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母乳主义》的笔记(7)

在婴儿喂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所处的现在只是一刹那。如今，在全国各地，店名古怪的孕产与母乳喂养精品店成倍增长——比如圣莫尼卡市有一家“泵奶站”，曼哈顿有一家“上胸区”——可我们应该记住，“时尚带娃”的理念标志着一次文化剧变。要是在不久以前，人们肯定会觉得“时尚哺乳”显然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许多恢复哺乳的女性传达的是一种政治立场，而非时尚态度。她们表明，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宝宝，并反对雀巢这种在贫困国家兜售配方奶、间接损害了无数婴儿健康的大企业。母乳喂养回归主流，不仅催生了无数用糟糕的双关语取名的门店和产品——比如有款哺乳枕叫“乳房之友”，有款产后束腹带叫“妈妈紧身衣”——也对蓬勃发展的奢侈哺乳用品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这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和反主流文化的异端绝对想象不到的。
当代母乳喂养文化的种种标志——比如吸奶器，即Boob和Glamourmom这种公司生产的名牌服饰，以及催乳饼干——反映出支撑着这一文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网，包括社会利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这种既宣扬健康又推崇时尚的“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来之不易的社会尊严。20世纪，许多恢复母乳喂养的人——女权主义者、嬉皮士、国际母乳会（La Leche League）成员——遇到了极大阻碍。即便在今天，这种阻碍依然存在。有时候，哺乳母亲与她们的上一代人之间同样存在分歧和摩擦，很是微妙。给孩子哺乳的妈妈们常常表示，她们的母亲因为以前没给她们哺乳，所以对这种做法持批判和戒备态度，还说：当年没给你哺乳，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有时候，这种阻碍又很明显。时至今日，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友谊连锁餐厅、塔吉特百货、安家服装店，等等，仍然有女性因为哺乳而遭到骚扰。这样看来，新一代的哺乳倡导者之所以强调时尚元素，可以说是为了表明哺乳和当妈妈这件事与生活并不矛盾，不是说做了母亲就没法健身、娱乐、追求时尚。不可否认，这些倡导者的努力是有益于女性的。
为了保护女性在公共场所哺乳的权利，人们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而这种倡议也多是对女性尊严的有价值的表达。最近，公共场所哺乳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轰动话题。有些身为母亲的名人，例如考特尼·卡戴珊、格温·史蒂芬妮、玛姬·葛伦霍，还会故意让人拍到她们在公共场所哺乳。和争取同性恋权利以及开展其他身份政治运动的群体一样，她们的策略是：坦然暴露自己，从而拒绝公众强加给她们的污名和羞耻感。就连教皇方济各也于2015年参与了这个话题，鼓励母亲在西斯廷教堂的洗礼仪式上给孩子哺乳。
现在也有一些更为正式的倡议行动。数年前发起于新西兰的“哺乳快闪”（Big Latch On）如今已普及全球。每年8月初，世界母乳喂养周中的某一天，参加该活动的女性聚在一起，在公共场合集体给自己的宝宝哺乳。哺乳倡导组织“最好的给孩子”（Best for Babes）为在公共场所哺乳被骚扰的女性开通了一条全国热线855-NIP-FREE。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公民行动，叫作“奶车”（The Milk Truck）——这是一辆粉红色的大货车，车厢顶部装有一个高90厘米的玻璃纤维乳房，“乳头”是一个闪光灯；这辆车负责救助匹兹堡因在公共场所哺乳而被骚扰的女性。
在我看来，像“哺乳快闪”和“奶车”这样的倡议行动是倡导哺乳的正面案例，它们旨在保护女性选择喂养方式和场所的权利。可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再发现，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走向极端，以至于变成“哺乳主义”（lactivism）：把母乳喂养作为一项强制要求，一场道德运动，甚至是一种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母乳喂养反而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非保护到她们的选择权。实际上，有些哺乳主义者（lactivist）甚至与“选择”势不两立。他们发起倡导活动，就是为了动摇这样一种观念：在选择如何喂养孩子时，女性可以考虑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工作、孩子的看护方式，等等。最为极端的哺乳主义者认为，母乳喂养本身就是目的，就算它威胁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与幸福，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母乳喂养。
不久前，超模吉赛尔·邦辰展现了她出人意料的政策改革天赋：她呼吁出台一项“全球法规”，规定女性必须给孩子哺乳六个月；在沙特阿拉伯，法律规定女性有义务给孩子哺乳两年；在美国，政客和政策制定者并未立法规定女性必须哺乳，但他们断定，应该把母乳喂养视作公共政策问题，而非个人选择。自2010年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文简称美国疾控中心）、美国儿科学会（AAP），以及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都把母乳喂养正式确立为“公共卫生问题”。三者的声明将配方奶喂养视为与抽烟和不安全性行为同等危险的做法，不仅会威胁到个人健康，也会威胁到整个美国社会。在一次采访中，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分会主席理查德·尚勒（Richard Schanler）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改善我国婴儿健康状况的议题，我们怎么能放任家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
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赞同尚勒和邦辰的观点，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者已经把母乳喂养认定为一个共识问题——能把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人群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原教旨主义者，无论是雅皮士还是嬉皮士，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替代医学的批评者——他们虽然观念各异，但都对母乳喂养问题持有一致的看法。问题在于，这些无意间成为同盟的人们不仅信奉母乳喂养并亲自实践，而且往往还认为所有人都应当如此。母乳喂养不再只是一种喂养婴儿的方式，更是用来区分“我们”和“他们”、区分好父母与坏父母的一条道德准绳。
对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父母而言，母乳喂养属于“拼娃”的初期阶段。他们之所以用母乳喂孩子，是因为据说这样做能让孩子长得更健康、更壮实、更聪明。在他们的圈子里，母乳喂养还体现了财务和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只有时间充裕或者工作弹性大的母亲，才有足够的时间给孩子哺乳，确保孩子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母乳对健康的助益。在如今的美国，母乳喂养无疑是阶级地位的一个标志，尽管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基督教右翼而言，母乳喂养的价值并不在于增进健康。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引用《圣经》来证明哺乳是上帝的安排。哺乳也为智慧设计论提供了证据——该理论认为，宇宙是上帝设计的，而不是由大爆炸和生物进化所创造；哺乳还标志着女性对上帝旨意的服从。讽刺的是，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哺乳的意义正好与此相反；对她们而言，哺乳这种能力证明了女性身体中蕴含着维系生命的力量。对于左翼的嬉皮士和嬉普士（hipster）而言，哺乳也是一项道德义务，不过原因不尽相同。嬉普士之所以给孩子哺乳，是因为他们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支持当地的食品运动，因为他们批判生产配方奶的大型跨国公司。母乳喂养是特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通常还包括以下元素：瑜伽、农贸市场、公平贸易咖啡、布尿片、自制婴儿食品，等等。在布鲁克林公园坡的食品合作社给孩子喂配方奶，甚至比穿了一件小海豹皮外套更让人无法接受。
有人说，配方奶不仅对婴儿有害，还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个说法使得母乳喂养更具道德正义。2010年，医学期刊《儿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在美国，不给孩子哺乳造成的损失为每年130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开销、婴儿死亡，以及这些本应存活的婴儿的终身收入。文章还表示，如果考虑到母乳喂养带来的终身益处——依照该文的说法，包括“减少父母旷工的情况，以及因童年时患病而在成年时期死亡的人数”——以及因此而省下的医疗费，那这个损失还不止130亿美元。
我在本书中将进一步阐明，这些说法已被用于支持各种干预措施，比如“纽约哺乳”（Latch On NYC）——这是一次备受瞩目的母乳喂养运动，它要求纽约市各大医院严密保管配方奶粉，就像保管处方药一样，还强迫想使用配方奶的新生儿妈妈给出需要配方奶的医学理由。卫生官员明确表示，这次运动就是为了让护士和母亲更难获得配方奶粉。许多父母表示反对，认为这项政策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侵犯。有位母亲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由于正在服用治疗某种精神疾病的药物，她无法让孩子吃到安全的母乳。当时，她和别人共用着一间人来人往的病房，所以不想讨论自己的病。最终，在不断的追问下，她告诉护士，根据《健康保险转移与责任法案》（HIPAA）中的患者隐私条款，她无须透露自己的病情。
配方奶喂养会让社会遭受损失——借助这样的说辞，相关部门得以正大光明地对贫穷女性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措施。有权享受美国妇幼营养补助计划（WIC）的母亲面临着持续压力，因为该计划包含哺乳的要求。具体而言，WIC把母乳喂养定为首要目标，这意味着哺乳母亲享受该计划食品福利的时间是给孩子喂配方奶的母亲的两倍，而且前者可选择的食品更多样、更高档，吃母乳的孩子开始吃固体食物后，也能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
