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温室》的笔记(5)

基特纽夫这还是第一次站在会议大厅的长廊里，看到为选民和媒体预留的没有坐垫的座位。楼下所有的长椅上都铺着漂亮的绿色绒垫。大厅空荡荡的，就像一间摆着整洁的学生课桌的空旷大教室。老师的讲台被抬高了一些，这是自然。总理导游提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说，大厅里布设了一千米的霓虹灯管。耳背的议员们，总理导游说，可以使用头戴式耳机。有个机灵鬼问，能不能用耳机听音乐。总理导游对这句插话充耳不闻，用安静表示了轻蔑。他指着议会的投票门，提到了分门表决的惯例。基特纽夫这时可以讲一则逸事，为游客们提供消遣。那是议员乏味生活中的一则刺激的逸事。傻羊基特纽夫有一次跳错了，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跳错了，他在一瞬间产生了怀疑，从赞成门跳了出来，而他的同僚们选择的都是反对门。联盟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克罗丁看到了他皈依热忱的第一次成果。他搞错了。在同僚们的休息室里，基特纽夫受到了激烈的斥责。但他们也搞错了。基特纽夫只是觉得他们要表决的问题无关紧要，于是根据当下的直觉做了选择，投了赞成而非反对，仅仅是支持了一个不重要的政府建议。政府为什么不能在某些问题上做得对呢？在他看来，否认这一点并反对顽固，或反对坚持政治原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都很愚蠢。基特纽夫看到，下面坐着几个小学男生，都是些乡下孩子，呆头呆脑的，叽叽喳喳又乖觉顺从，叽叽喳喳又牢骚满腹，叽叽喳喳又反应迟钝，而在他们中也有几个想往上爬的。“话匣子。”一个游客评论道。基特纽夫看了他一眼。那位游客是那种很典型的坐在露天啤酒桌边高谈阔论的民族主义者，只要能拿到一双靴子践踏不如他的人，他就能心甘情愿地向独裁者低头。基特纽夫看着他。都写在脸上了，他想。“怎么，您不这样认为吗？”那人看着基特纽夫，挑衅似的问。基特纽夫本可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甚至这个议会都没那么讨厌了。但他张口说的是：“在这儿请您闭上您该死的嘴！”那人的脸腾地红了，慌乱不安，胆怯地没再吱声。他慢慢从基特纽夫身边挪开，走掉了。假如他认识议员基特纽夫，他就会想：我记住您了，您上了我的黑名单，总有一天，我会让您尝尝被放逐的滋味。但没有人认识基特纽夫，总理导游带着他的羊群再次来到外面。

2024-02-03 10:42:30 回应

梅根海姆说的话并没有让基特纽夫感到困扰，只是让这个悲伤的人更加悲伤了。但他也并不惊讶，尽管证实了长期以来已经知晓和担心的事情，比如纳粹主义的复辟，复辟的纳粹主义，一切都在暗示着这一点。边界还没有打开，它们重新关闭了。人们再一次坐在自己出生的笼子里，祖国的笼子，在其他笼子之间，和其他祖国一起，挑在一根杆子上，被伟大的笼子及人类收藏家之一扛在肩上，携入历史深处。基特纽夫当然爱他的国家，他和其他所有那些把爱国挂在嘴边的人一样爱它，甚至也许更爱，毕竟他离开了太久，渴望着归来，而且他带着这种渴望，在远方把祖国美化了许多。浪漫主义者基特纽夫。但他不想坐在一个由防暴警察守着门的笼子里，只有拿着从笼子长官那里求来的通行证才能被放行；再然后呢，你会站在笼子之间，那里没有房子，你只能待在原地，摩挲着栏杆。要进入另一个笼子，你就需要另一个签证，由另一个笼子的长官签发的居留许可证—这可不容易。在所有的笼子里，人们都对人口的减少忧心忡忡，然而唯一让人欢欣鼓舞的增长，来自笼中人的子宫—在广阔的土地上，这样的不自由是一幅可怕的画面，而且这一次，你吊在伟大的笼子挑夫的挑杆上，晃来晃去。谁知道他会走向哪里呢？你会有选择的权利吗？你只能跟着自己的整个笼子，被移到另一个伟大的笼子挑夫的挑杆上，继续吊着来回摇晃，而这一位也会和上一位一样（谁知道是哪个魔鬼派来的，又是被什么样的邪恶念头驱使），无法预料地走入歧途—这是一场漫长的远征，人们就是这样在学校里一再地折磨自己的后代。在编辑大楼这艘新闻船舶的出口处，在传达室的杉木桌前，基特纽夫遇到了菲利普·达纳，他是真实谣言的亲爱的神，任凭官方通报潮起潮落，他总站在浪尖上，在寒酸的饲料中粗暴地翻找。达纳握住基特纽夫的手，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房间。

