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致命接触》的笔记(10)

“草原狗”……是prairie dog土拨鼠咩……

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人类的活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解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词语）。对此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伐木、修路、砍伐森林获得耕地、打猎和捕杀野生动物（非洲人这么做时，我们称之为“野生动物肉类交易”，有负面的意味；在美国这仅仅是“游戏”而已），砍伐森林作为牧场、开采矿物、人类定居、郊区扩张、化学污染、营养物质流入大海、掠夺式地获取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气候变化、或者国际市场上出口的产品需要上述资源，和其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生态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这些活动。但是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口，人类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其聚集起来的影响就非常严峻了。热带雨林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但是却是物种最丰富最具层次性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着数百万计的生物，很多还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划分进某个物种，或者人们能够认出却知之甚少。

第二个因素：这些数百万计不为人知的物种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其他有机体，其中很多都是寄生物。很多病毒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经常提“病毒王国”这个词，这个巨大“王国”中的有机体的数量足以让任何一个物种群体相形见绌。比方说，很多病毒生活在非洲中部的森林，寄生于某种细菌、动物、真菌、原生物或者植物。它们受到生态系统关系的制约，不能大量繁殖，不能任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埃博拉、马尔堡、拉沙热、猴痘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只不过是这些众多病毒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病毒尚未发现，很多病毒寄居的宿主生物也没有被发现。病毒只能在某种其他有机体的活细胞中才能复制。一般来讲，它们只寄居在某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上，和宿主有着亲密、古老而且（并不总是如此）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良性的依附关系。它们不能独立生存，不会引起混乱。可能偶尔杀死几只猴子或鸟，但是这些尸体很快就被森林分解掉了。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

第三个因素：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寄生的微生物失去了宿主，只能重新争夺栖息之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找到新宿主，一个新的种类的宿主或许就此消亡。并不是它们特别要针对人类，而是因为人类太多了，冒冒失失地侵占了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疾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曾强调：“如果从饥饿的病毒或者细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人类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食物来源，人口高达几十亿。而在不久以前，人口数只有现在的一半。在25年或者27年的时间里，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使得其成为了所有有机体进化自身之后理想的攻击目标。”病毒，特别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哈哈哈

一旦认定了是gemo，不是社区里突发的小病情，按阿乔利人的文化传统，要下令进行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其中有些对控制传染性疾病非常得当，无论你是相信恶魔还是病毒。这些行动包括将每个病人隔离于自己住所之外的房间里；依靠感染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来照顾病人；限制将受感染病人从一个村庄向其他村庄转移；戒绝性关系；禁止食用腐烂或熏制的肉类；暂停普通的埋葬仪式，因为其中有一项是开棺，然后每位悼念者列队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爱的抚摸”。跳舞也被禁止。这样的传统阿乔利限制行为（加上乌干达卫生部干预和疾病防治中心、无国界医生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可能帮助古鲁疫情在进一步恶化之前受到抑制。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好多，”巴里·休利特有一天在加蓬告诉我，“学习他们长时间以来是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的。”他说，现代社会已经丢失了那种古老但历经痛苦后获得的文化知识的积淀。而我们依靠的是疾病研究的科学家们。分子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是很有用，但其他传统知识也是很有用的。“让我们听听这里的人们说什么，查明发生了什么。他们已经有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了。”

普洛斯波以他自己的方式记着疫情的暴发，为埃斯特尔的损失和其他的一些事情而哀痛。他给我们展示了一本珍贵的书，像是家庭圣经一般，一本野外植物指南，在书的卷首空页处他写下了一串名字：阿波罗（Apollo）、卡珊德拉（Cassandra）、阿弗洛狄特（Afrodita）、尤利西斯（Ulises）、奥菲欧（Orfeo），和其他近20个名字。这些都是大猩猩，一个他很熟悉的群体，他每天在罗西保护区里亲切地追踪和观察的一群大猩猩。卡珊德拉是他的最爱，普洛斯波说。阿波罗是银背大猩猩。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2003年疫情暴发时离开了。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和其他寻觅者跟踪了该群的最后足迹，沿途发现了6具大猩猩尸体。他没说是哪6个。卡珊德拉和其他大猩猩是在蝇屎堆里死去的吗？他说，非常痛苦。他失去了大猩猩家庭，也失去了人类家庭成员。

