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套装上下册）》的笔记(20)

搭机的乘客等于是时空旅人。他爬入内铺地毯、散发强烈消毒液气味的通道，系好皮带，准备返乡或离家。时间变短了，或者该说时间扭曲变形了，使他从一个时区离开，然后在另一个时区出现。打从他踏入通道，把膝盖紧靠在前座，僵直身子的那一刻起——打从他离去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思就专注于抵达。当然了，前提是他还有任何感觉的话。就算他凝睇窗外，所见除了如北极冻原般的云层外，绝无他物，上方则是宽广的空间。时间被巧妙地遮蔽：没有任何景物值得一瞧。因此，许多人对搭飞机一事满怀歉意。他们说：“我真的很想把那只塑料怪兽抛到脑后，改搭三桅帆船。我要站在船尾甲板上，让海风吹拂我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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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就注意到，火车准确地表现出一国的文化：肮脏落后的国家有肮脏落后的火车；自信、有效率的国家，亦可从奔驰于铁轨的各色火车看出端倪，譬如日本。印度有希望，因为人民普遍认为，火车比部分印度人驾驶的牛车更加重要。我还发现，观察餐车更可以一叶知秋（假如没有餐车，这个国家显然已在标准之下）：马来西亚火车的面摊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罗宋汤及恶劣的服务质量、“飞翔的苏格兰人”号的鲱鱼干。此刻，在美铁的湖岸快车上，我研究着早餐的菜单，发现竟然可以点“血腥玛丽”或“螺丝起子”。“醒晨酒”，菜单上如是说，注入我血管内的伏特加也应和着。早上这个时候可以点一杯烈酒，全世界没有别的火车敢这么做，美铁尝试新点子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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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是《洛夫克拉夫特》[19]，同行乘客一定深信，整整两天，我都在埋首研究一本描述性技巧的书籍。

离开芝加哥，展开横跨六州之旅，假如你搭乘的是“孤星”，实在不可能将歌颂铁路的乐音断绝耳外。爵士乐有一半都是铁路音乐，火车本身的律动与声音就带有爵士的韵律。爵士时代即火车时代，这也就没什么好讶异了。音乐家不搭乘火车旅行，就别想出门。于是，油泵的节拍、咔里咔啦声、落寞的哨音全融入了歌曲。因铁轨而兴起的沿路城镇也是如此，否则，乔普林[25]和堪萨斯城怎么会出现在歌词中？火车从联合车站一路摇向乔利埃特[26]。独处与律动的完美结合——配合铁轨上车轮的低音伴奏，使我脑海中响起了一段旋律，继而是歌词。车轮在诉说着：“什么也比不上我爸爸的大雪茄——对，什么也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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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里特漆黑一片，至于盖尔斯堡[27]，我也仅能匆匆一瞥，只瞧见一团长方形的雪、上面注明“停车场”的牌子、亮灯的小车棚、一辆半埋在雪地的汽车——此景颇有《纽约客》封面那种奇特而无意义的风格。餐车内的我让注意力离开烤比目鱼和白葡萄酒，凝睇着这幅景象。达希尔·哈米特的《瘦子》斜靠酒瓶旁。福克纳已被我草草读过，留在芝加哥，与《基甸圣经》一起搁在假日酒店的梳妆台抽屉里。 《瘦子》里的犯罪情节，不如酩酊大醉的片段一半引人注意。本书里，每个角色都喝酒。哈米特的世界是永恒的鸡尾酒晚宴。福克纳滔滔不绝的题外话，看了就烦，他那美国南方的形而上学更是令人生厌。哈米特的英语简明易懂，但情节设计平庸无奇，侦探工作似乎只是为了豪饮而不得不祭出的可怜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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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星”号的方向，拿来与历史书籍的地图相较，便可发现是沿着牲畜的主要北向道，亦即奇泽姆牛车道[29]的方向。最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牲畜被驱赶过俄克拉荷马州所谓的印第安保留区[30]，前往堪萨斯州阿比林的铁路终点站。所有伟大的铁路城镇，包括道奇城、威奇托（我们于清晨六点路过）、夏延，其繁荣都是这些牲畜之功，它们被塞上往芝加哥的火车之前，先在阿比林入栏并评级。有些牲畜在行经格兰德河的漫长路程时野性难驯，但全给墨西哥土法弄得服服帖帖——美国牛仔师法墨西哥牧牛人，举凡系绳、烙铁及诸多行话，包括“行话”这个词本身，都一并传承下来。奇泽姆牛车道只不过是其中一条。锡代利亚[31]当地人领着牛群穿越阿肯色州与密苏里州；而亲爱的晚安牛车道则沿着佩科斯河开拓。如今，铁轨取代了这些车道——沿路的水源曾决定了奇泽姆牛车道的行经路径，如今也可解火车头的渴，依旧是兵家必争之地。直到后来，乘客才取代了牛群，成为铁路收入的来源。

