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记忆小屋》的笔记(3)

我的60年代与同龄人的有些不同。当然，我也迷披头士，也用软性毒品，也持不同政见，并且同样加入了性解放的时代狂潮（这最后一个狂潮，与其说真有什么行为上的“加入”，不如说只是进行了“想象”更贴切，我想在这点上大多数人同我是一样的，然而即便如此，那个年代还是被神话为了性解放的年代）。但就政治运动而言，1963年至1969年间，我曾偏离社会主流，全心投身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麾下。我在1963年、1965年和1967年这三年的夏天前往基布兹劳作，并利用其间的大把时间，为广招信徒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无偿负责某少年分支的管理组织工作。1964年夏，我在法国西南部一个训练营，为成为领导人而接受“预备训练”；1966年2月至7月，我在上加利利地区一个叫作玛哈纳耶姆的集体农庄做全职工作。
过激且煽情的教育一开始很有效。至少，1967年夏天，我停止合作社的义务劳动、调去辅佐以色列武装力量时，曾是个理想的信徒：善言、忠实、意识形态上高度服从。就像昆德拉在《笑忘录》里写到的跳圆圈舞的年轻人一样，我与怀着同志般友情的人们一起在集体中沉醉，排除异己，为我们有着统一的精神、目标及服装而庆祝、欣慰。我将犹太民族的独立理想化了，本能地领会并彰扬着复国主义对分离与民族差异的强调。我甚至——在16岁这个年轻得令人脸红的年纪——被邀请在一个巴黎举行的复国主义青年团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斥责吸烟为“资产阶级的不良行为”，是对犹太青少年户外活动积极性的威胁。即便在当时我都怀疑我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就吸烟）：不过我演讲的能力倒真的很强。
那个时代的劳工复国主义仍忠于创建之初的教义，其核心内容乃是犹太教典籍中的一句许诺：它将把散居海外的年轻犹太人们从没落与被迫同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送到遥远的巴勒斯坦农村地区集体居住——在那里建设（并像教义所说的那样，“重建”）一个无人搅扰也与世无争的农业社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因为融会了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及之后俄国出现的平等村社的神话，其信众具有分裂为几股相互冲突的教派的特点：一部分人认为基布兹的每个居民都应有一致的服装，共同饮食、共同养育后代，使用（但不拥有）同样的家具和日用品，甚至阅读同样的书籍，每周按规定举行集会，对生活各方面事务做出决定；温和派的中心教义则允许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拥有少许私有物品。另外，基布兹成员之间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分歧，虽然其表现为对原教旨的理解不同，但实则往往由个人或家庭的内部冲突引起。
不过，大框架上的道德目标是一致的：让犹太民族回到故土，停止漂泊无依的民族退化。对一个初皈此派的15岁伦敦少年来说，这个承诺是激动人心的。它是“犹太民族性势力”最具诱惑力的一次伪装：它躲在健康、多产、强健体魄、共同奋斗、自给自足以及对分离主义的自豪之中——对作为孩子的犹太人来说，它尤其魅力无穷，因为我们将是第一代基布兹，它将令我们摆脱欧洲同龄人的所有顾虑与禁忌（我们也将不会有像他们一样多的文化包袱——当然，那时我还尚未开始为文化包袱犯愁）。
我曾热爱这种主义。喜欢在加利利海边蒸笼一般的香蕉种植园里，连续八小时进行高体能消耗的纯体力劳作，喜欢劳作间穿插的歌唱和远足，喜欢长时间的教义讨论（全程有人极为小心地控制局面，以降低有青少年反对的风险，使共同目标这出戏演得更鼓舞人心），喜欢到处都有性爱无罪的暗示：那时的基布兹和它的意识形态仍暧昧地承认着20世纪早期激进派所谓的“自由爱”的纯洁性。
然而现实中的基布兹只是些民风相当保守的小地方社群，社群意识形态僵化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其成员的眼界太窄。以色列经济不再依赖国内的小规模农业，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相当明显；左翼基布兹运动反对征用阿拉伯劳动力，实质上只是闭眼不看中东问题，并没有将他们的平等主义信条发扬光大。我当时就无法对这些完全苟同，并且我记得，自己那时候还在奇怪，为什么身处这个国家阿拉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附近，却从未在长期逗留基布兹期间遇见过哪怕一个阿拉伯劳工。