2024-02-03 12:04:32 回应

这些普选制的奴仆，孟德斯鸠的门徒，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参加愚人游戏，而孟德斯鸠要求的分权已经久未提及了。多数派掌权，多数派下达命令，多数派以一种意见胜出。民众只需要选择自己想在哪种独裁政权下生活罢了。为小恶的政治，这是所有政治中的A和O，选举和决策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政治的危险，爱情的危险。你买来小册子和保护措施，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然而突然间，你就有了孩子和责任，或者梅毒。

2024-02-03 23:26:59 回应

据戈费茨说，这部小说“关于从1933年至今公共生活中的精神命运的转变”，他最大的兴趣在于其“主题和两个隐忍的人物形象，一个曾流亡国外并于1945年回国，另一个留在德国做出了让步，然后成了联邦国会议员”，“因为它涉及当下的挑战，他们过去是否做得对，以及他们现在能做什么，涉及改变西德带有复辟性质的宗教—政治命运”。很明显，克彭原计划写一部有两位主人公的小说，后来为了唯一的主人公菲利克斯·基特纽夫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基特纽夫显然既是归国的流亡者，又是国会议员。这封信是这样结尾的：“如果这本书有情节，而且最终有一个人道主义的戏剧性结尾，那么我可以向您保证，它在国内和国外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它也会是一部很合适的春季图书。但波恩这座城市的氛围非常独特，您必须仔细捕捉。”

