书，下令逮捕所有看似可疑的外国人。所以，没有人敢邀请利玛窦到家中做客，也不敢把房子租给他住。他自己也不敢多上岸行走，除非是乘坐遮盖密实的轿子在近处简单逛逛。在此情形下，他被迫只能在中部中国的骄阳之下，栖身于狭小而窒闷的船上，在水面上度过了整段酷暑时光。“这真是活受罪”，他在《中国札记》当中这样写道，“船不但很小，还几乎没有什么设施”。 [77] 但是，当紧张的战争局势缓和下来之后，就有一位富有的中国官员赵可怀，邀请利玛窦到句容的乡间宅邸作客。从南京骑马到那里需要一天时间。在句容，利玛窦居于优美的环境当中，后来他用一种抒情的笔调回想起当时的愉悦：赵可怀的宅子建在较高的地势上，其规模可与宫殿相媲美，正厅“精心雕琢，雕梁画栋，共开有三扇门，正门向南开，东西两面也各有门。门外有条精心铺砌的通道，两侧的围栏玲珑有致。在栏杆之外是一片开阔的庭园，绿树成荫”。在这处胜地，有一角摆放着供奉中国本土神灵的神龛，就在利玛窦到访的几天时光，他利用这块地方，把随身携带装在盒子里的三联画基督圣像摆放在神龛上，旁边点上香火供奉。他“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诵念祷文，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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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很大部分来自他在中国江河、湖泊、运河上旅行的经历。他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愿意出海冒险，因为海上的航行，甚至是住在海边的生活，都太过危险。他曾经说道：“只要两三条船的日本人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登陆，并挺进内地，占领乡镇和大城市，大肆烧杀劫掠，而几乎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82] 当然，这是1550年代的真实写照，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恐惧依然广泛存在，这让利玛窦觉得难以接受。他说：“这让我们很惊奇，尽管走海路既近又便捷，但中国人还是极其害怕海运和海盗，他们不愿走海路运输货品，尽管已经有人向皇帝进言倡导海运，而在过去的年代海运也曾很繁盛。”相应的，中国人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内陆水运上，这点和利玛窦在欧洲的经历截然不同。他曾引到当时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说法，即很多中国人生活在（河）水面上，如同在陆地上一般。“即便不全是如此，”他谨慎地补充道，“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船上的人而言，这似乎就是实际的情况。” [83] 利玛窦始终抱有一种欧洲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放开视界，注意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以便今后可能派上用场。所以，即使是在他临终前所撰写的《中国札记》当中，我们发现他对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口的水情也有细致的观察。尽管那里水流湍急，充满翻船溺亡的危险，但“在我看来，带有后桅的军舰和船只可以从入海口一直上溯深入到这片区域”。 [84] 在当时，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经常会对他们旅行中经过的江河和水道的情况进行仔细记录，以作为交战侵略行动中军事谋划的基础，而对外人怀有戒心的中国人则总是防备着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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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玛窦和他的信徒们在那套拯救回来的普朗坦《圣经》边上祷告之时，我们不禁会想，那一刻利玛窦是否会回忆起，它用来买回这套《圣经》的三个古里，相当于在天灾年代里买一个十岁男童的价格。他很清楚这一切，因为他在大运河上曾遇到一个友善的太监，那人送给他一个男童，其身价就值那么多。

通过与中国士人学者的交谈，以及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利玛窦十分清楚“回回”这个词也包括散布在中国的犹太人群体，以及当时依然存在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景教徒）后裔。在明帝国中，犹太人被称为“挑筋回回”（因雅各与天使角力时扭伤脚筋，犹太人不食牛羊脚筋），而景教徒则被称为“十字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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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圣彼得大教堂，耶稣会士们不但要倾听罗马公民和其他意大利人的忏悔，还要接待所有前来圣城朝圣的人。他们设立了一套规矩，可以轮换使用两种语言倾听忏悔，每名神父都能流利地使用意大利语以及另一种语言——比如英语、波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或佛兰芒语——这第二种语言的标识会写在忏悔室上方的一块布告板上，神父们则手持一根白色棍子坐于其中。如果一名朝圣者无法找到能听懂他话的神父，那就需要从附近的教化所中再召来一位——那里共有十二名耶稣会士随时待命。如果需要一位懂希腊语或叙利亚语、阿拉伯语的有经验的神父，那就非罗曼努斯（Baptista Romanus）神父莫属了。他原本信犹太教，新近才皈依。他那非凡的语言能力和新萌发的基督信仰可谓相得益彰。到了1590年代，耶稣会已经培养出一些能说二十七种不同语言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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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罗马的犹太人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无论他们是皈依政策的对象，或是它的反对者。当利玛窦还在罗马见习时，那里的犹太人还生活在1555年颁布的严苛法令的束缚中，必须居住在狭小的犹太人区，每逢夜晚，以及耶稣受难周，就不能离开该地区拥挤的街道。每到周六下午两点，他们一定得去“主佑三位一体教堂”参加祷告仪式，男人们聚集在讲坛前的长凳上，而女人们为避免抛头露面则挤在上层楼座，这些犹太人往往会被大批好奇的罗马市民和外地来访的游客层层包围。当天早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犹太教堂里，聆听耶稣会的波塞维诺（Possevino）神父讲道，有时则是嘉布遣会的卢普斯（Lupus）修士，或是马里亚（Francisco Maria）神父，神父往往会带着一名改信基督的犹太人——多数情况下是个叫安德里亚斯（Andreas）的人——共同宣讲弥赛亚，讲述主的受难，以及所罗门的真福。神父们所讲的旧约文本他们都已熟悉，但解释却大为不同。在听道时，那些有意愿改信基督的（被称为慕道友）身穿白袍，而新近受洗的（也就是新信徒）则穿着黑袍，他们都在基督徒中安坐。从1578年起，受洗的犹太人获准进入新开办的希伯来神学院中研习，学拉丁文、希伯来文，还有他们的母语意大利文。这所学院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资助，每月能得到一百克朗。一年之后，学院的学员数量激增，这是由于前犹太拉比罗曼努斯新近皈依基督，并把大量青年从中东带到了罗马。 [44] 那些愿意受洗的犹太人，用格里高利·马丁的话说，常常“与旧兄弟同胞已无法相容，关系十分疏远”。他们就在慕道友的家里由特别的老师加以授教。当被认为时机成熟后，他们就会加入受洗的行列，参加一年两次为新皈依者们举行的盛大洗礼，时间在每年复活节和降灵节的前夜，地点则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教堂（St. John Lateran）的君士坦丁洗池前。