他的突出之处在于摆设商品的方式。他把大蒜球茎编成花环，脖子上围了一圈，腰上围了一圈，臂上还缠着一条大蒜编成的绳子，用手抖动。他在人群中挤进挤出，成串的大蒜就吊在身上晃来晃去。还有比这个男人更好的文化差异实例吗？如果在得州一侧，他可能会因违反公共卫生法惨遭逮捕；这儿，众人则对他视若无睹。把大蒜戴在脖子上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也许没有。只不过，如果他不是墨西哥人，可能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我不是美国人，也不会注意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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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奇古玩（curio，几乎不言而喻，即为curiosity的简写）的唯一价值，就是证明你曾来此一游：刻有猩猩脸孔的椰子、可燃的烟灰缸、墨西哥草帽——上面如果没有“新拉雷多”的字样就毫无价值，但这些物品远比我在那一区所见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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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州被我丢到一边的《瘦子》，我一直读到很晚，剧情虽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与酒精有关的情节仍使我兴趣浓厚。每位角色都喝个不停。他们在鸡尾酒派对上聚会，在地下酒吧密谋商讨，他们谈论酒，通常也都喝得酩酊大醉。哈米特笔下的侦探尼克·查尔斯喝得尤其多。他为宿醉抱怨不休，然后继续喝酒，以治疗宿醉。他早餐前先喝一杯，整天喝个没完，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再酌一杯酒。有天早上，他自觉糟透了，便抱怨道：“我必须清醒地上床去。”说着说着又倒了一杯烈酒。喝酒的情节使我无法注意破案线索，一如马拉维总统班达的面部抽搐使我无法专心听他演说。这部侦探小说里，为什么会掺杂那么多的酒精？因为它的背景、它的写作年代，恰好是美国禁酒令实施之际。伊夫林·沃曾自评道：“《故园风雨后》里描述了许多豪华餐点，即因本书写作于实行粮食配给的战争年代。当时唯一能聊的，就是如何用黄豆变出各种花样。”到午夜时，我已经解决了《瘦子》和一瓶龙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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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认为不算喜爱动物，但是，不喜欢动物跟虐待动物可有天壤之别。我慢慢发现，此地的家畜和虐待动物人士，处境有不少类似之处，都起因于同样的轻蔑感。被抽打的狗和背负木材的女人生着同样畏缩的双眼，打动物的人也就是被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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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近图拉，长长的山丘上是一片草木不生的沙漠，隆起酷似金字塔的峰峦。此地为托尔特克人[47]的首都，可见廊柱、神殿与高耸的金字塔。墨西哥的金字塔，譬如特奥蒂瓦坎、乌斯马尔、奇琴伊察等地，显然是人类梦想造山的努力成果；它们与天然景致浑然一体，处处模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王必须表明，自己有能力复制神创的景观，金字塔就是此念的具体明证。图拉的荒原，景色一片萧条，但托尔特克人的巧工将会留传至下一世纪。

墨西哥的火车乘客从不携带食物，还鼓励你有样学样——请购买本地的食品，每个火车站都有妇孺在兜售。然而，本地食物总是放在马口铁脸盆里，再由小贩顶在头上，她不可能在喊着“好吃的炸鸡”之余，还能瞧见聚集上方的苍蝇。典型的墨西哥餐点小贩，就是站在火车月台上，顶着一头苍蝇的妇人。

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何许人，只需听听苏斯戴尔[66]对阿兹特克人的看法。他在讲述贵族阶层的艺术文化成就之前，先用一首轻声细语的序曲，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族群。“在富裕而闪耀的城市边缘，”他写道，“农夫（那瓦特人、奥托米人、萨波特克人等）沉默地过着坚忍而操劳的生活。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本地史家或西班牙史家对他毫无兴趣，更别提他的小屋、他的玉米田、他的火鸡、他那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他狭小的天地；就算谈到也仅是附带一提……但此时提到他是必要的，让人感受他沉默的存在；在璀璨的城市文明之外，他存于阴影中。更有甚者，一五二一年的灾难（西班牙入侵）之后，一切权威、一切观念、社会的整体架构，以及所有教派全遭瓦解，唯有他幸免于难，唯有他仍存活下去。”