我虽未公开承认，却的确很快就看明白了基布兹和其成员的狭隘。单单是集体自治和平等分配耐用消费品，并不代表你更优越、更包容。相反，它助长的是极大的自恃和自私，恰恰是对最糟糕的民族唯我主义的强化。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当时自己多么惊讶于基布兹伙伴们对外界的了解之少、热情之低——除了直接关系到自身以及他们国家的事。他们只管农田，只关心邻居的配偶和财产（且都要满怀妒意地与自己的配偶和财产做比较）。性解放呢，至少在两个我长期待过的基布兹中，表现为婚姻不忠、随之而来的闲话以及相互之间的谩骂——从这方面看，这些模型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中世纪农村倒是很相像，触犯众怒的行为一旦被披露也会产生相似的后果。
结果，这些观察导致我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幻想时，有了一种认知失调。一方面，我要把基布兹作为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与更高层面的犹太教的具象来信奉，加上我本人一贯教条主义，轻而易举就让自己保持了多年对基布兹原理优点的信仰。然而另一方面，我本心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它。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结束了一周劳动后的安息日，搭顺风车或巴士离开基布兹去海法（离上加利利最近的大城市），一边猛喝酸奶，一边从码头忧伤地望着发往法马古斯塔、伊兹密尔、布林迪西等大都市的渡船。那时的以色列就像监狱一般，而基布兹就是这监狱里挤满了囚犯的牢房。

由于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我摆脱了这个困扰。首先是被剑桥大学录取。当我的基布兹同事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大家全都震惊了。整个大迁徙的文化——“归升”（回到以色列）——意味着必先断绝回到散居状况的一切通路和机会。当时的青年运动领袖们心里完全明白，身处英、法的少年一旦被当地大学录取，便永远不会回到以色列了。
于是相应的，官方主张被大学录取的犹太青年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学位；投身基布兹劳作，花几年时间采橘子、开拖拉机、分拣香蕉；接着，如果情况允许，再向社团证明自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且必须明白，所学的科目将根据候选者将来对集体所要起的作用，由大家集体决定。
简单说来，我如果走运，可能会在25岁左右被送到以色列的大学，读比如说电气工程这样的专业。如果有天大的运气，且同志们对我百般溺爱，也许会被送去学历史，以便日后成为一名小学历史教员。在15岁时，这样的一个未来对我来说是美好的。然而两年后，勤奋读书、好不容易进入国王学院的我再也没有放弃机会的念头，也不想再将自己放逐到种田的生活中去了。基布兹社区对我的决定表现出极大的费解和明显的蔑视，这只能让我越发疏远他们的社群民主理论与作为。
另一个刺激我放弃信仰的因素，是“六日战争”后我在戈兰高地与军队在一起时的经历。我在那里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以色列人并非离开故土的现代农业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些心怀偏见的城市犹太人，他们与欧美城市青年主要的不同，一在于他们有大男子主义的刚愎自用，二在于他们随时能荷枪实弹。他们对于彼时刚刚战败的阿拉伯人的态度令我震惊（也证实了许多年来我所信仰的基布兹只是一种错觉）；他们谈到未来将要占领并主宰阿拉伯土地时的漫不经心，即使在当时也令我胆寒。回到当时逗留的基布兹后——位于加利利的哈库克海滩——我感觉自己已然成了一个陌生人。此后没过几星期，我就背起行囊回家去了。两年以后的1969年，我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回到哈库克。重访玛哈纳耶姆时，我遇到了过去一道采橘子的“尤利”。然而他没有认出我，更没有像往日那样问候我，只在经过我们时停下来问了一句：“你在这里干什么？”对啊，我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呢？
我不认为那些年被浪费或错付了。相反，如果那10年我跟随了时代大流，或许不会学到这么多，不会有如此丰富的记忆。踏入剑桥之初，我就已经经历——并领导——过一次理想主义的运动，而我的同龄人对这种运动则大多只有理论层面的认识。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叫“信徒”——也同时明白了这样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要求一个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在20岁以前，我就已经历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定居生活从信奉、跟随到放弃的全过程：对一个来自伦敦南部的少年来说，已算是不少的经历了。