如果读读最近疾病生态学方面的书籍，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数学原理的应用。如果不是对数学很感兴趣或者受到失眠的困扰，我不推荐去看这样的书，但是在这些书当中到处都是基本繁殖率这样的表述。这是这个领域的alpha[10]和omega[11]，是感染疾病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在方程中，这个变量表述为R0，读作“R0”。（我承认在SIR模型中，用R0代表基本繁殖率，用R代表康复的人数有点容易混淆，当然这只是个巧合，表明两个单词都是以字母R开头。）R0能够起到一定的解释和预测的作用。它区别了发生在某个热带村庄的几起感染疾病的发生、加重、人员死亡和全球流行病暴发的界限，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乔治·麦当劳提出来的。

数学流行病学mathematical epidemiology

间日疟原虫在人体引起三轮或者四轮高烧后，就会对密螺旋体（Treponema）带来近乎致命的打击，接着给患者注射奎宁控制住疟原虫。“效果非常明显；晚期梅毒的推进过程被阻断”。已故的著名寄生病毒专家和作家罗伯特·S·多索维茨（Robert S. Desowitz）曾经这样描述这种疗法，“欧洲各地出现了很多使用疟疾疗法治疗梅毒的机构，这项技术也被美国的价格治疗中心所采用。由此，成千上万的梅毒患者可以免于痛苦地死去。”——被疟疾所拯救。

其中欧洲一家这样的机构位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丘卡教授任这家机构的副主任。罗马尼亚对抗疟疾的历史已久，恐怕使用疟疾治疗梅毒的历史也不短。但是丘卡教授明显感到诺氏病原虫也许相对于其他的疟疾病原虫来讲，是治疗神经梅毒最好的武器。1937年，他接种了几百个患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治疗计划一直沿用，直到大约20年后出现了一个问题。不断将诺氏疟原虫接种到人类宿主身上进行寄生虫培育（注射感染疟疾病原虫的血液，是裂殖性孢子繁殖，再将感染的血液抽出）使丘卡发现的这种病毒毒性大大增强——其毒性之强简直难以对抗。对患者进行了170次这样的治疗后，他和同事们对这种细菌日益凶猛的毒性非常担心，停止了使用这种疗法。这是第一个警示的信号，但效果只是在实验室里才能看到。（对寄生虫进行培育可以提供更多的寄生虫，这种做法非常必要，因为寄生虫不可能在器皿或试管中培育出来；但是在人体当中培育寄生虫使其丧失了在蚊子体内完成生命周期时所面临的所有进化压力。病原体就像击球手——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丝毫不必担心球会出界。）其他的证据也会显示这种形式的诺氏病原虫对人类的威胁之大。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不断提到“概率”这个词。这个词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他说：“很多感染家畜和人类而且从野生动物身上发现的病毒、致病原已经在野生动物的身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们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疾病，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和自然宿主共同进化。它们达到了某种适应，稳定而缓慢地繁殖，并不显眼地在宿主当中传播，获得了长期的安全保障——避免为了获得短期的胜利而在每个宿主个体中最大量的繁殖。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但是当人类打破了这种适应——我们侵犯了它们的宿主，以捕食宿主为生，将它们拽出或者推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破坏或者摧毁了这些生态系统——我们的行动增加了风险的等级。他说：“这样的行动增加了病原体从自然宿主传播到新宿主的机会。”新宿主可以是任何的动物（澳大利亚的马，中国的果子狸），但是通常称为新宿主的是人类，因为人类是其生态系统的闯入者而且数量众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有些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从一开始就具有在人类当中高效传播的能力，尽管它们在其他宿主身上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却偶然地就具有在人类当中传播的一种适应性的行为。2002~2003年在广东和香港出现的SARS-CoV在疾病暴发之初就具有这种能力。不管这次暴发之后SARS-CoV藏身何处或者为什么隐藏起来，它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亨德拉病毒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病毒只能在马匹当中迅速传播却并不能在人类当中传播。当然，病原体可以通过在人类宿主身上变异和进化来获得这种人传染人的能力。你注意到过15年前被疾病专家称为H5N1型的持续暴发、感染率较低的禽流感吗？尽管这种禽流感病毒没有造成人类大规模的死亡，却引起了疾病专家的忧虑。猪流感周期性地在人类当中出现（就像在2009年暴发的时候那样来得也快去得也快），有时能够造成疾病的大流行，有时（如2009年的那次暴发）并不如预计的那么糟糕。但是禽流感却属于另外一种对人类非常有威胁的病毒。流感科学家对这种病毒非常担忧是因为他们知道H5N1流感具有如下的特点：（1）在人类体内毒性极强，发病率较低但是致死率较高；（2）在人类之间的传播能力差。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毒，很可能会导致死亡，但是除非是由于屠宰感染的禽类，否则不太可能感染禽流感。很多人不会亲自屠宰自己养殖的禽类，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尽全力地保证我们包装在塑料袋或者其他包装中处理的死亡或者肢解的禽类没有感染上病毒。但是如果H5N1变异或者重组的方式得当，进化得适应在人类之间传播，那么H5N1将成为1918年以来导致人类死亡最大和最快的疾病。