2024-02-03 23:30:01 回应

这部小说被划分为五个章节，从基特纽夫参加完年轻的亡妻埃尔克的葬礼后返回开始讲起。他和埃尔克相识于战后，她当时只有十六岁，最终因酗酒而死。基特纽夫不但承受着丧妻的悲痛，他的悲伤还混杂着对埃尔克的同性恋人的憎恨。在克彭笔下，这个残暴而男性化的女人名叫瓦诺斯基。正如我们知道的，克彭在这里借用了传记性质的主题，而且让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用瓦诺斯基这一人物和基特纽夫想要杀死她的恨意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怪异的夸张处理。在小说的一开始，基特纽夫就表现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他失败了。他的一切事业都失败了。”（见本书第6页）小说的引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位在许多方面自我定义为软弱而优柔寡断的主人公。只有在涉及他作为议员的政治职责时，他才是果决而坚定的：“基特纽夫之所以希望连任，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少数仍将议席视为对抗强权的象征的人之一。”（见本书第24页）
第二章一开始，克罗丁的出租车捎着基特纽夫来到了议会大楼。克罗丁这位阅读布洛瓦和贝尔纳诺斯的天主教保守人士，试图劝说基特纽夫放弃反对重整军备，要求他背叛自己的党派。之后，基特纽夫走进了报社，去见记者梅根海姆。两人在1933年之前曾在《人民报》共事过，如今梅根海姆是“受欢迎的、被委以重任的重建人员”（见本书第64页）。梅根海姆告诉基特纽夫，人们试图用他在战争期间做过英国少校这一丑闻来羞辱他。基特纽夫对此无动于衷，他告别了梅根海姆，在报社的走廊里遇到了菲利普·达纳，“通讯员中的元老级人物”（见本书第76页），两人也相识于“老《人民报》时代”（见本书第77页）。达纳给基特纽夫看了一条来自情报部门的消息，内容是关于“对英方和法方战争国将军们的采访，这些运筹帷幄的欧洲军队的领导者们，在当前通过协约支撑的有可能实现的政治进程中，看到了德国的永久分裂，而这就是刚刚结束的大战带来的不幸的唯一收获了”（见本书第78页）。基特纽夫认为这条消息是“炸药”和“炸弹”（同上），也许恰好能使“幻想着再次统一全国”（同上）的科努尔万“变得更加强硬和坚定”（同上）—坚定地反对用重整军备加剧德国分裂的政策。但基特纽夫对于引爆这个炸弹怀有道德上的顾虑。
在第三章中，基特纽夫回到了“他位于联邦议会新楼教育学院侧翼的办公室”（见本书第80页），转而试着翻译波德莱尔的“Le beau navire”这首“优美的赞美女性的诗”（见本书第81页）。随后，基特纽夫被叫去见了科努尔万，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人”（见本书第85页）,“真挚地憧憬着德国人民的军队和德国人民的将军”（见本书第90页）。基特纽夫则代表一种“纯粹的和平主义”（同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屈服了，答应了科努尔万的请求，在议会辩论中关于“安全条约”（见本书第91页）的问题上引用“将军们对胜利的小小言论”（同上）—点燃炸弹。基特纽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为第二天举行的辩论准备议会演讲稿。辩论是关于欧洲防御共同体(EVG)和所谓的将军协议的，这份协议规定了联邦共和国和其他三个西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联邦共和国被纳入西方联盟体系。基特纽夫接到了一通来自特勤局局长弗罗斯特—佛罗斯蒂尔的电话。两人在弗罗斯特—佛罗斯蒂尔办公楼的餐厅见了面，弗罗斯特—佛罗斯蒂尔向基特纽夫提供了“在危地马拉的公使职位”（见本书第99页），条件是他放弃自己关于反对重整军备的演讲。在戈德斯堡吃过午饭后，基特纽夫让弗罗斯特—佛罗斯蒂尔把他送到了梅勒姆。他走进美国高级专员的大楼，“打听一位美国人”（见本书第110页），但没有找到。
在第四章中，基特纽夫去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但他迟到了。等待着他的除了克罗丁，还有基特纽夫的党内同僚海涅韦格和比尔博姆，两位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委员会正在研究的议题是建立“矿区新定居点的矿工房屋”（见本书第118页）。我们得知，克罗丁“持有这处矿产的一部分股份”（同上），因此会从采矿中获利。矿工定居点的设立得到了全部与会者的赞同，这让基特纽夫十分愤怒，因为他们让他想起了“那些多子女的纳粹定居点”（见本书第121页），而他自己希望工人们拥有“柯布西耶的住房机器”“科技时代的住宅城堡”（见本书第123页）。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写他的演讲稿。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办公室，在夏日闷热的波恩街头闲逛。他看了一会儿游乐场上的两个十三岁女孩，走过了市集，进了一家电影院和两家小酒馆。在最后一家酒馆里，他遇到了年轻的女人格尔达和十六岁的少女蕾娜，两人都是救世军成员。基特纽夫和蕾娜搭讪，请她第二天傍晚还在这家酒馆见面。