然而，WIC的惩罚性政策并非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发现的最极端的母乳绑架案例。最让我震惊的一点在于，人们普遍拒绝承认艾滋病毒可以通过母乳传播。哺乳可以传播艾滋病毒的证据最早发表于1985年，而且自那以来，已经有数百万病例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该证据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害怕哺乳倡导计划遭到破坏。等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终于承认哺乳有传播艾滋病的风险之后，一些坚定的哺乳主义者，包括国际母乳会的一位创始人，开始改变策略：他们加入艾滋病否定者的队伍，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艾滋病毒可通过哺乳传播。这种极端的哺乳主义真的会带来致命后果，尤其是它还受到国际母乳会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哺乳倡导组织的支持。
是否有选择权是许多女性问题的核心，特别是堕胎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怎么喂养婴儿的讨论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选择的余地。那女性是否有选择不给孩子哺乳的权利呢？很久以前，哺乳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反抗行为，是对主流的挑战，是一项女性需要不惜代价保护的权利。而在这个新时代，很多哺乳倡导者——尤其是哺乳主义者——正在大大削弱女性的选择权。
对母乳喂养的倡导往往与一种道德紧迫感联系在一起，这种紧迫感使我们产生如下印象：母乳喂养尚未流行起来，女性还不明白它为什么很重要，整个社会在这一重要领域的表现很差劲。但实际上美国的哺乳率并不低于美国疾控中心制定的目标：有79%的母亲给孩子喂过母乳，49%的母亲在孩子六个月大时仍在哺乳。
不过，另一方面的真相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无须工作的富有已婚白人女性，其哺乳率要高于贫困女性（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我将在第四章阐明，哺乳的义务加剧了这两个群体的分裂，因为哺乳本来只是某个特权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白人女性的通行做法，她们要么在家带孩子，要么至少有比较自由的工作，而如今这一做法却被拔高成了全国标准。以这个标准来看，遵守官方建议，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的富有白人女子自然无可指摘，她们是好母亲、好公民。但以同样的标准来看，那些不给孩子哺乳的非裔美国女性——这个群体总体来说比较贫困——好像就成了某个重要领域的失败者。她们因为决定不给孩子哺乳而引来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和担忧。
美国政府近来发起的其他推广母乳喂养的举措巩固了这样一种观念：母乳喂养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除了免费获取吸奶器这样的政策之外，从2010年开始，《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增加了这样一项规定：“每次员工需要吸奶时，雇主都应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以便她给孩子吸奶，直到孩子出生一年后。”
如第五章所言，人们称赞这些政策改革有益于哺乳女性。但几乎没有人提到，这些改革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推广哺乳，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哺乳。实际上，它们的目的在于推广使用吸奶器。这些备受吹捧的改革与其说有益于女性，不如说有利于营商，而且只不过是为了调和矛盾的权宜之计：一方面，官方建议女性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六个月，而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法国，女性有16周的全薪产假，而在挪威，全薪产假更是长达42周。）在美国，大多数职场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会把病假和节假日拼在一起，凑出六周的休息时间，但还有足足30%的职场母亲完全没有休产假。虽然说现在女性拥有在上班期间吸奶的法定“权利”，但因此而耽误的时间是没有工资的。在这种利于营商的措施下，为维持精简的商业模式，女性的工作变得更辛苦、压力更大、工资更低。
鼓励女性吸奶的政策不仅增加了女性的压力，也在悄然模糊我们对哺乳的理解。由于近十年来吸奶器市场迅猛增长，制造商现在预计在给孩子哺乳的美国女性中，大约会有85%的人使用吸奶器。如今，吸奶是大部分美国母亲完成母乳喂养的其中一环，她们去上班之后，家人就负责用存在奶瓶里的母乳来喂孩子。这一新常态产生了许多尚未得到承认的重大影响。
首先，这一新常态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哺乳的理解，也改变了我们对哺乳如何让孩子受益的看法。人们曾认为，哺乳的一大好处在于它建立了母子间的纽带——这种观点流行了好几十年。即便科学家开始列举哺乳的种种医学益处时，也依然强调哺乳有利于培养母子情感。许多首屈一指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至今仍然相信这种亲密的身体接触至关重要。然而，如今那些最著名的“哺乳”倡议关注的都是人乳的化学特性（详见第六章）。母婴纽带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实际上，人们现在普遍使用吸奶器，这就说明人乳已经变成了一种备受追捧的宝贵商品，而它的来源却被忽视了。每天都有好几千人在网上买卖母乳，大部分顾客用买来的母乳喂自己的孩子。
母乳喂养为何承载着如此沉重的道德感？在这份道德感中，有多大一部分只是一种思想包袱？我们这些母亲以及整个社会是否在母乳喂养方面投入过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因何在？在我的孩子出生之前，就有人——包括鸡尾酒会上的那个女人——向我传达出让我不安的道义感。
可我终究还是给女儿哺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不想把哺乳当作一种身份认同，也不想把它当作可以依靠的信仰，但我希望尽我所能让我的宝宝健康无虞。当时，我的确相信别人向我灌输的这种观念：母乳喂养非常有利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要给女儿哺乳——我不想让这个决定成为一场道德运动。我认为母乳喂养是个人的选择。我只是一个恰好给孩子哺乳、相信哺乳有益的女人，但我不是哺乳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每位母亲都一定要给孩子哺乳。
这次邂逅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给孩子哺乳的女人会感到多么羞愧、多么绝望。如前所述，哺乳对我而言很简单——虽然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疼痛、挫折、尴尬，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怀疑，但从来没遇到过真正的困难。正因为我很幸运，所以才没有受到道德说教与公开羞辱，而这些都是许多没给孩子哺乳的母亲要忍受的痛苦。无论是否笃信母乳喂养，总之我是“圈内人”了——是无可指摘的好母亲。虽然我的孩子没法整夜安眠，我还做着全职工作，我和孩子她爸也并没有每天都给她读睡前故事，但我至少坚持给她哺乳！
让我转变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数月后，当时我碰巧发现了WIC推广母乳喂养的方式。我把在儿科医生的候诊室里邂逅那位痛苦女子的经历告诉了我所在院系的一位研究生，并说出了我的疑惑：为什么母乳喂养被赋予了这么重的情感意义？我这位研究生名叫艾米莉，当时刚当上妈妈，她听了我的话后立马附和道：“是啊，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WIC给哺乳的母亲和不哺乳的母亲提供的是两种福利。”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但事实上并没有。艾米莉是研究生，而且她的伴侣没有工作，所以她们的孩子出生后，这个家庭就有资格享受WIC。另外，由于她的伴侣给孩子哺乳，所以能够享受到该计划给哺乳母亲提供的所有特殊待遇，包括两倍于非哺乳母亲的福利领取时限，以及更优质的食品选择。
在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哺乳的危害极大，因为它会让不给孩子哺乳的母亲感到愧疚。我不认为这些母亲应该感到愧疚，而我们这些给孩子哺乳的母亲也不应该自鸣得意。不过，我对于这种不良的态势并不在意，觉得这只是养孩子的过程中在所难免的情况，只不过是所谓“妈妈战争”的又一个案例，即不同家长对于育儿方式的严重分歧。
可是，如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惩罚不给孩子哺乳的贫穷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那风险就比我之前想象的高多了。另外，如果汉娜说得没错，那也就是说，如果母乳喂养确实没多大好处，那政府对不哺乳的母亲的惩罚，就不免让人感到愤慨。
问题在于，我并不反对母乳喂养，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我反对用某个特权群体喂养婴儿的特定方法作为标杆，去衡量没有条件哺乳或者不想哺乳的那些人。我反对从医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证明某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合理性。我反对用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强迫女性哺乳、惩罚那些不哺乳的女性。我还反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期女性遵守母乳喂养这项道德义务——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在上班期间吸奶。我还警惕着这样一种现象：悄然之间，母乳喂养实际上已被重新定义为人乳消费，母乳变成了在公开市场上经常出售且备受追捧的商品。另外，让我深感担忧的是，一些哺乳倡议把母乳喂养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广大母亲与孩子的需求、利益，甚至是生命。
本书旨在通过采访医生、政策制定者、哺乳倡导者、国际母乳会、WIC受益者、母亲，弄清楚美国的母乳喂养政策与政治的具体情况，探究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也是一种批评。我们不想走到这个地步，也不愿成为这样的人。