也因此，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力，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抛弃，与死人无异了。

2024-05-09 10:13:59 回应

我小时候从没用过仆人。对此没有什么好惊讶的：首先，我家只是中下阶层的小家庭，住在中下阶层人住的小房子里。战前时期，这样的家庭大多只雇得起一个女佣，至多再有一个厨子。真正的中产阶层境况当然要好得多：一个专业人士在楼上楼下分别雇一批佣人是常有的事。其次，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和涨薪使家政服务员成了只有富人才雇得起的稀有产品。我父母的能力到极限只够找个白天带我的阿姨——当时我小，母亲又上班。后来经济改善了，又用过一系列女互惠生。除此之外，偶尔还雇一个清洁工，再多就没有了。
因此，我初上剑桥时简直没有心理准备。为了保持传统，牛津、剑桥都常年聘请专门照应学生的职员。在牛津，他们是“舍监”；在剑桥，则叫“铺床工”。名字不同仅仅是因为习惯不同——虽然也暗示出二者需要履行的“照看”程度有微妙差别——但两者的工作性质是相同的。铺床工与舍监同样需要在宿舍中备炉火（在大家还在用壁炉取暖的年代），打扫年轻先生们的房间，整理他们的床铺，换洗床单被套，替他们为一些小东西跑跑腿，并提供一切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应该业已习惯了的服务。
当然，这一工作还暗示着其他一些假设，亦即牛津剑桥的学生没有从事这类低等工作的能力：因为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些事，也因为他们的兴趣与雄心所在使他们不屑为这样的事操心。“铺床工”还有一个职责，也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约束她所照管的男生们的道德状况（牛津的舍监有时为男性，虽然这种情况到20世纪60年代后已越来越少；而剑桥的铺床工，至少在我的经验里，则清一色都是女性）。
1966年我来到剑桥时，铺床工这一岗位以及她的岗位职责，虽然尚未完全为时代淘汰，但已与当时迅速更易的文化习惯有所不符。至少在国王学院，越来越多的学生自己家里从没用过仆役；第一次见到任我们“使唤”的铺床工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小的疑惑。
大多数铺床工都属于同一年龄阶层的妇女，来自世代都在大学供事的本地人家，十分熟悉“服务”之道和主仆之间威严与谦卑的微妙互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职工里仍有些从1918年停战时期就在任的铺床工。她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了若指掌，且因为在年龄上比我们的母亲大许多，很容易就使我们恰如其分地产生混杂了尊敬与喜爱的感情。
一旦两性间发生有失体统的事，铺床工有义务强制执行学院在伦理方面的条例和准则（通过将有失体统的行为上报）。当时，牛津、剑桥的大部分学院严禁女生在男生寝室中过夜，且规定女生必须在11点前离开校园或宿舍楼：校方严格按照字面意义履行了它作为“托管机构”的“监护权”。然而在这一点上，正像在许多别的方面一样，国王学院却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表现在它的明文规定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对违规行为所采取的漠视态度上。
于是，我们中大多数人实际上都留宿过女孩（偶尔还留宿好几个，虽然并非每一个都能留宿成功）：有时是来自三个女校之一的同学，有时是实习教师或在城里工作的护士，我们各自家乡的访客也不在少数。学院院长和导师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自己都是中产阶层文化人，即便在生活方式上看不出，也都怀有波希米亚情怀，理应强制执行的规定被钻了空子时，反而都仁慈笑对——因为他们明白，学院一直在小心为自己培植激进、另类的形象，强调自己在性接触上一直以来的宽容态度（虽然至当时为止都只是对同性之间的宽容）。
铺床工的看法当然不一样。就像大学门卫和行政人员一样，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她们的雇主在大学里供职的时间都要长。她们需要下对学生形成非正式监管，上将学生的行为报告给教师，然而出身工农阶层的她们，比所监管的知识分子和接受她们报告的中产阶层教授都要保守许多。于是，她们被夹在了调皮的男生和姑息的老师之间，幸好还有道德纲常和公众舆论可以依靠。