在利玛窦时代，这洗礼是由亚萨主教哥德维尔（Thomas Goldwell）主持的，哥德维尔是威尔士人，但早被放逐，常年漂泊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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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句子后不到四年，利玛窦自己却已剃掉了头发和胡子，身披佛教僧人的长袍，坐在中国南方的肇庆城里。由于相信要在中国传教必须穿僧人的服饰以体现宗教的神圣感，利玛窦体会到继续作为局外旁观者已变得十分奢侈，他决心一头扎入“文化适应”这个是非暧昧的世界。他精心盘算了计划：中国人会对他带来的西洋棱镜、闹钟和书籍兴趣浓厚，成群地到访他居住的小屋，接着，他就能和他们展开宗教论题的对话。在他那小礼拜堂的祭坛上展放着圣母与圣子的画像，更能为他的宣教言语提供视觉上的促进效果。 [67] 利玛窦自认为，他这一步走对了。1585年11月，他在写给好友弗利加蒂的信中，说到肇庆城里这一小批西方人的情况：“你可以想象我现在的样子，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衣着、外表、待人接物的礼仪，在所有的外在方面，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68] 和之前的那些欧洲人一样，利玛窦显然发现了佛教和基督教外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僧侣们都穿着长袍，在仪式中清唱圣歌，都主张禁欲和苦行，还包括庙宇、塑像、塔楼、大钟，甚至是雕刻或绘画的圣像。所以，他会开玩笑说，只要你是半个意大利人（留着整齐的短发），又是葡萄牙人（把胡须剃掉），外加遵守基督教的基本礼仪规范，那么在中国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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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西部边陲与波斯接壤，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伊斯兰信徒迁进这个国家，他们的子孙后代繁衍得太过迅速，马上就派生出千千万万家庭，遍布中国大地。几乎每个省份都能见到他们的踪迹，他们会建造华丽的大清真寺，诵祷经文，施行割礼，举行礼拜活动。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和我们传教士并不一样，他们并不试图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谨遵中国的法律，对自己的宗派意识很淡漠，中国人对他们的评价也不高。 即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被当做本土中国人看待，并不被怀疑会暴起作乱，他们能入学、参加科考，乃至做官。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取得官衔，抛弃了旧有的信仰，而余下唯一的禁忌就是吃猪肉，这似乎是他们永远无法习惯的。 [84] 明代的穆斯林确定对其旧有习俗作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方说把清真寺造成佛塔的模样，不再造宣礼塔，而是让宣礼吏在清真寺进门处召唤信徒来祈祷。 [85] 然而利玛窦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地认为，林林总总的迹象——比如汉语文献的阿拉伯译文在中亚流传，伊斯兰经典的汉文本缓慢而明显的传播，以及西部地方力量的逐步增长最终可能危及中华帝国本身的稳定——都显示着伊斯兰教势力在中国的顽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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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利玛窦关于这些景教徒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中国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比中国的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还热心得多，这在利玛窦看来无疑是讽刺的。 [93] 在中国发现犹太人的踪迹比发现穆斯林（穆斯林在东南亚和印度十分强大，这一点他早就知道）或基督徒更让利玛窦惊奇。利玛窦在书信里、在《中国札记》中多次讲到一次让他刻骨难忘的会面：1605年的夏日里，在北京，有一位名叫艾田的花甲老人到他寓所去看他。起初有些误会，艾田把圣母、圣子和施洗约翰的画像误认为是利百加、雅各和以扫，于是他把利玛窦当成了犹太人。他告诉利玛窦，在开封还留存着七八户犹太人家庭，他们建有自己的教堂，大约花了一万多斯库多；他的两个兄弟还认得希伯来文，而在杭州还有个更大的犹太人社群。利玛窦给艾田看了他的普朗坦《圣经》的希伯来文部分，艾田能认出这种文字，但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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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书籍里，对于公元1世纪到7世纪犹太人在东方的活动有着相互矛盾的记述，为了真正探清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利玛窦派出一名耶稣会士去考察开封的犹太教堂。这名教士在那里受到了良好待遇，他进入教堂，观察到其中放着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与《旧约圣经》的前五卷十分相近，只不过这些希伯来文本“像古时一样不加标点”，表明这个犹太社群十分古老。尽管那时这些人里很少还能读懂希伯来文，但他们仍然施行割礼，而且禁食猪肉。那些生活在北京的犹太人则会违背饮食上的教规，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谨守禁忌的话就会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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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自己意识到（就像几个世纪前拉蒙·卢尔和薄伽丘说过的），一神信仰和共同的早期先知已经把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他出版第一本用中文撰写介绍基督信仰的书里，他介绍了基督这个先知和导师，但没有讲述十字架受难的细节，之后他就观察到“许多书被撒拉逊人买去了，他们觉得这和他们的教义很像”。 [99] 在1608年8月的信中，他告诉阿桂委瓦，他的很多书都被“摩尔人宗教的信徒”买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比中国书都更好地讲述了上帝”。南昌的儒生们也这么认为，所以他们指控耶稣会士“散播一个鞑靼人（或撒拉逊人）的画像，说那是他们的神，来到人间，会给人们带来富足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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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玛窦早就脱掉了僧袍，但他还是没能获得苦苦追求的儒生地位。1602年，他终于获准参加早朝觐见，匍匐在空荡荡的龙椅之下。之所以空荡荡，是因为万历皇帝早已不接见朝仪的使者。由于大明的朝臣把利玛窦和穆斯林当成了“一国同胞”，利玛窦和三名中国穆斯林一同参加朝仪，并从后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上朝礼节。在礼部的宿馆里，他和这些“撒拉逊人”同住一处，并轻松地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霍尔木兹和印度。 [101] 利玛窦的觐见让万历皇帝很高兴，他对耶稣会士希望见他也有所耳闻，深感兴趣，尽管没有面对面交谈，他还是让宫内的画家画了一幅北京耶稣会士们的全身像。