当你发现，像危地马拉之类的政府，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目标，耕耘出来的成果却如此平庸，你就不会讶异，农夫为何会得出共产党执政也不错的结论。这就是拉丁美洲的病源：低能的政府使民主蒙上污名，人民无从选择，只好找寻替代物。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说（我遇见过不少），这些人由独裁政府来统治会幸福得多，我恰巧认为这种说法是胡扯。从危地马拉到阿根廷，大多数国家都掌控在自私自利的政权手中，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冤冤相报永无休止。从这辆火车上望出去，这堆不公正的谎言有如柏马剃须膏招牌[70]一样明显。

每隔十到十五分钟，火车会停下来。士兵跳出去，伏在地上，一副准备开火的姿势。然后，会有几个人跳到地上，头也不回，便往沙漠走去（消失，匿迹于巨石堆后），火车甚至还来不及开动。这类车站大多未列于车票上，而站上也只有招牌、一堆仙人掌，没有其他了。阿瓜斯卡连特斯就是其中之一：一面招牌、几簇仙人掌、干燥山脚下的一堆岩块。当火车开动，我瞧见一处充当路面的干枯河床，但河床附近有一幅奇景，那就是本地著名于世的温泉，壮观的白烟自山脚下（此山为火山）噗噗冒出。喷出的蒸汽附近可见热腾腾的池子，妇女就是在这儿洗涤衣物的。就连仙人掌也无法在间歇泉间存活，滚烫的水冲向光秃的岩壁，泛起白沫，贯穿岩缝。在沙漠这个死寂角落里，唯一活动的生物仅剩下弯着腰刷洗衣物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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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小时，我不断搜寻着莫塔瓜河，但举目不见踪影。这儿是死谷，土壤比沙粒更加细致，没有棱角；呈粉状，浅褐色，我们的小火车一过就随风飘扬。每株仙人掌上都蒙了一层尘土，外表有如枯木残株。再也没有比枯死的仙人掌更令人绝望之物了；它并未倒下，只是转灰、变硬，仿佛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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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件事让我担忧不已：假如火车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停在无车站的地方，假如热气中的引擎就此卡住，我们就会被困在这里。就连数千英里外的韦拉克鲁斯，公认的好火车也曾遭遇相同的悲剧，墨西哥人却连一句解释也没给。这辆火车显然年代更久，引擎的烟味也更浓。如果它真的停了，我想着，如果它真的停在这儿动弹不得的话，该怎么办？现在是早上十点，车厢塞满了人，火车上没有一滴水，数英里外不见道路，也没有乘凉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在死前能撑多久？在这座无边无涯的沙漠，我猜想用不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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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乌干达北部的荒僻村落外，这儿是我见过最炎热、最荒凉、尘埃最多的地方。 但有一点大不相同。兰丘附近的墓园占地大，容易辨识。一座坟几乎和兰丘的泥巴屋一样大，非常坚固，看起来像刚粉刷过一样，外形像房屋，还建有廊柱和倾斜的屋顶。坟墓竟然比居民住的泥巴屋坚实，但我可以了解其中的逻辑：一个人只需在泥巴屋度过一生，但他的尸骨必须在坟墓里直到永恒。因此，兴建泥巴屋时不必将耐震度考虑在内，坟墓则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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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的时速为十英里，慢得足可让我在爱伦·坡小说的底页书写植物观察笔记，并对破裂蜂巢的乱象作一记录。我埋头苦干，两小时后，当一部牵引机、一间小屋、几栋废墟跃入眼帘，我才罢了手。