然而到了60年代，老规矩派不上用场了——至少是难以贯彻了。一套不成文的新规则出现了，这规则很像共产主义国家后期为求生存而采取的做法：我们假装遵命，你们假装相信。我并不认为我们中有许多人——即便到了1968年——能厚颜无耻到不仅让铺床工抓到留宿女孩的痕迹，还让她逮着女孩本人。但我们的确不再认为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努力掩盖偶尔出现的精致女装，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会招来校方责难的有伴过夜的证据了。我们都装出一副铺床工们只知道我们过着心无杂念的生活的样子，反过来，铺床工们——与我们相互配合，且多少觉得我们的行为挺有趣——也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我们。
我只给我的铺床工惹过一次麻烦，那天晚上，我——相当反常且出于某个我记不起来的原因——烂醉如泥地回到寝室，直接瘫倒在床……并在一摊呕吐物中醒来。第二天早晨，我的铺床工，一个名叫罗丝的老员工，默不作声地瞥了一眼便投入了工作。不到两小时，我已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坐进了我的扶手椅，手里拿着咖啡，嘴里尴尬地支吾应对着。罗丝则一边若无其事地聊自己儿媳在超市的繁重工作，一边镇静自若地将我的床和它周围的环境恢复到了原状。此后她从没再说起此事，我也只字不提，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切如常。
10年后，我自己变成了校方：可以说变成了雇佣罗丝的人。作为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及暂任的助理院长，我偶尔也得惩戒严重违纪的学生。有一次，我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负责调解一群70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男女参半，国王学院已在1972年改为男女混校）和一个铺床工之间的纠纷，后者看见前者赤身裸体在校园的草坪上蹦跳嬉戏，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学生们表示费解至极：在那样一个后权威时代，他们根本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反感这一行为，更别说理解它有什么“不当”了。正像其中的一个学生对我解释的那样，他们又不是在“野战”——此语引自保罗·麦卡特尼，他们认为一个60年代毕业的学长必然理解这句话，这么想倒不无道理。
然而铺床工的伤心却难以化解。她对裸体并不陌生。她曾亲眼看过几代校橄榄球队员醉酒后穿着内裤追跑打闹，直到不省人事。但这次性质不同。首先，事件中有女生参与，这令她不快。其次，竟然没有一个人至少装模作样地想办法掩饰一下。最后，他们居然还对她的不快加以嘲笑。一言以蔽之，他们打破了双方关系的规则，使她觉得受了侮辱。
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学生中多数人来自公立学校：均背景平凡，是家中第一代靠考上国王学院而提升了社会地位的人。而这一点也让铺床工觉得不快。在老派年轻绅士那儿受了委屈是一码事——这些人翌日早晨一般都会道歉，并以一份礼物甚或一个热切而懊悔的拥抱来表达自己的悔意。可是新派学生却对她平等以视——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她造成了最大的伤害。铺床工和大学生是不平等的，且永远也不会平等。然而按照过去的传统，铺床工至少有权得到大学生的包容与尊重，即便只在他们就读的年间。如果连这一点也没了保证，做一份低回报的仆役工作还有什么意思？到了那时，主仆关系将退化成简单的劳资关系，那她真还不如去老家的罐头厂上班呢。
如果我自己没有受过末代贵族品德的教育，也许就不会察觉到这件事的微妙内涵。我试着对学生们——只比我小10岁的学生们——解释，究竟为什么这位年届中年的女士如此恼怒、如此生气。然而他们却一味觉得我只是在一个人人声称平等的时代为合同奴役制寻找借口罢了。作为受益人，他们的矛头当然并不针对铺床工这一工种。他们只觉得应该给这些妇女多一点儿工钱：仿佛这样，她们就能对阶层差别的伤害和因地位丧失而引起的虚荣心受创习以为常似的——她们为之铺床的孩子们再也不需要对她们表现出礼貌和体贴了。
如果我自己没有受过末代贵族品德的教育，也许就不会察觉到这件事的微妙内涵。我试着对学生们——只比我小10岁的学生们——解释，究竟为什么这位年届中年的女士如此恼怒、如此生气。然而他们却一味觉得我只是在一个人人声称平等的时代为合同奴役制寻找借口罢了。作为受益人，他们的矛头当然并不针对铺床工这一工种。他们只觉得应该给这些妇女多一点儿工钱：仿佛这样，她们就能对阶层差别的伤害和因地位丧失而引起的虚荣心受创习以为常似的——她们为之铺床的孩子们再也不需要对她们表现出礼貌和体贴了。