2023-04-20 12:38:36 回应

莱波雷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美国的哺乳率终于也开始出现了阶级差异——这种情况在欧洲早已有之。当时，美国人开始觉得哺乳这种行为不适合斯文的上流社会女士。虽然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母亲仍然给孩子哺乳，但越来越多比她们富裕的母亲开始雇用乳母、使用配方奶。20世纪初，波士顿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群体差别相当严重：有90%的工薪阶层母亲给孩子哺乳，而在中上层阶级中，这个比例只有17%。莱波雷还提到，母乳喂养的历史有个不同寻常的特点：这一长期存在的群体差别现在几乎完全对调了过来。如今，母乳喂养在中上层阶级中最普遍，而工薪阶层母亲和贫穷母亲大都使用配方奶——她们往往因此受到公众批评，有时还会受到惩罚。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母乳代用品得到改进，购买渠道更广，全社会的哺乳率因此大幅下跌。在1912年的芝加哥，只有39%的母亲完全用母乳喂养婴儿。20世纪20年代，家庭自制配方有了改进：人们在婴儿的饮食中添加橙汁或鱼肝油，从而降低婴儿患坏血病和佝偻病的概率。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可选择的范围似乎又扩大了，因为商家开始广泛供应淡炼乳，而且价格低廉。到了20世纪50年代，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婴儿吃的是淡炼乳配方奶。
催生《身体与自我》的女权浪潮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是因为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的超级畅销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弗里丹认为，大量生活在城郊的家庭主妇因为艰苦而单调的家务和带孩子的任务而感到抑郁，她们的生命被浪费了。那一代女性感到疑惑：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并没有抑郁的迹象，但从其他方面来看，她们代表着贝蒂·弗里丹所反对的一切。她们住在芝加哥的一个小郊区。她们认为，女人应该多生孩子——光是怀特就生了11个——在家里照顾家人是女人的本分。她们还坚信，孩子的健康快乐主要取决于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和关注。她们提醒母亲不要让孩子依赖奶瓶，还建议母亲避免使用其他可作为“母亲替代品”的现代便利用具，如安抚奶嘴、高脚凳、婴儿车、游戏围栏。从国际母乳会的角度来看，当好母亲是一项全职工作。国际母乳会不鼓励母亲外出工作，而鼓励母亲把照顾孩子排在家务和外表的前面。当时的女性喜欢看《美好家园》（Better Homes and Gardens）这份家居杂志，并对自己整洁的家引以为荣，而国际母乳会的母亲们却会说，她们家里乱七八糟，这说明她们重视的是“人”，而非“物”。
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国际母乳会的理念有反主流文化的倾向，这使得该协会背离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但国际母乳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保守，与嬉皮士组织和女权组织八竿子打不着，虽然它至少在初期是这两个群体的盟友。1973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堕胎合法，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关于堕胎的争论已经热火朝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女权运动和国际母乳会之间出现了最大的鸿沟。第二波女权主义者使用的口号包括“个人即政治”，她们把堕胎权、生育权等当作核心诉求。她们坚信，解放女性首先在于解放女性的身体，争取女性的选择权是她们的重点努力方向。
1971年，堕胎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最紧迫、分歧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母乳会也因内部的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国际母乳会的所有领导都是天主教徒，因此都坚决反对堕胎，但她们的分歧在于，国际母乳会是应该正式表明反堕胎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沉默。怀特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公开立场。“如果我们一边说着想要帮助母亲和孩子，一边又保持沉默，纵容杀害小生命的行为，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两面派。‘不表态’就是一种表态，说明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创始人赞同她的意见，而其余创始人则认为国际母乳会应该避开有关堕胎的争论。
“哺乳母亲”这个组织给伊迪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开始给该组织当志愿者，最终经过培训成了一名哺乳倡导者。她告诉我，“哺乳母亲”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它和国际母乳会一样，都致力于倡导母乳喂养，但它没有国际母乳会的那种宗教和道德上的保守主义。
“就国际母乳会而言，它的创始人都是天主教徒，她们因为生了11个孩子或者7个孩子而觉得特别光荣。她们和宝宝睡一张床，不断给孩子喂奶。另外，她们还比较反对节育。‘哺乳母亲’就相对开明得多，所以我和她们比较合得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培训，主要是给新妈妈提供帮助、回答她们的问题、给予她们精神上的支持。”伊迪斯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后来还当上了地区顾问，沉浸在她现在所说的“哺乳哲学”当中。
人们对母乳喂养知识与建议的需求不断增长，这是伊迪斯在地方上所体会到的，而与此同时，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母乳喂养的兴趣也在提高。1976年，德国电影制作人彼得·克里格（Peter Krieg）发行了一部叫作《奶瓶宝宝》（Bottle Babies）的小型独立电影，讲的是肯尼亚有一些吃配方奶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美国母乳喂养宣传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发生于1978年：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召开了一场关于婴儿食品销售的参议院听证会。在这场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和护士提供的证词让无数电视机前的美国观众痛心不已。接着，在参议员肯尼迪的不断质问之下，雀巢的一名高管勉强承认，不应该让缺乏洁净饮用水的地区的母亲使用配方奶粉。
肯尼迪召开的这次参议院听证会意义重大，它提高了抵制雀巢运动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促使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采取行动来降低配方奶粉喂养的危险。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召开会议，考虑制定一套营销守则，具体规定公司在推广和销售婴儿配方奶粉的过程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部分参会者联合起来，组建了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International Baby Food Action Network）；该组织起草了前文提到的销售守则，为让守则得到施行而积极活动，并负责监督婴儿食品行业是否遵从该守则。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该守则规定，禁止直接向消费者宣传婴儿配方奶粉，禁止发放诸如配方奶粉、奶瓶、带有公司标识的笔、处方笺等赠品，禁止让推销员伪装成医疗从业者。只有美国投票反对该守则。
从那时起，这套守则以及前文提到的抵制运动就一直困扰着雀巢公司。经过三年的持续抵抗，雀巢终于顶不住社会活动者和各大国际卫生组织不断施加的愈发强大的压力，于1984年缴械投降，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该守则。开展了六年的抵制雀巢运动随即暂停。但好景不长，四年过后，监督人士发现有的配方奶粉公司依然违反守则中的规定，于是抵制雀巢的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根据公民社会活动家安沃·法扎尔（Anwar Fazal）的说法，这是历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消费者抵制运动。