正如你所见，病毒非常狡猾。它们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实验室发生了污染。甚至是在生产过程中疫苗感染病毒或细菌——污染就发生了。回到1861年，一些意大利小朋友接种天花疫苗，注射物质直接从引起“疫苗疼痛”发展成了梅毒。20世纪初，新泽西州卡姆登市（Camden）给孩子们接种的天花疫苗，似乎是感染了破伤风杆菌，导致9名接种的孩子死于破伤风。大约同一时期，在圣路易斯准备的一批白喉抗毒素，该批抗毒素用的是马的血清，也携带了破伤风杆菌，导致另外7个孩子丧生。生产商之后开始过滤疫苗，这是一项对细菌污染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但病毒却能通过过滤器。有时会加入甲醛来清除目标病毒，但这样做也可能会消除非目标病毒，但假设并不总是正确。在本世纪中叶，早期的沙克小儿麻痹症疫苗批次中就掺入了一种被称为SV40的病毒，这种病毒使恒河猴的种群发生传染病。几年后，当有关该病毒能引发癌症的猜疑出现时，疫苗中的SV40变成了热点话题。

疫苗中是否发生了HIV-1污染及是否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则是另外一回事。给非洲人用的疫苗并不在争论范围之内。1957年到1960年间，波兰裔美国研究者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是脊髓灰质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研发竞赛中不知名的一位竞争者，他安排了比属刚果东部区域和邻近殖民区的人们口服了他研制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地区后来分别成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1957年科普罗夫斯基亲自去了斯坦利维尔，和后来管理试点的人见了面。在坦噶尼喀湖北部的鲁齐齐山谷地区，成人和儿童满怀信心地排队接受那一大汤匙或一针管的液体疫苗。往嘴里一喷，你的服用完了。下一个！口服疫苗的人数不确定。粗略统计，仅在斯坦利维尔就有约75 000名儿童服用了该疫苗。这个非正统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这项事业的另外两个问题：首先，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生产是通过在黑猩猩肾脏细胞内培养病毒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标准的技术应该是在猴子肾脏细胞内进行）；其次，至少有些批次的疫苗是从感染了SIVcpz 病毒的黑猩猩肾脏中培养出来的。

一些人争论道，这个疫苗接种错误导致的结果是医源性感染（医疗引起的疾病），使中非地区许多人感染了后来才被识别出HIV-1。按照这个说法，简称为OPV（oral polio vaccine，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理论，一位粗心大意的研究者给非洲大陆和全世界散布下了艾滋病毒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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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分离时间的测定，对跨越几十年的进化时间表的测定，以及DRC60与ZR59之间巨大的基因差别的测定，都表明这些病毒都是进化自20世纪初期非洲人群种传播的一个共同种原。 他对我说：“这并不是人类的新病毒。” 伍罗贝的工作直接驳斥了OPV假设。如果早在1908年HIV-1就存在于人类，那么显然它不是1958年疫苗实验时感染给人类的。在这点上的澄清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这却只是伍罗贝的一部分贡献。以时间衡量重大疾病传播，代表着人们对理解AIDS如何开始及发展上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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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哪里和什么时候的情况就这么多了。艾滋病在大约1908年（有一定误差）喀麦隆东南部，从一个黑猩猩到一个人类开始传播，从那里慢慢但无情地蔓延开来。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如何传播的？

