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的笔记(4)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风在走；学校的标准德语说：风在吹（wehen），在七岁的我听来像是风在让自己痛（wehen）；罗语则说：风在打（vintulbate），立刻听到了运动的声响：风不是让自己，而是让别人痛。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德语说：风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罗语说：风站住了（vintul a stat），是直立的、垂直的。“风”只是不同语言在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个例子，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人语法的网中。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以及顺口溜的调子也会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容易在坊间流传。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跑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掉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的，每次去商店买炮或央求大人的时候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售货员也没纠正过。后来当他知道了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放的爆竹感到羞耻。那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健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在经历了奥斯威辛之后，她怎么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2023-07-15 22:40:25 1人喜欢 回应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用语的报道。这些词语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小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下属的一个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讳“天使”，“示意元素”在回避“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似的，“饮料基地”则是军事化了的商亭，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表达方式就像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在其中听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无所谓地位尊卑，它打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唯一无法企及之处，社会主义英雄和国家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便马克思或列宁，昂内克或米尔克也都无能为力。以马克思主义原则创造的“地下家私”代替棺材，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也被思考着，虽然没有明确“复活”，却也将一剂慰藉注人死亡，暗示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被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这么看来，涂满防腐剂的列宁住红场的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2023-07-15 22:54:35 回应

我没买香水。回到家后，冰箱上的盒子里有张朋友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我被工厂开除前，隔几个星期帮她剪一次头发。第二天，我去找她，问她是怎么进的我家门。她说她把纸条插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话音未落，她突然食指竖在嘴唇上，拿起电话放进了冰箱。她早就怀疑电话里有窃听器。她把电话放进冰箱时，我向她描述我家的冰箱，上面有个小筐，我在筐里找到她的字条。她不信，我重复了好几遍，她不断地问我：“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你再仔细想想。”直到我开始奚落她，直到我们喝着咖啡，匙子在杯里搅着，咖啡的蒸汽在她手边弥漫，她说：“你知道吗？他们也在我的咖啡里。”世界在一点一点地与我们的理性背道而驰。她还不知道自行车的事，也不知道染发结痂的事。碰巧我在发廊的时候，她去找我剪头发。尽管诡异而蹊跷，我还是把它归于纯粹的巧合。她的纸条自己跑到我冰箱上的盒子里，和她的电话被放进冰箱是一样的原因。这位朋友是个律师，接受的教育是逻辑推理，现在她不得不为纸条的转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穿堂风，还是门和窗缝间的旋风？她无法自圆其说，又不完全相信我。她很天真。尽管如此，我宁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秘密警察真来过我的家。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头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准确地说，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想让我知道他们来过。以后就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自行车已远不是自行车，染发也不只是染发，香水不是香水，门把手非门把手，冰箱非冰箱，事物自身的统一是有有效期的。身边的一切不再具有确定性，它是这个，那个，还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最终只有琐碎物品携带它们重要的影子，那不是幻觉，不是对超现实的兴致，而是率真的赤裸或蛹一样的封闭，使得一切互相纠缠的轻率。我每次回家，都习惯性地检查一遍，看看和离开时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希望检查过的家能让自己亲近，结果是它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卧室的椅子跑到厨房是一目了然的，但有些细微的变化，有时真搞不清是当天，还是前一天或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注意罢了。
陌生的目光，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它渐进地、悄无声息地、冷酷地走进业已熟悉的街道、墙壁和物品。重要的影子从中掠过并占领一切，我怀着总是飘忽不定、由内向外燃烧的感觉跟随它。“查视”这个傻词大概就是这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是德国赋予我“陌生目光”的缘故。陌生的目光不是新生的，它从熟悉的事物中来，与移居德国没有任何关系。陌生对我来说不是熟悉的反面，而是信赖的反面。不熟悉的不一定陌生，但熟知的却可能是陌生的。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了解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独裁存在一天，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天，来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是凌驾于日子之上。就像走路训练，每个日子需要重新学习走路，而我不知道它根本不会走。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其遗留的痕迹却昭然可见。轻率裸露的同时，像蛹一样自我封闭。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人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因此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谨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物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瞧”，以及人们在德国使用的所有表达这个动作的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过脑子的看，是我承担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同时将见到的解释清楚才算是看。
    在监控国家，每个被查视者都有案可循，而且与国家的监视和记录一样详尽。
    自我考察记录要应对观察者的考察记录。被威胁者的生活方式开始适应查视者的策略。查视者受国家委托进行监视，他的责任是掌握所有细节。被威胁者也在观察查视者，以免受到伤害。查视者攻击，被威胁者防卫。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查视者必须出现在计算好的距离，以达到威胁的效果。他们出现时，在被威胁者眼中，就像个不明飞行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然后，车站上没见人，电车里却又冒出来，等下车时又不见了。当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他又悄然现身。有时，目标正坐在露天咖啡馆，查视者骑自行车过来，下了车，坐到邻桌上。目标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可能会看到查视者在旁边一辆行驶的小汽车里。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几天后审问时，查视者出现过的那些日子永远不会被提及，他们只纠缠中间那些空白时段。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
    查视者不只亲临现场，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中也有他的影子。因此被威胁者不论在自己房里做什么，用什么东西，都会感觉自己和追踪者面对面，他在观察自己的同时也在观察对方，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彼此窥视的局面，一个疯狂的封闭的圈，一个谁都不让对方离开的磁场。其中最危险的是审问磁场。
    审问时，指控不会停留在密探已观察到的情节中，那只是对事实的一个简单陈述，目的是进入更深不可测的架构。但陈述很重要，原告需要了解，他可以在事实中添加多少、添加哪些捏造的事件，他拼接的马赛克要有严格的逻辑，风筝才不会断线。未发生的不是缺陷，而是优势。虚构比现实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
    被告从他的被动地位出发，为了防御的需要，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对虚构事实的反驳。
    “不”这个词俯拾皆是，在防卫时可以经常使用，也应该经常使用。但它又是个最笨的词，太简短，消失得太快，不易引起对方注意。“不”在审问时是防卫的反面，被告除了“不”什么都不说，等于在放弃，让指控的内容碾过自己。况且，被告的话越少，留给原告的时间就越多，这会让他更加充分地去捏造。
    而“说话”则意味着同意了虚构。被告忽略了他本真的存在，忙于处理被虚构的自我，同时还得注意不能与虚构混淆。被告须严格遵循虚构，观点上不越内容雷池半步，以免生出进一步的虚构。虚构中滑出的细节，可能将原告原本不可能打开的大门撞开。多说一个字，都可能导致新的细枝末节的产生或遭受全方位的攻击。辩护时永远不要提及诉状中没有的内容，永远不要反问，不能破坏原告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但是，他让你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直至被打断。如果一味重复说“不”，或保持沉默，都会激怒原告，让他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败坏了他的情绪。他需要被告有事干，需要他的“合作”。被告需全神贯注，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能分辨出原告是在重复老问题，还是在添加新罪名。在旧的罪行面前要特别小心，重复时须准确，最好不更换用词。要像原告一样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能对自己无所谓，这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有在类似磁场正负极的关系中被告才有机会。
    但是人只有一个大脑。每次审问时，都要把它分成几个区。一个审问结束了，下一个还在前方等着你。哪些区域能在大脑中保留，哪些会消失？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出错？
    大脑变得和国家的摧残策略一样疯狂，在国家的语境中却显得正常。磁铁关系中另外一极的目光成为你的第二自然和假想的支柱。
    被查视者离开了监督国家之后，才算逃出了这个磁场。他目光快速地扫视周围的一切，那是一种训练有素、饱含不安的扭曲的目光。新环境中很少有这样的目光，于是它在外来者的脸上尤显突出。随身携带的陌生目光本身没有变化，它只是在完好目光中凸显出来，成为了新的。它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关掉，也许永远都不可能。
    那时我还太小，家里不让我接触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亲盯着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教我怎样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时土豆已经不再匮乏，多到可以用它喂猪养鸡，但母亲还是紧盯着我，好像我的未来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为她与土豆的情结，我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术，她从来没有这么上心地教过我别的东西，也从来没说过它为什么如此重要。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所有关于劳动营的细节，都是我从别人或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也许她只在吃土豆时回忆劳动营的情景，这样在说话时就不必再去想那里了。或许叫我名字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浮现劳动营的情景？如果那样，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后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但与土豆的共生关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这又算得了什么？