2023-04-20 18:24:23 回应

抵制雀巢运动过后，母乳喂养获得了新形象：短短十年里，它从限制女性自由的陈规陋习，转变为一项关乎道德与政治的重要活动，这项活动能够保护容易受到伤害的母亲和孩子，避免他们被“贪婪”的公司侵害。在对抗全球贫困与饥饿的过程中，母乳喂养还象征着团结一致。从那时起，这些正面的联想基本上未再遭到动摇，而且还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科研的支持：这些研究证明，母乳喂养对婴儿的健康益处多多。这时候，母乳喂养具有相当强大的光环效应。像我一样给孩子哺乳的母亲肯定都知道这一光环效应在社会认可与道德地位方面意味着什么。
这样看来，哺乳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稳步攀升也就不足为奇了——从1971年的24%一路涨到了2014年的79%。母乳喂养成为共识，成为各个政治派别的美国人都拥护的普遍做法，或许也并不出人意料。反对母乳喂养近乎亵渎神灵。要是有人胆敢质疑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就有可能遭到辱骂、嘲弄。引言中提到的汉娜·罗森就是这样一个质疑者，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反对母乳喂养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Breast-Feeding）。
在美国，母乳喂养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喂养婴儿的方式了。它成了向世界展示你的身份和信仰的途径。美国至少有四个大相径庭的群体——女权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雅皮士、嬉普士——将母乳喂养作为一套价值观与信仰的标志。也许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母乳喂养，但对很大一部分人而言，母乳喂养相当重要。
第一代哺乳主义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拥护、颂扬母乳喂养。对她们而言，哺乳即使不完全是一个女权问题，也是一个女性问题。国际母乳会明确强调，女性应当掌控自己的身体，即便不去挑战男性的权威，也应抵制男医生的所谓专业知识。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信奉天主教，她们认为女人就应当在家照看孩子，家庭的开销由工作的丈夫承担。但由于该协会强调女性有权选择如何喂养自己的孩子，她们传达的信息大致符合复兴的女权运动的思想——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女性在诸多方面的权利。
学者往往把女权主义的历史划分为若干波浪潮。所谓的第一波浪潮中的女权主义者，比如妇女参政论者，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开始为女性争取各种权利，包括选举权、担任民选职务的权利、财产的继承权和拥有权、充分的公民权。另外，她们还努力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为男性预留的岗位、更高的报酬、离婚的权利等。她们主要是想表明，就能力与技能而言，女性与男性并无高低之分，因此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出版，引发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之所以感到压抑，是因为她们在经济、精神、身体、智识等方面都屈从于男性。为了满足社会对理想化的家庭主妇的要求，女性被迫过着渺小的生活，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弗里丹描述的是她和大学同学的共同遭遇。
对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者而言，女性的解放是一场性革命，宣告了女性的独特与力量。刚开始做记者时，斯坦能在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当“卧底”，在那里扮作一名兔女郎，然后写文章揭露兔女郎的悲惨境遇。其他女权主义者则狠狠批判法律、自由主义、文学、历史、科学、医学——“写作集体”就是批判医学的一个女权组织。
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揭露父权制的影响力，这让她们与投身黑权运动的黑人成为同盟，后者同样也在批判反对他们的体制。和黑人权利运动一样，妇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对白人男性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1969年，斯坦能在《纽约》（New York）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迅速走红的文章，题为《黑权之后，妇女解放》（After Black Power, Women's Liberation）。在此文中，斯坦能表明了这两个运动之间的联系。
平等不仅是获得包容，更是得到认可，这一点从“黑皮肤很美”（Black is beautiful）这句口号中就能看出来。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非洲式爆炸头就是他们独特性的标志之一。从前，有许多美容产品专门用于拉直非洲人那一头背负骂名的卷发，让他们的发型尽可能接近白人；而数十年过后，非洲式爆炸头却成了对抗主流、表达黑人自豪感的一种方式。

在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看来，哺乳就是她们对抗主流、表达女性自豪感的方式。女权主义关注性事与生殖，而支持哺乳就是这其中的一项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支持哺乳也就意味着批判以医疗手段介入怀孕、分娩、婴儿喂养——女性应当对生命中的这些常规事项有更大的掌控权。此外，支持哺乳也是为了表达对一种身体机能的自豪感，这种机能曾经备受侮辱。哺乳是只有女性能做到的事，而以前一些男医生却鼓励母亲用奶瓶给孩子喂配方奶，完全无视女性的哺乳能力。和堕胎问题一样，哺乳问题也让女权主义的主张——个人即政治——显得直接而有说服力。
对很多女人来说，哺乳仍然是获得力量的一种方式，它体现出女性身体拥有养育他人的力量。哺乳是对女性自豪感的表达，也往往用于表现女性的团结。在新一代的母亲当中，有很多人都是由事业成功的坚定女权主义者抚养长大。这些新一代的母亲不再兼顾工作与带娃，而是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履行哺乳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
尽管我们听说有很多女性离开职场去抚养孩子，但其实更多的女性仍然在尝试兼顾工作与照顾孩子，只不过当今一代职场女性采取的方式不同于她们的母亲。她们正在努力迫使职场和其他公共场所承认职场母亲的需求，并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需求。比如说，如果一位女性在休产假期间参加工作会议，那么她可能会带着孩子进入会场。又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在放学后去母亲的办公室，而不是回到空荡荡的家。一位母亲也许每周有两次需要在下午3:45下班，因为要带女儿去看足球比赛。女性做出这些选择，往往是为了反击人们的这种设想或期望：女性只有表现得好像没有家庭一样，才能在职场中晋升。
正是这条女权主义路线推动了为争取公共场所哺乳权而开展的活动。
最近，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新闻：从哈佛商学院或耶鲁法学院毕业的高学历女性放弃前途无量的事业，留在家里陪孩子。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读研究生和工作期间的竞争热情带到了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些母亲之所以采用亲密育儿法，是因为此法有望培养出卓越的孩子，这种孩子比普通孩子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安全感。许多家庭都能够胜任这种程度的育儿工作，而且这样做似乎确实有利于一部分孩子，尤其是那些需要更多关爱的孩子。
然而，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绝对达不到这种育儿标准。这类父母通常实行的是打了折扣的亲密育儿法，一般来说，他们完全相信亲密育儿法的理念，但不愿或不能把整套方法践行下来。我把他们的做法称为“半吊子的亲密育儿法”，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育儿“理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谓大张旗鼓，而今只有少数学者和老年嬉皮士还在坚持。就连“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通常都被描述为对腐败和不平等的抗议，而非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如今，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人不太可能自视为“阶级斗士”，而更有可能自认为“有社会良知”。他们如何表达这种良知呢？一般来说，并不是通过公开的政治行为，比如抗议或抵制，而更有可能是通过选择某种个人生活方式：吃本地的有机食品、买公平贸易咖啡、逛独立的小书店、练瑜伽、骑单车、回收利用垃圾、开混合动力车，当然还有哺乳。
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界定了左翼嬉普士的特点，而如今很多此类选择主要关乎消费。这些选择反映出对“个人即政治”这一原则的持续信奉，但它们似乎也表明，政治权力可以通过市场来行使，目的是促进更合乎道德的消费，而不是推动什么根本变革。
母乳喂养也已成为“有社会良知”的美国人所做的道德消费选择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发生抵制雀巢运动以来就一直存在。哺乳倡导运动把两件事联系了起来：一个是围绕全球贫困与婴儿死亡来开展的社会活动，另一个是对抗企业的贪婪以及不道德营销行为的斗争。虽然抵制雀巢运动针对的是配方奶粉给贫穷国家带来的危险，但该运动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开展的，而且它让我们继续保留了这样一种印象：母乳喂养不仅可以替代配方奶，也能够替代大企业。
母乳喂养还因为给环境带来积极影响而常常受到赞誉，例如2010年发布的《医务总监关于支持哺乳的行动呼吁》（The Surgeon General's Call to Action to Support Breastfeeding）就将“环境影响”作为选择母乳喂养的一大原因。人乳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而且母乳喂养可以“节省宝贵的全球资源与能源，从而减少碳排放量”。