利玛窦在宦官里的线人们亲眼目睹了那场景，皇帝凝视了画像好一会儿，说道：“他们是回回。” [102] 这不仅仅是胡子和衣袍差别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对外来者带有冷漠的一视同仁。在利玛窦心头涌起的欧洲历史上无数悲壮惨烈的争斗，在中国人那里则被简化成了一个含糊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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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3月，利玛窦在写给好友科斯塔的信中说道，当时，忠实的以撒已经启程返回印度，“这次消耗巨大的旅行并非毫无成果”，有些宗教信仰和地理上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现在，无论对印度总督，还是所有耶稣会士来说，事情终于弄清楚了，并没有一个另外的“契丹国”（Cathay），而且从来不曾有过，有的只是这个中国。北京城就是汗八里，而中国的国君就是大可汗。至于传说中在那个国家居住的基督徒，实际上就是那些很早前来到中国的人们，他们虽然依旧保留着“十字架的信徒”这一称呼，但自己也不知道十字架究竟代表着什么。从各方面来说，这些人都是异端信徒。但是，由于他们建造的庙宇看起来像基督教堂，里面还有蜡烛和祭坛，他们的祭司身着斗篷，口诵圣歌，所以摩尔人就认为这些人肯定是基督信徒，他们告诉耶稣会士，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群体。 [113] 所以，利玛窦至少把这些告诉了他在欧洲的朋友们，但我们无法知晓利玛窦是否和中国友人谈起过这些戏剧性的事件、这些模棱两可的人，或者谈过多少。鄂本笃逝世的消息，当然是利玛窦本人逝世前不久才得知的，但鄂氏带来的讯息一定让利玛窦心中对比较宗教信仰的理解变得更戏剧化，这些观念是如此的充满矛盾和疑惑，使利玛窦自己无法直接表述。或许正是为了强调这种不明确，利氏将他那本探讨人生悲剧性的书命名为《畸人十篇》。在意大利语中，利玛窦这部书名的意思是“悖论”，但这个中文书名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意味要深远得多。书名中的“畸人”，利玛窦取自写于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道家经典《庄子》，在该书的第六篇，这位道家哲人向他的读者解释了世间的礼仪是如何的不同，而“真人”又是如何做的： 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114] 庄子觉得，这些“真人”已经无需凡人的惯常礼俗，而天地间的法则也和他们关系不大，因为“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 。在该篇的后面一段里，利玛窦取用那个名词作为他的书名。《庄子》中说，有一位孔子的门徒问孔子，何为“畸人”，该怎么定义这种人。孔子答道：“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 [115]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个“矛盾的人”（畸人），利玛窦作为基督徒才能接受自己被称为“回回”，

1559年，罗马的耶稣会出版了第一本重要著作，即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铭词集》（Epigrams ）的修订本，当时身处马切拉塔的利玛窦还是个七岁孩童，正开始学习拉丁语。那时候，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心中一直怀有愿望，想为耶稣会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印刷机，在1556年去世前，他为此四处奔波。一开始，罗耀拉试图让佛罗伦萨的柯西莫·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公爵赠送给耶稣会一套，但后来公爵拒绝了。之后他又想以四十达克特的价格——看起来十分合理——从一个威尼斯的中间人那里买一套，然而罗耀拉发现，威尼斯人的印刷机字体太小，式样也太老旧，于是就回绝了这笔买卖。直到罗耀拉去世时，罗马市面上终于出现了拥有令人满意字体的印刷机，这种机器共有三万个字母，有大小字形，既有罗马字也有意大利语字，且价格只有二十个达克特。 [4] 这种对于理想印刷字体的追求，以及拉丁文经典著作的大量出版，标志着耶稣会正式进入了晚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终阶段。选择马提雅尔的《铭词集》作为他们首个主打的出版品，其目的是很明显的：马提雅尔的铭词警句中有许多以玩笑甚至粗俗的方式表现露骨的性内容，然而这些令人反感的成分并不能掩盖，某些时候反而助成了这一事实，即马提雅尔被认为是古典时期最杰出的拉丁文文体作家之一。尽管在耶稣会身处的世界里，西塞罗式的纯正表述风格已经成为新的标准，取代了中世纪末期粗犷的拉丁口语文风，但耶稣会士们仍然认为，他们不能因为马提雅尔的作品淫秽就不研究他。 [5] 所以，罗耀拉的主张是，鼓励耶稣会的学者们去改编经典作品，制出新的版本，去掉所有令人反感叙述的痕迹，但仍然保留作品中那些伟大的道德训导，使其能被用来作为文体教学的典范。罗耀拉把这项任务交给弗卢西乌斯（Andreus Frusius）去完成，后者既是学者，也是音乐家。尽管弗卢西乌斯同样逝世于1556年，但他在去世前，已经完成了对马提雅尔作品的修订，由此罗马耶稣会的印刷厂可以继续出版这本书。弗卢西乌斯还完成了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作品的修订，由维也纳的耶稣会印刷厂出版。 [6] 弗卢西乌斯去世之后，罗耀拉这个“从经典中去除一切可能损害青年人纯真的成分”的想法并没有随之泯灭。在一位大师级德意志排字工的引导下，耶稣会的印刷事业继续蒸蒸日上，这位排字工利用耶稣会的学生帮他校对文字，并逐步达到了罗耀拉设想的目标，不仅出版“清洗过的”经典文本，而且还印制一些廉价的教会和祷告文献，使即便最穷困的学生也能负担，其中就包括罗耀拉的《灵操》以及耶稣会的《组织章程》。1564年，在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罗曼努斯的努力下，耶稣会的印刷机增加了一套阿拉伯文的铅字字体，并首次印制出了一批阿拉伯语文献：包括特伦特公会文件的阿拉伯语译本、阿拉伯语语法书籍，以及《圣经·新约》的阿拉伯语译本。很快，1577年，耶稣会又获得一套希伯来语铅字，从而也被用来印制希伯来语的语法和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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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罗耀拉为耶稣会学院勾画了一套完整但稍显宽泛的计划，而当利玛窦在1570年代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时，这套计划已被修订得更为完善。尽管在马切拉塔学校的求学经历让利玛窦在法律研习上已有了相当基础，起初他也想继续这一方向，但后来他决定加入耶稣会后，就必须修习一套更为严格的课程，这套课程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发展，到1566年已形成了精密的纲要。 [8] 由语言学部的老师承担的，是“人文学”的正规训练，这是耶稣会学院的初级修习。那时候，利玛窦已经二十一岁了，但有些年纪小的学生甚至可能只有十岁。在这里，学生要学习拉丁文的详细语法——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说了，所有课程讲授用拉丁文，男孩在校期间也必须用拉丁文对话。他们开始学希腊文，修习修辞学、诗学和历史方面的精读课程。根据不同学校和学生的不同水平，完成这些课程需要两到四年的时间，接着，学生就能升入更高一层的技艺学部，这里的“技艺”，指的是那些可以通过理性学习的自然科学门类，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数学。修完这些课程，就能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如果学生选神学，那么有三门课程可供选择，学生需修习其一：第一是经院神学，即托马斯·阿奎那教授的、利用理性来研究上帝天启之事实；第二是历史神学，即对教会的法令和经典律法作细致的考察；最后是对神圣文本（《圣经》）本身作逐字逐句的深入研究。 [9] 利玛窦修习的岁月里，罗耀拉的一条警训，即学生“要谨记老师所布置的”被严格地执行，耶稣会的导师都认同这一条。罗耀拉同时还力图在学校中引入一种挑战的氛围，他觉得学习必须和青少年特有的竞争本能结合在一起：“为了让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更明智的办法是把能力相当的人安排在一道，促使他们在从事圣职中相互砥砺和进步。” [10] 或许，利玛窦和他来自厄比诺的朋友帕肖内（Lelio Passionei）之间，正是这种“神圣的相互激励”关系在驱动，使他们在罗马学习期间，分别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记忆宫殿”体系。二十年后，利玛窦在中国时，又回想起了那段美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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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氏提到老师克拉维乌斯时，则给了他一个中文名字“丁先生”。这是个非常奇妙的双关语，和建造记忆宫殿时所使用的技巧有相似之处，以此克拉维乌斯的名字就变成了拉丁语的“clavus”或是英语的“nail”，而“nail”这个英语词翻译成中文时恰好就是“钉”。“丁” [36] 是中国文字中写法最为简单的字之一，几乎就像欧洲字母中的“T”一样容易辨别。中国人当然清楚这个字要比其他字容易写得多，所以他们会说一个蠢人“目不识丁”。这种说法，尽管非常讽刺，但看起来很适合当时的利玛窦，他正开始试着将西方的数学介绍给中国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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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认为，友谊，应该是超越钱财资助和其他物质考量的存在，它是条纽带，将两具毫不相干的肉身连接一心。在困境中，友谊方能显示它的珍贵——在顺境里友谊太容易维持，反而失去了它重要的意义。 [55] 利玛窦借用了塞内卡的想法，他并不为他去世的好友们感到遗憾惋惜，因为在他们生时他就已预见其死亡，而其死后仿佛依然鲜活。而西塞罗给利玛窦的教益是，一个人若不无时无刻全身心帮助朋友，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能算是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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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90年代后期，利玛窦找到了一套劝人皈依的办法，那就是发展私人关系和科学知识传播双管齐下。当然，利玛窦希望通过讨论严肃科学问题吸引优秀的中国学者入教，这一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利玛窦在中国最早结交的朋友里，有一位是瞿汝夔，尽管瞿氏最初与利玛窦接触，是因为他以为利玛窦身怀炼丹之术，但后来两人继续交往，瞿汝夔开始研习克拉维乌斯的《球体》，还为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作了些初步的工作。瞿汝夔在1605年皈依了天主教，他的这些几何学翻译，尽管只是颇为粗浅的尝试，却引起了中国南方一些颇具才华的数学家的注意。 [61] 1600年，上海学者徐光启进入了利玛窦的生活，这是否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促成，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徐光启皈依基督，于1604年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职位之后，欧氏几何学成为加深两人友谊的重要纽带。利、徐两人在整整一年里每日早晨会面，逐句逐行地研读克拉维乌斯对欧氏几何的注释本，直到最后修改完成了对整个前六卷的翻译，并在1607年出版。 [62] 这本杰出的译著转而又深深打动了一名叫李之藻的高官，他是因为仰慕利玛窦的制图术而与其结交的。李之藻与利玛窦就这种几何学的意义进行过几次长谈，两人还合作编写过几本数学著作，1610年，即利玛窦逝世前夕，李氏最终皈依了天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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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在传统儒家教条规范中浸润多年，但这并没有构成他们理解西方科学的阻碍。我们要强调，这些人各自最感兴趣的那几个领域——对瞿汝夔是化学，对李之藻是制图学，徐光启则是几何——不论是实验还是理论，在中国本土都已经有了长久而厚重的历史，成就卓著，虽然耶稣会士们很少提到这点。 [67] 利玛窦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当然包括新的材料，但还有新的视角，让他们能拿来评估自己已有的知识，另外，利氏还给他们带来一种目的意识，使他们相信，在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能重新找回中国传统中失落的东西。徐光启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序中就表达了这种意识，该译本是他根据利玛窦的口译作笔述并修饰成文的。徐写道，中国古代的王者和学人原本在数算、音乐和机械创制方面占有绝大的优势，但到了秦始皇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末期），焚书坑儒使这些技艺顿时失传，结果就是后世中国学者“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 。 [68] 李之藻在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所作序言中，更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在过去时代的伟大成就，他认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在元代便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即使是利玛窦的地图也没能详尽地展示历史上中国周边的那些朝贡国，利玛窦自己则记道，李之藻“整整花了一年”，仔细分析了他从事纬度计算背后所依据的数学原理，最终，李氏看到这些原理体现了东西海“不变之理”后，颇为满意，才建议利玛窦制作一张全新的、更大的地图，他亲自批准其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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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卡能牢记两千个按顺序排列的人名，或是两百行任意的诗句；狄奥迪克底（Theodectes）有能力对读过的诗句过目不忘；查马达斯（Charmadas）则熟记他到过的图书馆里所有书的全篇内容。 [80] 这都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来自古代西方的这些人物，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文人共享同样的美名：不必怀疑，利玛窦的士人朋友们肯定和他提起过东汉时期的祢衡，此人长途旅行归来，能记得所有过目的碑刻铭文；或是邢邵，他在读《汉书》五日之后便能整部记诵，而在雅集之时，在场所有人吟诵的诗篇他都能随后复述；还有唐代的卢庄道，阅书一遍后便能倒背如流。最令人惊叹的则是张安道，他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始终认为只要从头到尾读过一本书，“每个人”都能牢记于心，直到有一天别人好意地纠正了这想法。 [81] [82] 至少我们可以设想，通过利玛窦的这种基督教中介，儒家和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传统相互汇聚，是多么的有趣，在相似的场景下，记忆的手段却千变万化。如若以这些例子展开对话，那将是一种理想方式，“人”——相对于神力——的问题将会凸显出来，而人类行为中理性的地位也将得以分析。若果真如此，不论利玛窦还是他的中国友人们都会意识到，中西之间的相似是如此显著。如果按照普林尼所说，恺撒能够“同时下达命令和听取上报，一次能就不同的要事向手下口授四封传信，或者，如在空闲时，一次能口授七封信”，那么，隋朝的刘炫不也能同时听取和处理五份下属呈递的信报吗？ [83] 如果西庇阿（Lucius Scipio）能叫出任意一个罗马市民的名字，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认得雅典所有的公民，那苏颂在南京为官时期，不也将所有的记簿人丁牢记脑中么？苏氏还在传统的王朝正史基础上，自己创制了一套编年的“定位”体系。 [84] 相似的例证即便在各种商业和娱乐领域内也能找到。荷腾修斯（Hortensius）能记住拍卖场上每件物品、每次拍卖的价格，而陈谏则牢记他的账本上、他的织机产出的每一个细节。 [85] 斯凯沃拉（Scaevola）在他骑马回乡间家中的路上，能在脑海里重演他刚输掉的棋局中每一步走法，而王粲对围棋棋局有着同样惊人的记忆能力，即使他只是一个旁观者。