哈恩和其他三位合著者在2000年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她首先提出了艾滋是人畜共患病的观点：“在人类中，由于打猎、屠宰或其他活动（如食用未经烹饪的污染肉源）等，直接接触了动物的血液和分泌物，这就为传播提供了看似可信的解释。”她暗指切割–猎人假设。最近，她再次提到：“黑猩猩到人类的传播，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屠宰丛林肉时人接触到了被感染的血液和体液。”一个人宰了一只黑猩猩，在剥皮、处理的过程中，手上的一个切口接触到了猩猩的血液导致了感染。SIVcpz穿越了物种界限，从黑猩猩传给了人类，在新宿主身上生存下来，变成了HIV-1。这个事情在细节上还没有被证明，但它是说得通的，且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吻合。约1908年在喀麦隆东南部的森林中发生的某个切割–猎人情节的另一个版本，不仅解释了基尔的数据，也与迈克·伍罗贝研究结果中HIV开始传播的时间相吻合。但之后怎么了？喀麦隆东南部的一个人被感染了。

“嗯，许多河流从喀麦隆东南部流到金沙萨，”她说，“而且在有关病毒如何传播的猜测和假设，都是说如何在人类中传播，而不是在猩猩中传播。并不是猩猩乘独木舟到金沙萨转了一圈儿。最有可能的是，人类把病毒带到了下游。”当然，她承认，有种可能性很小，这种可能性指的是有人可能从喀麦隆楔形地带了一只被捕获、并已感染了病毒的黑猩猩，一路走过来——“但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更可能的是病毒是随人类传播过来的。

村庄里的性接触使感染链得以延续，尽管按此线索猜测传染机会非常渺小，而且疾病并没有明显暴发——起码暴发时间不长。当有人死于免疫缺陷时，人们似乎在众多死亡中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由免疫系统缺陷导致的死亡。生活艰难，生命脆弱，就算没有新疾病，寿命也是很短的，许多早期的HIV阳性患者可能在免疫系统坏死之前就死于其他疾病了。没有疫情，但感染链却维系下来。R0保持在1.0以上。病毒似乎是在那些人们出行的日子里传播的：主要沿河流而下。它从喀麦隆东南部出来，沿桑加河上游而下，到达刚果，然后沿刚果到达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这两个殖民镇在当时仍被叫作斯坦利湖的两侧。“一旦进入到城镇人口中，”哈恩说，“就有机会散播。” 但它还是移动缓慢，像刚刚驶离车站的车头。1908年利奥波德维尔的人口不足1万，布拉柴维尔的人口更少。性风俗和人际交往与森林地带所盛行的不同，但并不是特别不同，因为这些可能都会变化了。病毒的R0已经高于1.0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人移居到这些镇上，因为当地的薪水高或是货品销售得好。习惯和机会都改变了。和男人一样，女人也来了，虽然不是很多，但来的那些人里，有人做起了性交易。

利奥波德维尔也扶持着一个交易活跃的熏鱼市场。那里还交易用于出口的象牙、橡胶和奴隶，主要利润都到了白人特权者的腰包里，因为那时正值殖民时代。在斯坦利湖和河口之间有一个很深的峡谷和一组令人生畏的瀑布群，将两个城市从大西洋隔离开来，1898年建的运输铁路打破了这种隔离，带来了更多货物和商业，也带来更多人，1920年时利奥波德维尔取代了下游一个镇，成为了比属刚果的首都。1940年，其人口达到了49 000。接着人口激增。1940年到1961年独立期间，城市几乎增长了一个数量级，达到了约400 000人。利奥波德维尔变成了金沙萨，20世纪的一个非洲大都市，那里的生活与过去在喀麦隆村庄里的生活截然不同。10倍的人口增长，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HIV会“突然”发作。1959年前，ZR59携带者被感染了，一年后在同一座城市，DRC60携带者也被感染了。那时，病毒繁殖已经到了突变和多样化的程度，使得DRC60和ZR59代表区别很大的病毒株。R0现在早超过了1.0，新疾病在两个城市散播，并最终传播到两个城市以外。“你知道，”哈恩说，“病毒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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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是怎样蔓延的呢？当病毒到达利奥波德维尔时，M种群病毒似乎到达了漩涡地带，与在桑加河源头的时候显得大不相同。它和HIV-2病毒存在生物学差异（适应了黑猩猩宿主），并且因为偶然的因素它和种群N和O也不相同（在城市中发现了这种病毒）。20世纪的前50年这种病毒在利奥波德维尔的表现究竟如何都只能通过推测才能有所了解。可能成为其宿主的人类的人口密度、男女比率过高、村子里普遍存在的性观念的差异以及卖淫——这些都是导致病毒在此传播开来的原因。但是性传播加上人口众多并不足以提供充足的解释。加拿大微生物学教授雅克·皮蓬（Jacques Pepin）提出了一系列更为丰富的推测，也许是这种病毒在此传播的一个更好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伊扎尔的一家丛林医院工作了4年。皮蓬与其他人合著了几篇有关这种病毒的论文发表在相关的杂志上，并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叫作“艾滋起源”（The Origins of AIDS）的书。他将某些深入的历史研究和自己的实地经验及微生物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他提出在卡特·亨特和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的疾病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皮下注射液。 皮蓬指的并不是毒品和吸毒共用的注射器。在一篇名为“目标高尚，后果未知”（Noble Goals, Unforeseen Consequences）的文章和他书中很大的篇幅中，他指出在1921到1959年间许多殖民地医疗机构出于良好的愿望打算用血管注射药物来治疗某些热带疾病。这是一项需要巨大付出的工作，比如治疗喀麦隆地区的锥虫病（昏睡病）。锥虫病是由一种顽固的原生生物[锥体虫（Trypanosoma