2023-04-20 19:01:30 回应

法利还大力倡导通过公共卫生举措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如今，科学已经击退了霍乱、流感、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所以公共卫生系统大体上正在调整目标，开始对抗各种慢性病，包括肥胖、高血压、高胆固醇。”他认为，对抗这些慢性病的方法就是让人们更难做出糟糕的选择。这个主意最近大受关注，它属于所谓的“助推理论”（Nudge Theory），该理论的推广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法利相信，政府的政策具有“助推”作用，可以推动人们迈向健康人生。
迈尔斯是这么说的：“有证据表明，每让6名孩子接受纯母乳喂养6个月，就会少1名患耳部感染的孩子。”有关呼吸道感染（如肺炎）的数据更是让人扫兴：“要减少1名因呼吸道疾病而住院的婴儿，至少要让26名婴儿接受纯母乳喂养4个月以上。”
所以说，6个女人要花6个月的时间纯母乳喂养，才能减少1例耳部感染？这种益处还很有可能影响到别人的宝宝？保守估计，大概5400小时的母乳喂养才能减少1例耳部感染，15600小时的母乳喂养才能减少1例肺炎。我不禁想，迈尔斯博士所做的成本效益分析肯定与多数母亲的分析不一样。当然，耳部感染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宝宝会觉得很难受，变得很暴躁，父母也会被闹得睡不好觉。可是，这也不是什么危及生命的大病。我们至少可以说，为了减少1例耳部感染而花5400小时哺乳并不划算。
母乳还能降低另一种感染的风险：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这是一种有可能致命的肠道感染，但比较罕见，每4000名婴儿中才有1例，而且患者基本上是早产婴儿。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的整合分析总结道：“母乳喂养与NEC风险降低之间仅有微弱的统计相关性。”根据这一评估，许多新生儿科室采用了一种喂养极早产儿的标准方案：将缓慢而持续的滴管喂养与母乳喂养相结合。
总的来说，母乳喂养好像确实能稍稍降低感染风险。不过，证明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其他病症发生率或提升智力的证据要么互相矛盾，要么没有说服力。这些病症包括：湿疹、哮喘、过敏、婴儿猝死综合征、2型糖尿病、白血病、心血管疾病、克罗恩病、乳糜泻、行为障碍。