如果说利玛窦有时会觉得自己与外部广阔的世界处于一种隔绝当中，那其实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澳门商贸成败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对耶稣会扩张的希望产生影响。相应的，澳门的财富其实主要依赖于那些葡萄牙大帆船，又被称作“大黑船”，他们每年航行一次，从果阿出发，经过澳门到日本。关于这支船队的掌管权，葡萄牙王室只授予皇室成员、重要的商界人物和军队大将，这条航路能保证收益颇丰（除非遇上船只失事），原因在于16世纪下半叶的远东贸易局势里的两大现象：第一是中国和日本不同的金银兑换比价。在中国，白银是占统治地位的金属货币，数量稀少，需求量极大。而在日本，以银两作为货币并不怎么流行，且银的开采量很大。因此，若在日本获得白银，到中国去购买丝绸，再运回日本贩卖，高明的商人大概能获得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倘若他们还能把中国的黄金运到日本去换取白银，那收益将会高达百分之六十。 [32] 第二是明朝皇帝禁止中日之间的直接贸易，起因是倭寇对中国船只和沿海城镇的频繁抢掠。虽然有的日本商人开始在菲律宾和东南亚等地寻找新的市场，还试着去购买越南甚至远至孟加拉和波斯等地出产的丝绸，但大部分人还是安于和葡萄牙人做买卖。作为这个贸易的中间人，澳门的葡萄牙商队真是再完美不过了，他们也丝毫不用担心中国那些既霸道又精明的商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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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对丝绸的需要实在太大，而其中利润也足够丰厚，因此在16世纪末的战国时期，日本各家贵族为了让“大黑船”能够停靠他们控制的港口，争夺十分激烈。著名将军丰臣秀吉对这项贸易尤其热心，1581年，他命中间人在长崎购买了多达十万磅的生丝，第二年又在萨摩买了同样多生丝。在1560年代，耶稣会士们企图推动与部分日本贵族的贸易，认为那些贵族有可能皈依基督信仰的，到1571年后，商队定期去的是迅速繁荣的港口长崎，因为统治长崎的家族是天主教徒。当新皈依的日本贵族把整个长崎城立契让给耶稣会后，在该世纪末的若干年里，这个城市实际上是由耶稣会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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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若干年，耶稣会士掌握的汉语还不足以解释复杂科学概念时，他们便把时钟作为关键工具。这一方式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时钟制作技术相对并不发达。在北宋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以水和沙驱动的、带有复杂擒纵齿轮的时钟，与之相配还有精巧的装饰和机械设备，但随着1127年北宋亡国，制钟工匠们被迫流离南迁，这种工艺就此失传，荣光不再。然而，在16世纪70和80年代的欧洲，钟表技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成卷带钢弹簧的发展，使得驱动装置变得更小而更有力，这让欧洲时钟制造业掀起了一股小型化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钟表销售向中产阶层扩张，其主顾并不只停留在富人们和公共机构了。反过来，销售量大增又带来钟表技工的专业化，从设计、装饰到制作，各个环节都变得更精细而专门。 [54] 罗明坚对这种技术的发展显然有所了解，1583年他写信给新任会长阿桂委瓦，就要求能有“一架一人高的金属钟，其重锤应是内置的，因为这边的绅士们并不青睐将重锤置于外面的款式”。 [55] 在此前，罗明坚已将自己手边最好的一架钟赠予了广州的一个武官，以争取他对传教的支持，但也许正如罗氏所预见的，这个礼物只是徒然增加了他所受的压力，因为别的官员也想要同样的礼物。两广总督就一直坚持要一架西洋钟，尽管他已经收到了价值超过一千达克特的礼物，包括天鹅绒、驼毛呢、水晶镜，还有一副眼镜（这眼镜是罗明坚神父额外赠送的，有次一个本土郎中在给罗氏放血时，没有找准静脉位置而导致脓肿，剧痛之下，与总督约定见面的他只能卧床休息，因为害怕他的爽约会惹恼那位大官，罗明坚就以礼物补偿）。凑巧的是，1582年8月利玛窦到澳门时，正好带着一架类似的钟，这是由耶稣会果阿大主教罗德里格（Vincentino Rodrigo）送给中国传教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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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玛窦开始在南京和北京找常居住所之时，就算从整个中国而言，他也称得上极有经验和技巧的谈价者。作为任务，他需要为他的耶稣会同事、形形色色的仆从、初学修士、信徒和访客们寻找大的住处，但他也很清楚，外国人直接去购买大宅子通常会招来排斥和怨恨，于是他采用了一种办法，就是去找那些中国人认为“闹鬼”的房子。靠这办法，他在南京找到一处房子，可供“八到十名传教士”居住，只要四百达克特。同样，一些年后他在北京找到一个“大大小小总有四十间房”的住所，也只要七百达克特。 [64] 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北京，利玛窦在买下房产之前，都至少先租一年，这是为了缓和当地人的不满，同时也是了解行情，看是否有更好选择。也在这两地，利玛窦尝试使用信用证，来安排大笔资金从澳门汇到当地，但最后他都被骗，这让他得出结论：“在信用借款方面，我们看得够清楚，根本没法相信中国人。” [65] 同样在两座京城，利玛窦还成功地避开了因为购置房产而带来的基本劳役和税费：在南京，他说服地方官，免掉了他们夜间在所住区域巡逻值夜的义务；而在北京，传教士们被永久免除市政税，这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每年大概是五个达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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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明坚在澳门筹钱的那些日子里，利玛窦正在肇庆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为了应付眼前的开销，他只好卖掉了一个用威尼斯玻璃制作的多棱镜，卖价是二十达克特，利玛窦心里很清楚，这比它的实际价值要高得多。 [69] 另一方面，罗明坚在澳门，起初只借到一百达克特，但到了1584年的早春时分，运气突然来到，前一年出航的商船终于回到了澳门，由于之前长崎城大部分被一场大火所毁，去日本的商队因而耽搁了时间，回程也晚。这样，罗明坚终于可以回到肇庆和利玛窦团聚，他带回来四百多达克特，其中部分又是由富商维加斯所赠，余下的则可能来自耶稣会在日本商贸中的分成，那一年据说贸易收益相当可观。 [70] 大势的转机还不止于此，一年之后，阿桂委瓦总会长又寄来了四只钟，都是用发条驱动的，一只是很普通的“放在桌上”那种，在整点整刻都会发出不同音律的声响。但另外三只都非常小巧，可以穿绳之后挂在脖子上。这很好地反映了欧洲钟表制造水平的迅猛发展。菲利普国王在马尼拉的代办在途中又为耶稣会士们送去了另一只钟，同样也是上弹簧发条，“制作非常精美”。 [71] 传教士的境况变化如此剧烈，一会儿处于破产边缘，一会儿又因为获得奇珍异宝和大量银两而变得富有，如同钟摆上下，我们就很能理解，为何有如此多中国人会认为利玛窦必定是个炼金术士。所以这并不奇怪，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有任何特异的炼金技巧，但也从没能使这种传言彻底消失。在晚明时代，炼金术的实验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而且都和道教信仰有关。一个是致力于炼制长生不老的灵丹，另一个则是把普通金属变成白银。无论是在哪个领域，汞——通常在西方被称作水银，在中国叫丹砂——都是在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物质，这是由于它的颜色、重量以及稳定性，再加上它那卓越的特质，能与其他金属化为合金。 [72] 利玛窦揣测，中国人很有理由认为他是一名擅长熔炼金属的术士，因为葡萄牙商人们确实在广州买了大批量的水银，将其运到印度和日本，而当他们回来时，又带着满船的白银。由于耶稣会士从不承认有任何外在的经济来源，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他们肯定是在自己熔炼白银，又或者是与擅长炼银的葡萄牙术士们有所联系。 [73] 但回过头来说，利玛窦自己的态度其实也在助长中国人的这种炼金术士猜测，他不仅积极地参与各种技术实验，热衷于制作科学仪器，而且还对自己的经济来源问题三缄其口。他甚至还有可能暗示别人，自己具有特殊力量，我们知道的是，他有次曾告诉自己的耶稣会同事：“承认自己是一名炼金术士，总比承认自己的钱来自澳门，罪过要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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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那些礼物中，有一件东西他带在身边横穿中国，最后还在1601年进呈给了朝廷，就是那台小拨弦琴。这件礼物本来可能只是个新奇物什，实际上没什么用处，但利玛窦1600年在南京时，在闲暇时间让郭居静神父（他是一位很好的乐师，但因其教士职责无法离开南京）教授新来的年轻修士庞迪我（Diego Pantoja）弹奏几首奏鸣曲，并调试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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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利玛窦带着庞迪我一起到了北京，正如他所希望的，皇帝对这台小拨弦琴颇感兴趣，并命耶稣会士教宫中的四名宦官乐师弹奏它。庞迪我正好也已学会，便接受这一任务。 这一次，利玛窦又显示了他的机敏和非凡预见力。因为四名太监中有两人年轻聪颖，学习西洋音乐进展迅速，而有一名老太监已年逾七十，进展甚慢，利玛窦让他们每个人各只学一章，这样即使这位老太监学习缓慢——大概花了一个月才勉强学会他那章——他也不会在宫里太丢面子。在等待之时，利玛窦和年轻太监们又用汉语作了八首歌词，可以在拨弦琴的伴奏下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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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这组八首歌词，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当即风靡一时，按他自己的记述，各式抄本印本竞相出现，传布甚广。许多中国官员听过此曲，或是读过文词之后，都对利玛窦称颂不已，因在内廷之中，终于可以表达如此想法，皇帝亦可按此提高其品德。 [121] 由于当时法律严格，除皇室、宦官和嫔妃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内宫，毫无疑问利玛窦本人并无机会进宫，亲耳听到他之歌词、庞迪我之曲调，是如何被吟唱的。但他自认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因而每当他想象那些宦官——或是被宦官教会的宫女——在紫禁城内唱诵他的歌词，必定也心满意足。

罗马与同时其他城市并无二致，人性的高贵与堕落在罗马的大街上并存。人若信教之心越虔诚，发现的就会越多。无论哪个教堂，只要事先安排有特别奉礼，大批乞丐就会在那里聚集。格里高利·马丁曾写道，放眼所及，“有太多太多苦难悲惨的人”，“他们聚拢在街道的两旁，我从没见过如此情景”。马丁被告知，在这些跛足的、疯癫的、瞎眼的、聋哑的人当中，大部分都不愿意住在城市的慈养院中，而宁愿摊躺在大街之上，在行人川流的教堂附近寻找机会，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可以获得路人更多的施舍，远比教皇庇护四世定下的每日七个铜板的救济钱要多。 [10] 他可能和利玛窦一样，并不知道其中细节，这些乞丐多是被其秘密领袖精心组织的，他们分为十九个小组或“专业”，还被仔细训练过，扮成诸如疾病缠身、重伤残疾、土耳其战事的伤退老兵，或是恶魔上身之类的各色人等，以最大程度博取民众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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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在果阿也用奴隶做工，在那个社会里，并不是所有的体力劳动都由白人来完成。而在澳门，奴隶也很常见，那里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大概是五比一。 [19]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当中很坦诚地谈到，他帮助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找回那些出逃去中国内地的奴隶，利玛窦自己在华期间也带有黑奴——“一个印度黑人”和“一个非洲黑人”，至少在他来华传教早期是如此，黑奴在耶稣会士住所当家佣和守卫。 [20] 还有其他黑人给利玛窦做翻译，直到他本人学会汉语，这些人可能是澳门的华人和黑奴结婚所生的后代，他们从小就成为天主教徒，同时会说汉语和葡萄牙语，因而是翻译的绝佳人选。利玛窦有一次提到，这黑人把中国人给吓坏了，之后在他的传教生涯里就再没提过黑人。由于他的汉语水平逐步提高，渐渐可以转用中国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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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卖到海外的华人里，很多原本不是奴隶，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被绑架的儿童，卖到外人之手，价格出奇一致，每个男童或女童大概是十五至二十达克特。有些孩子出身读书人家，最终会成为葡萄牙军官或历史学家的秘书或助手。虽然果阿总督在1595年明文禁止买卖中国奴隶，违此条令的葡萄牙人将被处以高达一千达克特的罚金，但此交易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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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看法可以拿来作一个类比。尽管他有时候被视为一个对中国毫无批评的完全的赞扬者，但他并不是。对于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利玛窦内心挣扎不已，他从没有产生过一个综合的意见。他只是提出了两组毫不相容的观察，无疑，现实的中国正是居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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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中国札记》的某处记到，他第一次拜访韶州时，被邀请去了韶州城外的一座佛寺。