2023-07-16 22:36:21 回应

    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人们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开会中打发掉的。开会时可以看出管控下的罗马尼亚社会大家说话的方式，或许独裁统治社会都是一样的。讲话时，所有真实的东西，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动作全都消失殆尽。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可以互换的角色，他们离开自我，为了功成名就，走进政治角色的机械动作中。在罗马尼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和我小的时候，乡村教师想把对上帝的敬畏植入我大脑一样，干部们不断宣扬他们的主义：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他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独裁者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配合他的讲话对人们潜移默化着，长达几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的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眼睛、鼻子和嘴。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稔于心。但只靠重复还不能保证人们对独裁者的认可，于是，干部们在公开场合竭力效仿他的姿态。齐奥塞斯库只上了四年小学，略微复杂的内容和简单语法对他来说都是障碍，加上先天的缺陷——在元音间切换或两个辅音快速相连时会大舌头——使他说话时像是在咕哝。他试着把音节划分成更小的音节，说起话来像狗叫，同时不停地做手势转移人们的视线。可以想见，模仿这样的表达，对罗马尼亚的语言来说是多么可悲又可笑。
    那时我常说，这个国家的年轻干部是最老的。因为他们模仿独裁者时毫不费力，比年长的人更加惟妙惟肖。当然，这是他们事业刚起步时必备的技能。后来，当了几天幼儿园教师，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们其实是在扮演自己，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唱过的几首冬之歌，最简单的一首是“小雪花，小白裙”。我开始教他们唱给他们解释歌词大意，让他们凝神想象雪在城市缓缓落下的情景。一张张稚嫩的小脸默默地看着我。听觉与视觉对诗意画面的欣赏，即便有时让人害怕，令人伤感，却依然能带给我们庇护和力量。但这些体验全部远离了孩子。每个人眼中飘落的雪花应该有不同的美，在这个国家却不能成为主题。国家已经游离于感情历史之外，像“小白裙”“住在云中”这样形象化的语言，禁止灌输到孩子们的脑袋里。雪之歌对这些幼年就已踏上歧途的孩子来说，太过安静。他们的感情冲动需要在立正和吼叫中体现。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在这里不存在。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软弱性格的培养要在皮肤还稚嫩的时候开始。将来要想克服自己的软弱，唯一的办法就是巴结权势，否定自我，委曲求全，惟其如此才有机会。无须逃避的自我意识，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这些孩子有时逼着我满足他们被殴打的需要好像不挨打就是被抛弃，让他们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空虚状态。棍棒下的哭泣是他们唯一能感觉到为人的方式，将他们从集体中突显出来。

2023-07-17 00:32:47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