这些学生忠实地反映了时代的气象。他们其实与经济学家无异——虽然动辄提出激进的主张——认为人际关系应该被简化为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计算。所以在他们看来，铺床工如果能多挣两倍工资，当然会很乐意对冒犯了自己的行为视而不见。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发觉反倒是铺床工对人类交流的核心内涵有更深的把握。学生们却只是不自知地模仿了一种简单、贫瘠的资本主义看法：注重生产单位对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群体、公约采取漠视态度。他们的铺床工却相反。虽然她也许识字不多、教育不够，但她凭借本能，准确无误地理解了社会交往的实质，理解了支撑它的不成文的种种规则，以及它赖以存在的人类的天赋道德。她当然没听说过亚当·斯密，但这位《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却是一定会为她鼓掌的。

2024-05-09 10:19:50 回应

1970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时，它仍占据着学术权贵的地位。它与巴黎许多大学不同，竟是一所寄宿制大学，位于巴黎第五区一处安静的所在。每个学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位于一个当中有公园般广场的巨大四合院型建筑中。除了宿舍外，校内还有休息室、大小教室、一间大食堂、一个社科类图书馆和一个文学图书馆：一间从便捷度到馆藏都无可比拟的超大型开架式图书馆。
美国读者对举国上下——从康涅狄格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赠地大学——的图书馆均有大量馆藏的条件已习以为常，也许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意义：须知，大多数法国大学的规模只与美国一所低投入的社区大学相当。然而，高师学生们的特别待遇，还远远不止他们的图书馆和寝室。进入高师曾经（且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想获准就读，必须牺牲额外的两年时间，以海量填塞的方式（一群鹅的画面跃然眼前）学习法国古典文学或现代科学知识。接着参加入学考试，考分在所有应考者中的排名将公布于众。高师将录取前100名学生——同时，只要学生毕业后肯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其一生的收入也就有了保证。
于是，可以说在多达6000万的总人口中，这所精英人文学院一次只培养300名学生。这就好比把全美国所有高中毕业生都用一只过滤器过滤一遍，滤得不足1000人进入一所萃取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和伯克利大学地位与特色之精华的学院。此种情况下，高师学生自视甚高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我在高师遇到的人远不及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们成熟。考进剑桥绝非易事，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年轻人多彩的青春。然而，高师的学生却无一不为了入校而牺牲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这种牺牲的成果一目了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的法国同学们总是能大段大段地死记硬背，这也暗示着他们所学的这些过于浓缩的丰富知识，或许有时也令他们难以消化。真让人忍不住想到鹅肝酱。
然而，这些法国未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方面学养丰富，却似乎常常缺乏想象力。我在高师的第一顿早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坐在一群胡须未刮、睡衣未换的一年级生对面，埋头喝着咖啡。突然，一个长得像托洛茨基的青年热切地靠过来（用法语）问我：“你是在哪里上强化班的？”——强化班指公立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高强度准备课程。我解释说我没有上过强化班：我是从剑桥过来的。“啊，所以你是在英国上的强化班。”“不不，”我继续努力解释道，“我们不上强化班——我是直接从一所英国大学过来的。”