利玛窦的描绘细致入微，其实他正在搭建一个精巧的修辞结构，以阐述自己想法： 在那里，我们眼前是一片平坦的山谷，绵延到远方。两旁的山体并不太高，满山种的都是果树和其他悦目的树种，四季常青。山谷的田地里耕种稻米和其他蔬菜，由溪水灌溉，永不枯竭。清澈的水流从山谷中央穿过，洗去两岸的尘埃，直流向远方的青山。 [29] 然而，这样美妙的地方，真正的中国伊甸园，也是朝拜一位僧人的圣地所在 [30] 。这僧人生活在八百年前，他以自己的肉身来喂养蛆虫，在利玛窦看来，这其实是对禁欲苦行生活的一种嘲讽。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僧人，甚至连对这种被扭曲的虔诚之感觉都已丧失，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这片美丽的风景大相径庭：“他们生活放荡，有些人娶妻生子，这是佛家清规所不允许的，有的人还去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杀人越货。” [31] 同样，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统治者，也已不复高贵，纯洁过往已被遗忘，他们堕入了欺骗与贪婪的循环，暴力斗殴风行，盗贼四起，监察者自己都须被层层防范。在中国人优雅外表的背后，隐藏的是可怕的现实：人们之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不信任自己的同乡、挚友、亲戚，甚至是亲生孩子。还有，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也是破碎万分，市场上的任何物品，都有两种价格——“其一是给当地人的价，其二是给无孔不入的官员的价，后者要便宜太多”。官员们以这样虚假的价格从手工匠人和商人那里买到任何想要的商品，其结果就是，诚实经营的手工业者无法生存，被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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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年11月，就在利玛窦来华不久，他写信给罗马学院时期的同学弗利加蒂，描绘了普通中国人是如何惧怕他们的统治者。他说，这里的官员在举办公开仪式时，场面比罗马教皇都要盛大虚华，而皇帝本人就像古代亚述的暴君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一般，被禁锢在宫殿中，周身环绕的是妃子、太监、鸣唱的鸟儿和开花的果树，虽享尊荣，但难掩其可悲。 [33] 晚些时候，利玛窦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观察到，皇帝本人是如此恐惧，他不再面见廷臣，不敢外出，除非私下出行，安排一队完全相同的马车，乘坐其中一辆。皇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到处都是欲置其于死地的仇敌”，而根本不是自己统治之领土。在利玛窦看来，他的生活“与地狱无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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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玛窦来说，万历皇帝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独裁专行，但从另个角度看又显得处处受制。然而，最终看来，他还是对利玛窦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我们看到他在临终前对科顿神父——这个比他年龄更小的同时代耶稣会士——表达出无尽钦慕，我们就能想象，利玛窦一定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万历皇帝的告解神父，就像科顿使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国王——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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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利玛窦从没有和皇帝当面交谈过，更不用说使他皈依。皇帝只和自己的嫔妃与太监交谈，在这个世界里，这些太监的权力就迅速上升，因为他们成为皇帝与宫墙外的官员交流的唯一纽带。利玛窦与皇帝打上交道，所有一切都是通过太监进行。在此，又一次地，利玛窦对此情况的看法依然很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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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他宫廷里的太监极端残忍，经常因为些很小的借口，就将他们杖打致死，所以没有太监还敢再去关心宫外的事情，除非那事情能给他们带去大笔的钱财。朝廷里的官员也学着做同样的事，他们从各省来到京城办事的官员那里索取钱财，本身这些地方官的钱就是从城乡民众那里搜刮来，还要再分一部分给京官。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混乱的“巴比伦之城”，各种罪恶横行，毫无公正，没有人有任何虔信，也没有人有任何意愿想去净化自己的灵魂。 [50] 这段话使用的措辞，与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批评者们是何等的相似！那时人们将罗马和那些贪腐的教皇称作“巴比伦的娼妓”。利玛窦熟谙这套修辞，他在批评佛教教派时，像是另一种应和，他说佛教拥有“巴比伦式混乱不堪的教条，太过复杂，以至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它，或描述它”。至于北京这座堕落的城市，利玛窦怀着道德之心评判说，城里住着“一群毫无男子气概的人，终日只知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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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对北京城里的穷困和苦难也知之甚多。我们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了解那些街头流浪的帮派，那里头尽是些生存境遇最让人绝望的流浪者，他们往往是遵从父母之命被阉割了之后又没能进宫当太监的年轻人，游荡在外，欺负那些穷苦的小贩。 [53]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北京城富人阶层所持的白银和穷人的铜钱之间的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受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在1590年代，这曾导致千万人穷困而死。那时，由于管理不善和官员的漠视，整个社会救济体系基本崩塌。 [54] 他的友人、天主教徒徐光启对穷人的苦难很有发言权，他极有可能和利玛窦提到过，在那寒冷的冬季，街头乞丐会付一个铜板，夜晚躲进堆放草料和毛皮的仓库里，以免在外冻死。 [55]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利玛窦曾在北京城里奔走，拜访城中的各位顶尖学者，与他们讨论科学和宗教话题，因为他留下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图画，画中他骑马在街上，头罩黑色面纱；和城里的有钱人一样，这是为了抵御沙暴打脸。每年干旱季节，沙尘暴对北京城而言如同噩梦。利玛窦经常这样在街上骑着租来的马匹或是骡子，手持他自己印的指示地图，标出房屋和达官贵人住所的方位，由于他头罩面纱，无法被人看清长相，不会特别吸引路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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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这样评价中国：“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奴隶。”