第五章开始于第二天。基特纽夫离开了自己的议员住所，前往议会大楼。弗罗斯特—佛罗斯蒂尔再次通过电话向基特纽夫发出了危地马拉的任职邀请。基特纽夫在日报上看到，梅根海姆“用大字标题刊登出了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将军们的采访”（见本书第182页）。显然，有人闯入了基特纽夫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写着将军们言论的那页纸，并且“拍了下来”（同上）。因此，“他的炸药哑了”（同上）。基特纽夫不能再利用这条消息了。
会议开始了，“一场喧闹而激烈的辩论开始了”（见本书第184页）。总理先发言，他宣读了同盟国伙伴的辟谣宣言，应该能打消人们对于因“战友情”（见本书第186—187页）而加剧德国分裂的疑虑。随后，基特纽夫发言，他恳请将两德的再次统一作为“德国的首要任务”（见本书第187页）。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的演讲。他的演讲直接针对总理，警告总理注意未来的将军们。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是“真的喊出了这些话”还是“依然只是在脑子里想了想”（见本书第189页）。不知道什么时候，科努尔万开始发言，他希望同时达成两个目标：两德重新统一和重整军备。当然两德重新统一排在首位。接下来进行了记名表决。基特纽夫投了政府的反对票，但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见本书第193页）。基特纽夫离开了会议厅，带着一种纯粹陪跑和被“环境”（见本书第195页）战胜的感觉。他先回到了办公室，然后去了莱茵河边，最终往城里走去。他走进了两家酒馆中的一家，在那里再次遇到了蕾娜和格尔达。他为这个失业的机械师学徒蕾娜写了两封推荐信，收信人分别是科努尔万和克罗丁。之后，他和蕾娜走进了废墟，伴随着德国历史的幻象，在那里发生了一次仿佛在幻境中进行的性行为。突然，基特纽夫放开了蕾娜，奔上了通往比埃尔的莱茵河桥，投入了死亡的怀抱。
以上的情节大纲当然无法涵盖小说的全部内容，因为个别元素和事件不断涌现，成为克彭引出基特纽夫详细的思想报告、反思、幻想、白日梦以及传记式回忆的触发点。
这恰恰是克彭叙述方式的音乐性原则，一个外部事件后，通常跟着几段展现基特纽夫内心想法和情感世界的文字，远远超出当下的触发事件，大多是传记式的回忆，偶尔是幻想和幻觉。另外，小说情节直接涉及的当代历史事件似乎尤为具体，据推测，很可能与“1953年3月19日周四在国会进行的德国协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及其特殊附加情况的第三次即最终宣读仪式”有关。小说中的现实包括“这一天及之前的一天……”，即1953年3月18日和19日。3月19日正是德国协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批准日期，即德国重整军备的日子。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他们认为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并非民主新起点，而是陈旧却未死的、打上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烙印的环境的复辟。基特纽夫就属于其中一员。他“蔑视如火如荼且日益巩固的复辟”（见本书第67页起），害怕“纳粹主义的复辟，复辟的纳粹主义”（第74页）。
他在1952年11月11日给出版商的信中—过于乐观地—写道：“我希望在四周后就能将完成的手稿交给您。”反对这两个日期的另一个理由是克彭笔下波恩的天气状况：众所周知的“温室气候”（见本书第39页），这一点也被《明镜》周刊的那篇文章证实了。不过，这里的“温室气候”对于小说本身以及克彭对德国政治环境的观察都具有特殊的隐喻意义，因为“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公共温室，基特纽夫看到了奇特的花簇，贪婪的食肉植物，巨型鬼笔菌，像烟囱一样烟雾缭绕，蓝绿色的，红黄色的，有毒的—但这是一种没有活力和青春的茂盛，一切都是腐烂的，一切都是老朽的，肢体肿胀，仿佛患了阿拉伯象皮病”（见本书第40页）。因此，根据部门的援引报告显示，克彭似乎明显利用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为小说中核心的温室隐喻想象出了一个闷热的夏季波恩。小说诞生于炎热的夏季，克彭在斯图加特逗留写作期间恰好体验了身处“太阳炉”的感受，这些事实也许强化了他使用温室隐喻的倾向。

2024-02-03 23:36:44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