我立刻喜欢上了圣安娜。气候和煦，居民灵快敏捷，而且幅员狭窄，散个步就可到郊区亲近深绿色的山丘，以及坡上闪闪发光的咖啡树丛。我发现劳碌的危地马拉人是个分裂的民族，而住在内地的印第安人，似乎绝望而无所适从。但以圣安娜为证，萨尔瓦多则是个混血民族，活力十足，议论踊跃。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其礼拜仪式都奠基于肢体接触。大教堂内，虔诚的萨尔瓦多人抓捏圣人的脚足，触摸圣人的遗骨。背婴儿的妇女总记得先向投币口丢个铜板，点燃蜡烛，然后才攀住基督宽松的腰带，以穗饰轻拂婴儿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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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左右，火车抵达克萨尔特佩克。看到教堂，马里奥和阿尔弗雷多手画十字，火车上的妇女做出同样的举动，几个男人把帽子脱了下来。 “你不是天主教徒？”阿尔弗雷多说。 我迅速画了个十字，不让他失望。 阿尔弗雷多说：“huacha在英语中的意思是什么？” 那是什么，那瓦特语[75]吗？阿尔弗雷多咯咯地笑。不，他说，萨尔瓦多没人讲印第安语。他坚称huacha是英语，但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词我不太熟，能不能造个句子？他清了清喉咙，弓起身子，用英语说：“huacha gonna do when da well rons dry（井干了你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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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上看到过关于拉丁美洲足球的消息——混乱，骚动，立场鲜明的热情群众，政治上的挫败在球场上获得尽情的宣泄。我向来熟知，若想了解英国人，看场足球赛会有帮助的；那时的英国人不再双唇紧抿，举止端庄。对年纪不大的球迷来说，英国足球赛确实是同仇敌忾的战场。运动的肌肉战仪式，永远能明白展示出一国国格中较狂野的冲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有趣，大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等于用哑剧演出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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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高原上披盖着杂色植物，但随即发觉，那是一群站在山顶或占据山侧的萨尔瓦多人，共有数千名，景象比太阳区还恐怖。球场的照明灯点亮了他们，躯体的蠕动依稀可见。那儿是一座蚁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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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球被踢进遮阴区，观众把球丢回场地，赛事继续。然后，球被踢到太阳区，太阳区观众群起争球。一个男人抢到球，却给扑倒在地，球滚了出去，十名观众打成一团。一名太阳区观众随球奔下台阶，被逮个正着，球又甩了出去。一场混战揭幕，只见一群太阳区观众奋不顾身地抢球，那区位置较高的观众向滋事者狂扔瓶子、罐头、包装纸，各种物体纷纷洒落——肉饼、香蕉、手帕等。遮阴区、包厢区及蚁丘的观众从旁观望这场搏斗。 球员也从旁观望着。比赛中断，墨西哥球员踢着草坪，萨尔瓦多队向太阳区观众大吼大叫。 “麻烦把球还回来。”是播音员的声音，沙哑刺耳，“球回不来的话，比赛将无法进行。” 这番话使得上排的观众洒下更壮观的垃圾雨——杯子、坐垫、更多的瓶瓶罐罐。瓶子还啪的一声碎在混凝土上。下排的太阳区观众开始回敬他们的审判者，根本看不出球滚到了哪里。 没人把球还回来，播音员重复他的威胁。 球员坐在场地上，开始做起热身运动。终于，球自场上消失十分钟后，新的球扔了进来。观众高声加油，但几乎马上就静默无声，墨西哥又进了一球。 没一会儿工夫，球员拙劣的一脚又使得球落入遮阴区，引发众人一阵争夺。没人肯把球丢回场地。我们看得出球的前进路线，虽然看不见真正的球，但可以从混战的位置（有时这儿，有时那儿）推测出它的所在地。包厢观众向遮阴区泼水，但后者仍坚持不肯把球交回。现在，轮到太阳区开眼界了，望着遮阴区那群稍稍富足、表现得极其讨厌的萨尔瓦多人。播音员再度放话威胁：等球回来，比赛才会继续进行。没人理睬他，过了许久，裁判员拿着一颗新球走向场内。 总而言之，五颗球就这样不翼而飞。