2023-04-20 19:56:36 回应

在这个国家的母乳喂养宣传史上，2012年是一个重大的年份。那一年，美国儿科学会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确定母乳喂养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时代》周刊、《赫芬顿邮报》、《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都立即做出了回应。这份声明可是个大新闻。美国儿科学会把母乳喂养定为公共卫生问题，也就意味着它认为婴儿喂养关乎公众利益。丹妮尔·里格（Danielle Rigg）是哺乳倡导组织“最好的给孩子”的创始人之一，她这样总结美国儿科学会这项决定的影响：“按照这样的表述，（母乳喂养）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
美国儿科学会的声明把母乳喂养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这相当于把母乳喂养从家长的个人选择转变成了一项公民义务——大家都有责任确保母亲们履行这项义务。理查德·尚勒博士是这份政策声明的撰写人之一，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他明确表达了这项义务：“你不用考虑应不应该。你当然应该给孩子哺乳。”2014年8月，我通过电话采访他，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是一个改善我国婴儿健康状况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能放任家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这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我们为了孩子而倡导的重要做法。”
《母亲的乳房》（At the Breast）是一本经过精心研究的优秀著作，介绍了美国母乳喂养的情况。作者琳达·布鲁姆（Linda Blum）是一名社会学者，她在书中表明，许多非裔美国母亲偏好配方奶喂养的原因较为复杂。她们往往会与亲友共同分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她们觉得母乳喂养更适合“各管各家”的育儿模式，而她们既不采用也不相信这种模式。布鲁姆还发现，非裔美国女性和其他族群的女性一样，面临着因为要工作而难以给孩子哺乳的问题。她写道：“黑人母亲之所以不愿哺乳，主要是因为她们要操心职场、学校、家里的一大堆事，而且作为劳动阶级的母亲，她们还担心因为工作过多而没时间哺乳。”布鲁姆采访的一些非裔美国母亲还表示，她们担心使用吸奶器以及在公共场所哺乳会让自己隐私受损、显得不体面。
布鲁姆明确询问受访者是否了解母乳喂养的益处，多数受访者笑着翻个白眼，然后对她说“这种事每个人都说过”“每次我去看医生都会拿到宣传手册”。她采访的每一位非裔美国女性都听说过“母乳最佳”这句口号，相信此话的受访者也不在少数。但由于其他原因，她们依然明显更愿意用配方奶喂宝宝。
美国的各族群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且高度政治化，这个国家从建国之初就被恶劣的种族主义所困扰。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相信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断强调非裔美国人的哺乳率“明显较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坚持把母乳喂养确立为公民责任，宣称母亲可以通过哺乳来为所有美国人节省一大笔开支、为国民健康做贡献——这样看来，他们对非裔美国人婴儿喂养方式的关注似乎就是为了煽动、提醒美国白人：你们作为父母和公民确实比黑人更优秀。
至少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当希拉里·克林顿改革美国医疗系统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医疗问题就一直是美国最紧迫的国内问题。美国每年的医疗开支为2.6万亿美元，医疗行业的规模比整个法国的经济体量还大。同时，美国的医疗费用也在不断攀升。1999—2010年，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了131%;201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28%的中等收入家庭难以支付医疗费或医疗保险费。《平价医疗法案》让参加医保的人数增加了2000万，但到了2014年，仍有13.4%的美国人没有参保，而且该法案并未解决美国医疗危机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医疗费用过高。
面对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危机，如今的政客、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官员执意认为，我们的医疗问题其实是个人责任问题。把问题归咎到个人头上的同时，他们也开始着重提及慢性病。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美国医疗总支出的75%都用于治疗慢性病，如糖尿病和哮喘。”而慢性病又被定义为由患者自身造成或加重的疾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疾控中心始终强调以下四点：（1）在美国，慢性病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2）慢性病导致医疗费用飙升、医疗系统不堪重负；（3）慢性病给雇主造成的损失极大；（4）大多数慢性病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简单改变”来预防。
多年来，公众和官方都认为，威胁公共卫生的个人生活方式主要是吸烟和不安全性行为。肺病、某些癌症、疱疹、艾滋病都可归咎于吸烟、不安全性行为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的教育和广告活动、禁烟令、针对香烟销售的“罪恶税”、广告法规、对澡堂和卖淫的打击等，都是为了抑制这些威胁公共卫生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末，肥胖被列为慢性病的主要可预防病因之一。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肥胖定为“全球流行病”；美国疾控中心指出，美国的肥胖症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流行。美国医务总监、疾控中心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也于2005年之后开始重视肥胖问题，发起了多项运动和行动呼吁。2013年1月，“每日科学”（Science Daily）网站发布了《肥胖成为过早死亡的主要可避免原因》一文；同年，医疗网站“网医”（WebMD）上的一篇专题文章引用了一位营养学家的话：“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光是与肥胖相关的糖尿病就会让我们的医疗系统倾家荡产。”还是在2013年，美国医学会迈出了重要一步，将肥胖列为一种疾病。
美国医务总监、疾控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儿科学会正式将母乳喂养确定为公共卫生问题，这样一来，配方奶喂养就被他们当成了拖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种不负责的生活方式——就和不安全性行为、吸烟、不健康饮食一样。
1975年，《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表示：“预防医学的理念有点不符合美国人的风格。该理念的前提是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就是健康的敌人。”在我看来，这句话正好说反了。正因为预防医学把健康状况的主要责任归于个人行为，所以在我看来，它明显是一种美国式的追求健康、应对疾病的方法。预防学说只不过是把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故事——即通过努力工作和坚韧的品性来追求并实现美国梦的故事——从经济学领域延伸到了身体健康领域。我们的卫生政策机构越来越关注“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认为这是美国人生病的主要原因；如此一来，这些机构便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观念：无论我们健康与否，责任都在自己身上。
政策制定者将美国的医疗危机归咎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相当于把健康状况的责任从医疗服务机构、保险公司和美国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公民个人的身上。同时，这也相当于为解决一个棘手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妙招”：只要美国人少吃点炸薯条，多吃点高纤维食物，这场医疗危机——包括看病贵、收费错漏百出、上千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对于公共卫生举措是否恰当，人们有不同看法。政府试图影响公民的行为，这样做是否得当？如果政府这样做没问题，那合法干预与越权干涉的界限在哪里呢？布隆伯格市长由于推行了诸多公共卫生举措而经常遭受批评，人们说他在纽约市搞了一个“保姆政府”。即便是那些同意政府应该鼓励民众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对于“哪些问题可以算作公共卫生问题”也会有不同意见：配方奶喂养真的和吸烟是一回事吗？
对于政府的手应该伸多长，他们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是否可以处罚那些不哺乳的贫困母亲，让她们无法享受与哺乳母亲同等的福利？他们的分歧也许还在于公共卫生举措应当针对哪些人：如果有一些旨在影响个人行为的强制性策略特别针对某个群体，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担忧？以上这些问题表明，倡导哺乳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沦为哺乳主义，而哺乳主义会对不同人群采取强制程度不同的措施。自1995年以来，没有哪项大众哺乳倡议对女性的偏好和选择表示过支持。
我们很难不相信这样的结论：公共卫生举措和政策制定者之所以不讨论母亲就业对哺乳率的影响，是因为这样做会让民众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在产假上，而美国的产假可是出了名的吝啬。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全球173个国家中，只有4个没有关于带薪产假的国家政策，美国是其中之一，另外3个分别是斯威士兰、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有71%的美国母亲在外工作，对她们来说，如果能休带薪产假，那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不仅更有吸引力，而且有可能实现。然而，带薪产假政策甚至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内。
反过来，《医务总监关于支持哺乳的行动呼吁》写道：“将近14%的美国雇主除了支付短期的伤残抚恤金以外，还提供带薪产假。”高薪雇员享受带薪产假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中，有14%的人享受带薪产假；时薪低于15美元的雇员中，只有5%的人享有该福利；而在产业工人群体中，这个数字只有4%。
在美国，大部分女性在临产或收养婴儿时可享受12周的无薪假期。但对于多数母亲而言，她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自己休这么长的无薪假。如果一名母亲所在公司的员工人数低于50人，或者她在这家公司工作不到一年，或者在公司的薪资位列前10%，那雇主甚至都没有义务给她放这12周的无薪假。有的女性可以用短期伤残假、病假、私人事假和各种假期拼凑出一个带薪或部分带薪的产假。美国孕妇协会（American Pregnancy Association）提醒有宝宝的家庭要精打细算，以免出现经济困难。在美国，女性休产假的平均时间为6周，但有整整30%的女性表示她们完全没休产假。这个数字也因种族而异：有40%的西班牙裔女性、31%的非裔美国女性、27%的白人女性不休产假。
2010—2013年，奥巴马总统推行了三项关于母乳喂养的举措，因此得到了哺乳倡导者、妇女组织和医学界的盛赞。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推广吸奶，而不是传统的哺乳。奥巴马的吸奶政策简直是强人所难：母亲要在没有产假的情况下，通过在上班期间吸奶来达到纯母乳喂养6个月的规定。
奥巴马于2010年推出的第一项举措是《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部分，该举措修正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强制雇主给予员工“适当的休息时间”，以便员工给孩子挤母乳，直到孩子12个月大。从表面上看，这项法规似乎是为了保障员工的权利。当然，奥巴马和许多哺乳倡导者也是这样宣传的，但实际上该法规对雇主做了太多让步，所以它远不如宣传的那样有利于职场母亲。
该法案的一个局限之处在于，如果女员工在上班期间吸奶，雇主可以扣除她相应的工资。“对于在上班期间得到适当吸奶时间的员工，雇主无须支付这部分时间的工资。”也就是说，许多在上班期间吸奶的女性需要接受减薪。这一点很关键，但很少有人讨论。雇主还可以要求女性加班，以弥补白天吸奶耽误的时间。实际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就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雇主可以要求吸奶的员工提前上班或推迟下班。如此一来，这些女性一天的工作时间很可能就要从8小时延长到9—10小时，可家里的宝宝还等着她们去照顾呢。
《平价医疗法案》中的这项法规还让小企业有大空子可钻：“如果这些要求造成了太大困难，雇用员工少于50人的雇主可不受这些要求的约束。”这相当于给小企业免除了支持员工上班吸奶的责任。法规制定者并不在乎是否给被迫上班吸奶的母亲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他们关心的是，小企业主不应该承担与母乳喂养有关的任何费用。
该法规要求雇主“还必须为员工提供一个除卫生间之外的地方用于挤母乳”，这个说法同样过于含糊。要是知道雇主通常提供的挤乳场所有哪些，你肯定会感到震惊：同事的办公室、复印室、档案室、杂物间、几乎全由玻璃围成的房间、开放的会议室，等等。在一份供企业管理者阅读的刊物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给企业主吃了一颗定心丸：挤乳的房间可以小至4英尺×5英尺（1.86平方米）；如果公司空间有限，可以让员工去储藏室或储物区挤乳。
许多母亲表示，上班期间吸奶的压力很大，因为她们时时担心被同事撞见。实际上，真被同事撞见的情况不在少数，遭到同事偷窥的新闻更是多得出奇。有的女性甚至发现同事把她们吸奶的过程录成了视频——男同事在她们吸奶的房间的隐蔽处安装了摄像头。有这种遭遇的女性很可能还有许多，只不过她们从来没发现而已。为尽量避免此类风险，许多职场母亲选择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吸奶——她们无奈之下放弃了隐私、端庄，甚至安全。