他觉得造成这种情况之原因，部分是由于男人的自然性欲，“男人活着不能没有女人，但又娶不起妻子，于是就把自己卖给富人为奴，富人则会把女奴给他们做妻子，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们便世代为奴”。另外有些人，虽然攒些钱够娶个妻子，但却无力抚养孩子，只好以两三个达克特的价格把孩子卖掉，利玛窦伤感地说，“这价格甚至还及不上一头猪或是一匹老马”，饶是如此，这还是平常年份的价，一旦饥荒发生，卖价大概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 [57] 利玛窦《中国札记》原稿的某些章节里，对这些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该书在17世纪出版时，这部分被谨慎的耶稣会编者们删去了。 利玛窦还对中国人耽于淫色之习有所体察，他发现许多年轻男人还未等得及真正成熟——在他看来那要到二十岁——就开始随意挑选性伙伴，许多男子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有了第一个女人，结果是“有些人身体变得很虚弱，丧失了生育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写道，“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公开的娼妓，这还不算那些实际上人尽皆知的通奸的例子。仅在北京一处，据说就有四万人公开以卖淫为业。这些女人为此营生，有些是因为她们自愿选择，余下的那些则冤得多，她们是被恶男人强迫从事这行当，以这种肮脏的方式来谋生”。 [58] 明代时人若见到利玛窦对娼妓泛滥境况的描写和数目的统计，肯定不会反对，因为很多人记述到即使在很小的村镇中也能找到妓女，而在稍大的城里则数以千计。在北京城，就像在罗马一样，娼妓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并需缴税；她们并不能像佛罗伦萨妓女那样大大方方地坐在门厅揽客，北京的妓院都安有特殊的门，在中间分开，上半部可以半开，这样路过的人们可以从容地观赏门内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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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沙勿略从日本给果阿的青年耶稣会士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谈到日本佛教寺庙里僧侣间同性爱十分常见，并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而且当地人对此似乎毫不在意，这让他更为惊讶。日本僧侣利用这些男孩，送他们去上学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性愉悦，当沙勿略质疑这种行为时，他们只是一笑了之。“此类恶行很明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沙勿略写道，“僧侣们深陷这种违背自然的罪恶，他们并不否认，而是公开坦承。更坏的是，这罪恶是如此公开，长幼皆知、妇孺亦闻，他们都习以为常，既无人忧虑，也没有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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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还说，另有一些僧人公开与尼姑同居，一旦女尼怀孕，就会用药物打胎，或者是生下来就立即杀死婴孩。一年以后，一位耶稣会士记述道，有一群僧人在庙里免费招待沙勿略用餐，席间沙氏突然大声斥责这些僧人，针对的是“在他们之中盛行的这些令人憎恶的淫行罪恶”，众人惊诧不已，但庙里的住持对这指责根本懒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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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礼安试着找到一种中和的立场来遏制“人的堕落天性（除了那些我们所有人已自然堕入的罪恶外）”，1580年，他为耶稣会的日本学院制定了许多规矩，比如他极有用心地规定学生们睡于榻榻米上，相互间用小木凳隔开，整夜寝室里都点亮一盏灯。 [80] 卡布拉耳神父（Francis Cabral）在日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被调回果阿时，依然不觉得情况有任何改善。1596年他在写给罗马的一封信中说，日本人的宗教修习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他们的同性恋问题。神父们所憎恶的“肉欲”和“罪恶习惯”，“在日本被认为是十分荣耀的，体面人家往往会把儿子托付给僧人，学习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

想到这些，利玛窦在他跨越半个地球的旅行中，一直随身带着些圣物，这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知道，他在华期间始终精心存护这些物件，包括有一个用真正“原十字架”的遗存做成的小十字架、某些圣人骸骨的碎片，以及一小盒耶路撒冷的泥土。他将这些存放在自己贴身的小包裹中，以防在中国朝廷上遭到亵渎。在合适的时机，他会将这些东西送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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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圣母怀抱圣婴的图像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普遍接受，这与他们对基督受难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前一年，利玛窦就遇到此类情况。利玛窦在华期间，随身包裹里始终带着一个十字架，它肯定很小巧，但生动精致，是16世纪晚期的风格。这十字架设计得颇具匠心，当人们凝视它时，能获得最直观的感受，正好配合圣依纳爵的训诲，看到它，即如同亲眼目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利玛窦形容它“纯木刻制，精美无比，上有血色的涂料，栩栩如生”。然而，当马堂——也就是那个对圣母画像钦羡不已的太监——看到十字架时，却把它当成了某种邪法，大声叫道：“你们做这个邪恶的玩意，是要刺杀皇上，好人是不会做这种邪门东西的！” [42] 马堂立即叫来了士兵，利玛窦和他同伴们的所有行李都被彻底翻查，这些人想找出他们“阴谋”的更多线索，还威胁要用刑，毒打他们。利玛窦倒是坦诚地写道，最大的困难是，那太监“真的认为那是邪恶的东西”，当时围观的人们脸上表情都带有敌意，利玛窦觉得，这时候很难把基督受难的意义向他们作一个圆融的解释。利玛窦在其后是这么记述的（用他惯常使用的第三人称来说）：“在一方面，利神父不太愿意说这是我们的上主，因为要对这些无知的人解释是很难的，尤其是在这么个时间，谈论这些神异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他看到所有的人很敌视他，满怀憎恶，仿佛对他们来说，利神父就是残忍对待那个男人的人”，那个男人就是耶稣基督。而利玛窦最后给出的解释，连他自己也不很满意，他的那些听众也是同样，他说：“这件东西包含的意义，旁人是无法理解的，这是我们西方土地上一位著名的圣人，他愿意为了我们，承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痛。因此，我们画他、刻他的像，为了是让他永远在我们眼前，为了感谢他那至上的善。”而后一位中国友人告诉利玛窦，“把他刻成这样纪念他，实在不太合适”，另一位则建议耶稣会士“把随身带的基督十字架全部压得粉碎，以使人们都不记得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