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荒野之境》的笔记(9)

任何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会因久居其中而产生厌倦。街道如深谷，将我们的目光幽禁，人陷入阻滞，渴望开阔的视野，而不是仅仅看到玻璃、砖块、水泥和柏油路。
当然，大地并不在乎自己如何被绘制，对图画和绘图者都漠不关心。然而，不同地图以不同方式组织信息，其影响是深远的。地图将景观的不同要素分门别类，并根据重要性进行选择和排序，受其影响，人们感知和对待景观的方式也会染上强烈的偏见。
现代公路地图的信息重点非常明确，往往是在卫星照片的基础上，由计算机绘制而成，主要呈现交通运输及位移信息。这类地图鼓励我们把脚下的土地仅仅想象成一个行车环境，将使用者从自然世界抽离。
当我想起这样的地图——或者说当我在这样的地图中想象时——眼前似乎出现了模糊的监控视频画面，显示着方向、目的地与路线计划。暮色中的刹车灯，热烘烘的尾气。公路地图很容易让人忘记大地的实体，忘记在我们称作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地上，分布着五千多个岛屿、五百多座山丘和三百多条河流。公路地图不愿承认：远在被加上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属性之前，构成这些国土的无非是岩石、树木和流水。

2024-05-15 23:26:30 回应

急潮也可能到达开阔的水域。当急潮撞上海岬，比如利恩半岛的岬角，这股急潮便会向外偏转。偏转的距离取决于急潮的流速，如果流速快，一波急流所引发的回流可以长达好几英里，威力骇人。由此，为何早期的航海家遭遇这种洋流时，往往认为某些海角和半岛具有超自然的邪恶力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公元五○○年到一○○○年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两岛西部与西北部的偏远海岸陆续出现了一些定居者，恩利岛就是定居地之一。在那几百年里，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大迁徙。成千上万的僧侣、修道士、隐士以及虔诚的传教士陆续前往海湾、森林、海角、山巅和大西洋沿岸的岛屿。他们几乎没有航海经验，所乘的小船也十分脆弱，却凭此驶入危险的海域，只为寻找我们现在所说的“荒野”。在他们停船落脚之处，修道院、隐修间和祈祷室纷纷筑起，他们为死者挖掘墓地，为上帝竖起十字架。这些旅行者被称作“异乡人”（peregrini），这个词来自拉丁语peregrinus，有远行他乡之意，并在后来演化为英文单词“pilgrim”（朝圣者）。在来恩利岛之前，我在地图上标出了有关上述迁徙的已知路线和登陆点。最后，我手里的图被画得像一扇花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最为荒蛮的乐土映入眼帘。凯尔特基督教的隐修文化起源于五至六世纪的爱尔兰。隐修始于五世纪三十年代，由圣帕特里克开启，加之此前几世纪沙漠圣徒事迹的影响，渐渐扩展到现在的苏格兰西部和威尔士沿海地区。这种避世之旅引导人们来到欧洲的边缘，乃至于更远的地方。
很明显，这些边陲之地与那些“异乡人”追求的平静与苦修形成了呼应。荒野迁徙折射出他们的渴望，他们渴求信仰与环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彼此印证。我们可以猜测，这些修行者之所以移居外乡，是因为他们想离开已被人占据的土地，那里的一切事物都已经被命名。几乎所有凯尔特地名都具有纪念意义，直到十七世纪，吟游诗人学派还会借助地名来讲授地方历史，于是，风景就变成一座座回忆剧场，持续维系着人们对居住地的依恋和归属之感。由此看来，从已经命名的地区（有连续记忆和族群的地方）迁移到海岸地带（未被绘入地图的岛屿、尚未得名的森林）便是前往无主之地的旅程，一场从历史走向永恒的迁徙。
修士们搭乘的船只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名字：威尔士语叫克拉克（coracle）或克里克（curricle），盖尔语叫卡罗（carraugh），挪威语叫纳尔（knarr）。它们的形状也各有不同：爱尔兰的卡罗一般长而窄，船头短平方正；威尔士的克拉克则两侧凸起，整体如一枚透镜。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建造方法。船体的主材料是牛皮，经过栎皮鞣制，然后浸湿，展开罩在由曲木和柳条制成的框架外。牛皮干燥后会收缩，框架也随之牢固成型。成型之后，人们再在接缝处涂上油脂，便大功告成。这些小船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动力原理。它们被设计得很轻盈，吃水浅，可以穿行于激流急潮，翻越浪峰浪尖。这些小船的高妙就在于此：它们在海上十分“狡猾”，像黾蝽一般凌波而行，船过时，水面几乎不受扰动。
基督教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所有人都是“异乡人”，而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放逐。这一思想在《圣母经》中得到了延续，《圣母经》通常是晚间祷告的最后一首圣歌。祈祷词宣告：Post hoc  exilium，即“放逐之后，可受恩许”。这首圣歌听起来非常古老，令人不安。毫无疑问，它是一曲荒野之歌。它昭示了古人的荒野观念，至今仍令我们动容。
人的思想如同海浪，也有其“风区”。它们跨越了无尽的距离，才到达我们身边，其过往杳不可见，也无法想象。荒野所代表的“野性”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穿过了漫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围绕它诞生了两种彼此冲突却同样宏大的解说。第一种说法称，野性终将被征服；第二种则表示，野性应当受到珍重。
英文中，“wild”（野性的）这个词的词源隐晦不明，引得人们争论不休。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称，该词跟以下三个词相关：古高地德语中的wildi，古挪威语中的villr，以及古日耳曼语中的ghweltijos。这三个词都有“混乱无序”的含义。据罗德里克·纳什↑的研究，这些词给英语留下了词根“will”，并赋予其“任性且不受控制”的意义。“wildness”（野性）这个词，从词源上讲，便象征着独立于人类控制之外的存在。“荒野”也可以被称为“自主之地”——它只遵循自己的律法和原则，树木生长、生灵活动、壑间溪流，一切皆由它自行设计和执行。当代的定义依然认为，荒野“没有限制，不受约束，一切自由”。
自有记录以来，“野性”的基本含义一直未变，但是对于“野性”的价值判定却大相径庭。
一方面，在人类追求秩序构建的文明与农业发展中，野性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力量。依照这种观点，“野性”和“浪费”具有相似性。荒野拒绝为人所用，因此必须被摧毁或征服。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多个文明都充斥着对于野性的敌意。美国传教士、作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alker）曾在一八八一年写下这样的赞颂：“如果没有那些真正的文明建造者，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将仍然是一片不为人知的荒地。其他人只能看到蓁莽荒秽、盐碱遍地，而他们却看到了熙熙攘攘的城市和兴起于沙漠之上的工厂··这些先驱者开掘了通山隧道，架起了跨江大桥，打开了财富宝矿。”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诗人多次写到一种“魔怪”，或称“蛮兽”。在这首诗中，这些状如恶龙的怪物栖息在狼群出没的森林、深不见底的渊池、狂风拂扫的峭壁和危机四伏的沼泽。正是为了对抗这样的荒野与“蛮兽”，贝奥武甫以及他的高特部落，才筑起了温暖而明亮的长屋，建立了等级分明的武士文化。
然而，与上述仇视荒野的视角相对，还有另一线平行历史：野性被视为一种非凡而精妙的力量，荒野则是丰繁富饶的奇迹之境。彼处，《贝奥武甫》的诗人正在书写征服荒野的寓言，与此同时，恩利岛、罗纳岛、斯凯利格群岛等地的修道士却在赞美自然的美丽与丰饶。