2023-04-21 09:48:10 回应

吸奶也是美国特有的一种“哺乳”的形式。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包括其他发达国家——的女性像美国女性那样频繁使用吸奶器。大部分美国母亲表示，她们吸奶是为了能回去工作。其实，吸奶显然已经成了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变通之计，它让女性得以回到工作岗位，同时又让她们的宝宝还能享受到所谓的“哺乳”的好处。
所以，推广吸奶的公共卫生运动正在悄然颠覆这样一种观念：哺乳的前提是要让母亲与婴儿有直接接触。这样一来，政策制定者就可以有效地反驳关于法定带薪产假的争论：既然母亲的身体不再是输出母乳的唯一载体，那还有什么必要实行欧洲那种慷慨的产假呢？过去，人们将母乳喂养视为对抗大规模生意的方式，而如今，此类公共卫生运动把母乳喂养也变成了一桩大生意。到2020年，美国吸奶器市场的规模将会接近10亿美元，而其他哺乳与吸奶用品的市场规模大概会达到20亿美元。
很多女性都热爱哺乳。她们可能喜欢看着宝宝用嘴和鼻子轻轻蹭她们的乳房，一边吃奶一边发出满足的哼唧声。有些幸运的母亲在哺乳时甚至会体验到著名的“内啡肽快感”，这是一种禅宗式的安宁与满足之感。哺乳让一部分女性接触到了“内心的大地母亲”，她们深感满足，因为宝宝最需要的是她们。
我承认，我从来没觉得哺乳让自己的心灵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我也绝对没体验过“内啡肽快感”。但我的确喜欢给孩子哺乳，因为哺乳能让受伤或不安的宝宝迅速得到安慰，平静下来。如果母乳喂养对于你和你的宝宝都轻而易举，那事情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哺乳不光是为了给宝宝喂吃的。在宝宝打了疫苗之后，摔倒之后，或者度过了疲惫的一天之后，最能安慰他们的也许莫过于妈妈的乳房。即便有研究证明哺乳并不具备人们鼓吹的那么多益处，许多女性也仍然会给宝宝哺乳，因为对于她们和宝宝而言，这都是行得通的做法。
然而，吸奶与哺乳完全是两回事。我打赌，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喜欢吸奶。吸奶一点也不“棒”——这可不只是一个蹩脚的双关语。电动和手动吸奶器都有透明的乳头保护罩，用来罩住乳头。这个透明的罩子能让你看到吸奶器每次抽吸时乳头被拉长的过程；与此同时，母乳流进与保护罩相连的塑料瓶中。如果你用的是手动吸奶器（约40美元一个），你需要用一只手托住乳头保护罩，另一只手不断挤压塑料泵。这种吸奶器不好操控，也很难泵出足够的母乳。相比之下，电动吸奶器虽然不便携带，但好用得多，因为不需要自己动手，而且吸奶效率也高得多。新出的那种双边吸奶器的效率当然还要更高一些，这种吸奶器有两个乳头保护罩、两个奶瓶，可以同时泵出两侧乳房的奶。有一些最新款的吸奶器甚至无须手持：乳头保护罩附在特制的胸罩上，这样使用者就能一边吸奶，一边打电话，也许还能一边做晚饭。不错吧！
头几个月里，母亲最好在每次吸奶时都把乳房中的奶泵完，这是为了增加并维持奶量。泵完一只乳房的奶很可能要花上30分钟，所以双边吸奶器是一项不错的投资。吸奶器使用过后，每个部件都要清洗、消毒，以避免母乳残留在管子和吸盘边上。泵出的奶要贴上标签，妥善储存。对于拥有双边吸奶器的幸运儿来说，整个过程大概要45分钟。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过程中，一个母亲需要吸奶两到三次，次数的差异取决于宝宝的年龄和吃奶频率。
女性为什么不喜欢吸奶呢？对大部分女性而言，吸奶让人难受，甚至会带来痛感，因为乳房会被拉来拽去。有的母亲的乳头甚至因此受了伤。还有个小问题在于，个别女性表示，她们受不了吸奶器运转的噪音和乳汁被吸出的声音，尤其是在半夜，这种声音更是会让她们疯掉。差不多每个使用者都抱怨吸奶太费时间，而且很无聊。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使用免手持吸奶器，你可以在吸奶的同时参加电话会议——脸书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向前一步》（Lean In）一书中就表示自己这么做过。但即便是桑德伯格也要掩饰这一行为：她跟同事和客户说，他们听到的“嘟嘟”声是一辆路过的消防车发出的——但其实这是吸奶器的声音。很多女性表示，她们会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使用免手持吸奶器，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貌似不太安全。既然开车打电话是违法行为，那一边开车一边吸奶当然也应该是违法行为。然而，“开车吸奶”已经流行到了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卖吸奶器和相关配件的商店也出售车载电源适配器。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你的乳房上挂着管子、瓶子这些东西，那你就很难进行日常活动。你没法出门，也不能请人来家里做客。打字也很不方便。你不能去应门，也许还要忍住去花园栽种球茎植物的冲动。总之，如果乳房上挂着管子、瓶子，最好不要太往前倾。不过，女性之所以不喜欢吸奶，主要是因为她们觉得这件事很丢脸、有辱人格，尤其是在上班期间，她们通常要在狭窄的空间里匆忙地完成此事。
虽然她们不喜欢吸奶，也许还积极反对此事，但美国的大部分哺乳女性都有使用吸奶器的习惯。一项研究发现，在有四个半月以下宝宝的女性中，85%的人有过吸奶经历。美德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吸奶器制造商，它声称美国有80%到90%的哺乳母亲使用吸奶器。“靓妈”的店主阿曼达·科尔估计，“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吸奶器。年龄较大、收入较高的母亲使用吸奶器的比例大于年龄较小、收入较低的母亲。有25%的哺乳母亲经常吸奶，这部分女性基本上都有工作。大部分吸奶的女性表示，她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在上班的时候有人给宝宝喂母乳。
这些百分比对应的女性人数相当庞大。2012年，美国的新生儿数量接近400万（3 952 841人），其中有79%（310万）的婴儿吃过母乳，49%（194万）的婴儿长到六个月时仍在吃母乳。也就是说，2012年，美国有260万女性用过吸奶器，而经常使用吸奶器的女性大概有50万到77.5万。
《平价医疗法案》规定雇主有义务为挤母乳的女员工提供必要的时间与空间——从表面上看，这对于职场女性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现实情况很复杂——甚至不是“复杂”一个词能概括的。实际上，女性得到的只是一项糟糕的法规，该法规表示，女性现在可以满足纯母乳喂养六个月的要求，同时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上。雇主往往会违反这项法规，遇到这种情况，女性就要被迫为自己在上班期间吸奶的“权利”而抗争。然而当她们把雇主告上法庭，说雇主没有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时，法官总是站在雇主这边。说到底，这项法规营造了一种印象，即新妈妈能够在上班期间吸奶，而且也应当这样做，从而给她们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社会期望和规范。但职场母亲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期望，这既因为职场中阻碍重重，也因为政府未能实行相关法规。
从哺乳到吸奶的微妙转变让生产吸奶器的公司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公司包括阿美达、美德乐、飞利浦新安怡、兰思诺等；这一转变也为一部分雇主提供了一个好办法，这些雇主既想留住员工，又不想给员工放产假，或者不愿承担新妈妈花时间哺乳而造成的损失。对于有的政客而言，让女性在上班期间吸奶也是个好办法——这些政客不愿提出有利于女员工的法规，比如产假法，因为此类法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或者可能会被当作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看来，在这个“三赢”的局面中，只有母亲和婴儿是输家。