青年怀着灼人的鄙夷看着我。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不可能不先上强化班，就能进巴黎高师。既然你已经进来了，就说明你上过强化班。抛下这番华丽的笛卡儿式论断后，他转身与更值得交谈的对象对话去了。既眼见、耳闻到最直接、最无须推敲的事实，又将由准则所推出的结果作为定论，这种“现实与理论脱节”的现象，似乎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界最基本的公理。
1970年的高师有许多人自诩“毛主义者”。其中有个天赋极强的数学家，不厌其烦地跟我解释为什么文学图书馆应该被夷为平地：“让我们将过去完全抹掉吧。”他的逻辑无懈可击：过去是妨碍革新的绊脚石。我发觉自己竟无法解释为什么夷为平地也并不解决问题。最终我只好告诉他，再过几年他的看法会不一样。“这是个很英国式的结论，”他告诫我说。
我的“毛主义”朋友和他的同志最终也没有把图书馆烧掉（虽然有天晚上的确也在百无聊赖间尝试过要洗劫它）。与德国、意大利大学生们不同，法国激进派大学生的运动从来都止于革命理论，绝不越入暴力行为。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法国的那些年，革命的声音的确高涨，“毛主义”师范生们也时常“占领”食堂，将之涂满各种标语，因为墙壁也有话语权。然而，他们却没能与附近索邦大学同样“激愤”的学生们团结起来。
我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奇怪。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又一个师范生）所说，在当时的巴黎，一个高师学生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相当傲人的。师范生们颠覆世界后所失去的，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学生都要多，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那种（中欧国家出产的）漂泊城客——身处无情社会、受到国家打压、与体制相冲突的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法国是不适用的。再没有哪里比法国更像知识分子自己的家了。
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的雷蒙·阿隆在《雷蒙·阿隆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来没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看到过这么多知识分子。”这话也是我的心声。我所认识的大部分高师学生最终都步上了辉煌的学术或公共事务生涯（贝尔纳-亨利·莱维是个突出的例外，不过我认为他同样也达成了不辱校誉的成就）。然而，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
在我年轻的时候，法国曾是世界知识分子的中心。如今，它在国际对话中似乎被挤到了一边。法国知识分子仍偶尔迸发热量，然而他们所发出的光却来自一个遥远的星体——那星球或许早已熄灭了。其结果是，如今在法国，青年欲有所成，都会转而投考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一个培养官僚的好地方。不然便读商校。年轻的高师学生仍一如既往地优秀，然而，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亮相却越来越少（芬基尔克罗、格卢克斯曼、布吕克内、克里斯蒂娃都不是师范生）。这一点实在可惜。知识分子的光辉并非法国唯一的王牌，然而它是特色——就像法语本身是特色一样，虽然法语现在也不景气了。法国人难道安于变得和我们一样，只要不完全一样就行了吗？
回忆我在高师的日子，我不禁想起一个工程师（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该校在应用科学领域具有巴黎高师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同等地位）的故事来。1830年，这个工程师被法国国王送去看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在新开通的曼彻斯特至利物浦轨道上运行的情况。法国人坐在铁轨边记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笔记，与此同时，大力士般的小机车带领着世上第一辆火车在两座城市间做着无懈可击的往返。在一丝不苟地考量了所观察到的整个运行状况后，他回到巴黎汇报调查结果：“这东西是不可能的，”他写道，“它不可能正常运转。”真不愧是个法国知识分子。

2024-05-09 10:32:58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