中美洲等于一团混乱，其情况好比整个新英格兰化为废墟，而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等地掌控在疯狂将军与嗜血政客的手中；也好似这些地方已退化成蛮不讲理的暴权与民族主义的温床。瞧瞧中美洲的困境，无怪乎财团大亨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帝国心态的大企业如联合水果公司，都决心把它占为己有，从中操控。过程再简单不过了。不过，大亨与大企业缺乏道德心、怜悯心与守法观念，完全无法带领这片土地迈上轨道。他们的行为基础是轻视和自私。他们并非殖民帝国——他们是敲诈家，并大量生产敲诈家。由于缺乏法治，这些国家变成光怪陆离的地方，充斥着不平等与可憎的暴力。萨尔瓦多有权享受和平，却得不到和平。就连足球这种全球最单纯的运动，在本地都变成了拳脚与挫折交织的群架，焦点也集中在观众身上。为什么不好好享乐一番呢？他们也许会这么回答：反正我们的生活跟狗差不多。足球不再是足球，教堂不再是教堂，火车也不像我搭过的任何一辆火车。当情况败坏到这般田地，任何脑筋清楚的铁路公司大可收足灾难赔偿的保险金，重起炉灶，这种事他们在印度也干过。但这儿是萨尔瓦多，并非印度。的确，这一大堆垃圾在西孟加拉沦为笑柄，说明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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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更迭，村落却始终如一。你想着：我以前来过这儿。村子总是狭小，以圣人之名为村名。火车站总是个破棚子，三面透风，附近老是有一堆橘子皮、夹着丝丝纤维的剥开的椰子壳、废纸和破瓶子。灰色废水涓涓流成一渠黄绿色的池塘。女人的头上顶着篮子，篮子里摆着香蕉，香蕉上飞着苍蝇。一叠黑色的铁道枕木，一堆油腻的桶子，褪成粉红色的可口可乐招牌，十来个脏兮兮的小孩，背着光溜溜婴儿的小女孩，听着音调模糊而大小如鞋盒般的收音机的男孩，香蕉树，四间陋屋，一瘸一拐的狗儿，咕噜低鸣的猪仔，头倚在左肩上打瞌睡、帽檐破破烂烂的男人。你在这儿望着小道和炊烟，树上方的太阳以灼人的角度射出刺光，破车停在日照边缘，树荫下的小鸡啄着鹅卵石，数张脸孔藏在陋屋破旧的窗帘后。站长穿着短袖及深色裤子，抱着工作日志，立正站在阳光下。村庄的树叶蒙上厚厚一层尘埃，好似已枯萎而死。眼前所见是如此熟悉，你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兜着圈子旅行，每天一早启程，于炎热的午后时分抵达同样的村庄。同样的猪仔、居民与枯萎的树林，这幕衰颓景像梦魇般一再重演，拉着你一遍又一遍重返同一幕场景。这种一致是一项戏谑得奇异的特质。这是真的吗？你搭火车已旅行了数周，竟然没有前进一步，反而不断重返这脏乱的地方？不，虽然打从跨越格兰德河以来，你已见过数百处相似之地，但仍未曾来过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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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坐着，有的人在教堂后部等着，他们注视的是乐团而不是礼拜堂，而且面含微笑。噢，对啊，宗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欢乐，微笑，幸福，上帝与你同在。弹弹你的手指，他会救赎这个世界。两声铙钹砰砰响起。

中国人向来跟酒鬼扯不上边。一年一次，假如日子特别，又是呼朋引伴而来，他们也许会受人激将，饮尽一整瓶白兰地，但一喝完，脸色马上就红了起来，抬高音量胡说八道或骂脏话、呕吐，还必须让人送回家。喝酒是中国人作乐时的疯狂之举，实在好笑——他们根本无法享受个中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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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的话题使我不甚自在，一般来说，对话的终点会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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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利蒙的班车，每天正午由大西洋车站出发。火车不算很大，但以中美洲的标准来看可称得上巨无霸。五节客车厢，分两种等级，货车厢则付诸阙如。我素闻这一线的风景是世上少见的美，一直很期待能上车一游。自气候温煦的山间首都出发，穿越东北方的深谷，行至热带海岸——哥伦布于一五〇二年第四次航海时路经此地，他感于这里丛林的茂密，便取名为哥斯达黎加[85]。第三次航行，他自认为抵达了伊甸园；第四次则深信自己光顾了神奇的绿色亚洲。（哥伦布顺着风在岸边上下徘徊，在巴拿马足足病了四个月。而残酷得很，没人告诉他山的对面还有另一座广阔无际的大洋——他渴求信息来源，但当地的印第安人置若未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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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本就是孤独的事业：观察、检视、评估，你必须独处而不受干扰。旁人会引你误入歧途。他们将自己的意见塞入你纷乱的印象中；亲切的友伴使你的视野模糊，无聊人士则以没头没脑的话破坏宁静，用“噢，你瞧，下雨了”及“看，这儿有很多树”将你的专注粉碎。单独旅行可能寂寞至极（日本人无法理解我的想法，他们望见你对一英亩的墨西哥毛茛露出惆怅的微笑，便会问“其他团员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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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人作伴，视野与思路很难清明。不只警觉心升高，周遭若有人大声说出心中所想，写作必需的洞察力就无处着力了。友伴平添不少欢乐，但我寻求的是发现，而非娱乐。我需要的是孤寂的明澈来捕捉景象。不论多么平凡的景致，只要进入我心中，就会显得特别而趣味盎然。孤绝感使心灵振奋，易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印象。再晚些，这印象可能被驳斥或祛除，但也可能获得证实与淬炼。无论如何，单独走完旅程使我心满意足。旅行并不是度假，通常也是休憩的反义词。“好好享受。”人们在南站送我离开时说。这并非我真心所愿，我祈求着少许冒险、一些危难、某种突发事件、身临其境的不舒适感、与自己作伴的经验等，我期待与孤独谨慎地谱出一曲罗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