2023-04-21 10:36:52 回应

自古以来，人乳并非烹饪或制作香皂的原料。但近些年来，由于有了吸奶器，很多女性的奶量大大增加，喂完了宝宝之后还有不少剩余。再加上如今人乳在人们眼中差不多就像“灵丹妙药”一样，或者至少算得上一种超级食品，所以很多人都热衷于食用人乳制品，以期增进健康。伦敦的一家冰淇淋店卖过一种用香草和柠檬皮调味的人乳冰淇淋，售价超过20美元一勺，第一天就卖了个精光。一些运动员开始用人乳来补充能量、增强力量。一位名叫海伦·菲茨西蒙斯（Helen Fitzsimmons）的母亲发现她父亲得了骨髓瘤，于是就用挤出的人乳喂他。总之，人们把人乳称作“液体黄金”，需求量很大。
早在1956年，国际母乳会的创始人就开始倡导哺乳，同时还主张培养母婴感情、提倡自然分娩、重申母性本能、建议母亲在家带孩子。她们认为，哺乳是建立母婴情感纽带的关键方式。婴儿的主要需求就是与母亲保持密切联系。哺乳之所以有益，正是因为它让母亲与宝宝产生了亲密的身体接触。
国际母乳会和其他哺乳倡导组织——如“大费城哺乳母亲”——并没有说母乳本身对婴儿有益，也没有说母乳具备神奇的化学特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1956年的时候，关于母乳化学成分的研究少之又少。也有可能是她们忽略了相关研究，认为此类研究是为了将科学强加于育儿之上。不过，主要原因在于，和许多人一样，她们相信哺乳的益处是通过哺乳建立的母婴情感纽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母乳喂养的主要论点已经从“输送系统”（母亲）转向了“产品”（人乳）。过去25年来，每一场母乳喂养运动都强调了母乳喂养蕴含的“科学”。2004年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起的“宝宝天生就该吃母乳”运动有意把“科学”和“风险”作为宣传重点。每条广播广告都会以男性画外音结尾，引用关于母乳喂养功效的科学研究：“有证据表明，吃母乳的婴儿耳部感染的风险要低10%。”一些批评者指出，这些广告利用科学的权威来强调风险，刻意使用恐吓策略诱使母亲给孩子哺乳。
当然，大家都很想提高速度和效率，这对雇主和母亲都有好处：雇主当然希望女员工在上班期间可以快速完成吸奶；对母亲来说，有的母亲被迫利用仅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来吸奶，甚至要在开车时做这件事。但我们难免会觉得，母乳喂养的整个概念正在遭到过度扭曲。不久之前，母乳喂养的主要目标还是以温馨和舒适的方式抚育孩子；而现在，这样的目标已经被强调效率和速度的泰罗主义所取代。

泰罗主义即泰罗制，是由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创造的一套测定时间和研究动作的工作方法。根本目的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追求所谓的“科学管理”。
尚勒似乎想说的是，母乳喂养分会和美德乐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提倡母乳喂养。但是，如果吸奶器制造商实际上倡导的是人类泌乳——这种做法强调的是人乳的生产与人工提取——那么称他们为哺乳倡导者真的合适吗？吸奶器制造商的企业利益实际上取决于那些放弃哺乳而选择吸奶的母亲，她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无法摆脱。
2008年，许多泌乳顾问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当时，美德乐开始生产并推销奶瓶和奶嘴。这些顾问表示，美德乐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该守则最初是为了制止配方奶粉公司推销配方奶粉和喂养用具）。国际泌乳顾问协会、国际母乳会、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国际婴儿食品行动网（IBFAN）都与美德乐断绝了来往，不再接受美德乐的赞助、资助、广告。
另一方面，尚勒博士可能会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前所述，母乳喂养分会主席尚勒博士实际上是一名新生儿学专家。他在母乳喂养领域的经验可以用如下文字概括：“对人乳及以人乳喂养早产婴儿的研究超过30年。”早产婴儿基本上无法通过传统的哺乳方式摄入母乳，因为他们的身体过于虚弱，无法协调呼吸、吮吸、吞咽这几个动作，通常要用一根通过鼻或嘴进入胃的导管来给他们喂食。等到力量有所增长后，他们就可以通过奶瓶进食了。在尚勒博士看来，吸奶器和奶瓶对于“哺乳”的成功至关重要。他告诉我，他认为用奶瓶喂婴儿吃人乳与哺乳并没有多大区别。母乳喂养分会的500名成员选他当主席，这一点也表明，哺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吸奶和人乳消费所取代。
2011年，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挤出来的人乳在预防感染方面的效果可能也不如婴儿直接从乳房吃到的。实际上，挤出来的人乳本身就有可能引发感染。人乳挤出后通常会被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而冷藏和冷冻可能导致人乳中各种成分的降解以及细菌滋生。用吸奶器挤出的人乳还会接触到乳头保护罩、阀门、奶瓶、奶嘴，其中每一个部件都有可能被污染。有研究表明，“用吸奶器挤出的人乳中的细菌数多于用手挤出的人乳中的细菌数。”
哺乳率和哺乳持续时间的数据来自全国免疫调查，而该调查并未区分哺乳与吸奶。因此，我们其实无从得知母乳喂养的婴儿吃到的母乳中，有多少来自奶瓶，又有多少来自乳房。《美国公共卫生期刊》上的那篇文章表示：“我们至少应该把‘乳房喂养’和‘挤出乳喂养’区分开来，并确定每种喂养方式的持续时间。”
克雷默也认为，用乳房哺乳与用奶瓶喂母乳之间的区别应当成为一项研究的主题。在我们关于PROBIT研究的谈话接近尾声时，他表示，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两者的区别，这让他感到意外。“吸奶在这个国家非常普遍，所以这项研究应该有人去做。”在介绍PROBIT研究发现的哺乳与认知发展之间的关联时，克雷默照例承认，科研人员还不清楚影响认知发展的到底是母乳中的某种成分，还是母婴之间的互动。他强调：“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研究。”
克雷默承认，此类研究比较复杂，而且可能耗资甚巨，但并非无法实现。他认为，也许科学界还没有赶上母乳喂养方式的变化。这也许只是由于思维惯性，或者是因为还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研究的兴趣不大，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政府每年资助303亿美元用于本国的医学研究。如果有新的研究发现用奶瓶喂母乳甚至不能像传统哺乳一样产生有限的积极影响，那这项研究的证据就会直接否定2009年以来的每一项重大哺乳倡导举措，而且还能为相关变革提供有力的论据，比如实行六个月法定产假，或者改变职场结构，从而让母亲能够按时给孩子哺乳，或者两者兼有。
吸奶器制造商以及近年来制造人乳产品的各大公司也是母乳喂养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如今，母乳喂养研究的方向转向了人乳的化学成分以及高效排乳，正是这些公司推动了这一转向。像美德乐、阿美达、普罗莱塔生物科技这样的公司似乎不太可能积极资助有可能损害公司经济利益的研究。他们的利益直接维系于这样一种说法：母乳喂养的益处来自母乳，与喂养方式无关。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群体有意宣传“人乳是有价值的商品”这种观念。这些群体包括吸奶器制造商，在生产和制作过程中以人乳为原材料的公司和厨师，甚至还包括纯吸奶者和一些通过在线出售自己的人乳来赚取可观收入的女性。

我们仍处于从母乳喂养转变到人乳消费的最初阶段，这一转变产生的影响尚不清楚。不过，由于美国的每一位母亲都能免费获得吸奶器，人乳消费可能很快就会基本取代母乳喂养。随着产量增长、市场愈发规范，富有的母亲可能会做出如下推断：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母乳比自己分泌母乳更简单（其实已经有人这样想了）。还有一些母亲会意识到，她们可以从自己身上提取人乳这种商品，然后拿去卖钱。一旦母乳喂养沦为人乳的生产与消费，就会产生分歧和利益冲突——每个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种交易会造成哪些伦理与法律后果，因为现在的局面早已无法挽回。

2023-04-21 13:07:12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