当然，这是在一次性注射器发明很早之前的事了。用来将药物注射入肌肉或静脉的皮下注射器发明于1848年，直到一战后才开始由技工用玻璃或金属制成。这种注射器非常昂贵而且容易破碎，可以像其他精密医学仪器一样重复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机器大量生产这种注射器，到1930年全球注射器的产量达到200万只，这使得注射器富富有余但还是不能一次性使用。对那时在中非的医学工作者来说，注射器极为珍贵又十分短缺。著名的法国医生尤金·亚莫（Eugene Jamot）1917~1919年在桑加河上游东部（法属赤道非洲的一部分，当时叫乌班吉沙里）工作，只用了6支注射器就治疗了5 347例锥虫病。这种像生产线一般地给患者注射药物的做法，使得医生根本没有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给注射器和针头消毒。由于资源有限，证据简单，我们很难了解究竟采用了什么卫生防护措施。但是根据一个比利时医生在1953年所写的：“刚果有许多医疗机构（母婴中心、医院、药房等等），当地的护士每天要进行几十次甚至几百次注射，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针头和注射器消毒。”这个医生写了在治疗性病过程中偶然感染乙型肝炎的危险，皮蓬大量引用了他的报告，因为它同艾滋病有潜在的联系：

医护人员要面对大量的病人和少量的注射器，使得他们不能对使用后的注射器进行高压灭菌处理。用过的注射器只是简单清洗一下，先用水，再用酒精和乙醚消毒，然后就准备给下一个病人使用了。在护士数量有限、病人众多、供给缺乏的医疗机构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注射器给一个病人注射后又给另一个病人注射，针管中偶尔会沾染少量被感染的血液，也足以传播疾病。 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很多。皮蓬对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调查，发现有许多这样的病例。在1927~1928年间，尤金·亚莫的团队在喀麦隆注射过207 089次锥虫病注射液，和大约100万支另一种治疗锥虫病的含砷药物，叫作氨基苯胂酸钠的注射液。仅在1937年，在中部刚果全境，大批的医生、护士，以及半职业的注射人员就注射了588 086支针对锥虫病的药剂，更不用说那数不清的治疗其他疾病的注射液了。皮蓬估算了一下，只是针对锥虫病的注射液就达到390次，其中74%是静脉注射液（直接进入静脉，不是肌肉），这是使用药物治疗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无意中传播血液病毒最有效的办法。 根据皮蓬所说，所有这些药物注射或许可以说明使得HIV感染率激增超过临界点的原因。一旦重复使用的针头和注射器把病毒输入到数量足够大的人群当中——假设是几百人——病毒的传播不会就此停止，也不会激增，而是会通过性传播继续感染更多的病人。包括迈克·伍罗贝和比阿特丽思·哈恩在内的一些专家怀疑针头在将HIV病毒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早期的传播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但是他们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注射治疗的运动后来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当病毒在人体站稳脚跟后将这种病毒在非洲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