事实上，在这些“异乡人”之前，人们对荒野自然的挚爱已经有迹可循。比如，中国人有一种艺术传统，谓之“山水”。山水传统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初，此后延绵传续了两千余年。陶渊明、李白、杜甫、陆羽，皆是此一传统的实践者，他们放逐自我，遨游四方，寄居山林，所思所写都是周遭的自然世界。与那些早期基督教修士相似，这些中国文人也试图以艺术描摹世界奇妙的生成过程，万物生发，延续不绝。山水艺术家赋予了这种盎然生机“自然”之称，有“自明如此，一任天然”的意思，对应到英语，就 是“wildness”（野性）。
无论是骄阳灼人的酷夏、长风凛冽的严冬或是花雨缤纷的暮春，总有隐修者与行旅人遨游于山岭之间。在他们笔下，晓雾沉入寒谷，碧光杂落竹林，千鸥扑翅，湖面如风雪骤起。他们观察到，日光落于雪堆，寒枝斜挂疏影，这一切景象令他们感到一种“清明之乐”。对他们而言，夜晚尤其非凡，因为皓月当空，银光铺地，往往把世界映得有如异境。然而，美也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据说，李白正是因为痴爱明月，想拥抱河中月影，竟因此溺水而亡。不过，无论如何，读山水诗，赏山水画，你便会邂逅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这种艺术作品的“形”与“神”密切相合，以至于它们已不再是世间奇观的表现媒介，而成了其中的一 部分。
在大西洋海岸地带的民间传说中，海豹一直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双重属性，介于人类和海洋生物之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家大卫·汤姆森游历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西海岸村落，沿途收集关于海豹的故事传说。他发现各地的故事都大体相同，说海豹的注视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又说海豹出海时化为人形，回到大海又变为兽态。汤姆森写道，海豹的存在生动地提醒了我们，人类起源于海洋，与其他动物如此相近。在游记中，汤姆森总结道：“民间传说中有不少陆地动物的身影，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即便是野兔）能够像海豹这样，对人类心灵产生如此梦幻的影响。”

2024-05-17 19:53:03 回应

斯凯岛上的树越来越稀少了，人也如此。十九世纪斯凯岛上土地所有者对其他居民的驱逐导致人口骤减，几世纪前的焚烧和砍伐则毁掉了大部分林地。现存最早的关于斯凯岛的文献可追溯到一五四九年，其中有一段描述说，这个岛上有“许多树木，许多森林，许多野鹿”。而如今，过去那个草木繁茂的岛已不复存在，仅剩下那些地处偏远的古老小径还留有淡淡的痕迹，其中一些小径最初是由林木工人踩出来的。斯凯岛以荒凉闻名其实是近来才有的事，它的荒凉诉说了一段悲伤的过往。正如苏格兰地区的很多荒野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片空旷的土地，不如说是一片被清空的土地。身处斯凯岛，人们会想起“荒凉”（bleak）这个词，它来自古挪威语bleikr，意思是“白色”或“闪耀”。白骨显露，也以这个词来表达。
科鲁什克盆地拥有许多种不同的时间，并非所有时间都是缓慢的。我也见识过那里的迅疾：飞行的乌鸦猛然俯冲，河水绕石而转瞬分流，豆娘如飞镖般掠过，摇蚊在一天之内出生、飞舞、死亡。然而，真正令我震撼的仍是冰川形成的伟大过程——那些冰毫无目的地向着大海行进，缓缓走下时间的斜坡。
在科鲁什克盆地中，即便只是短暂驻足，也能令人意识到人类的知觉何其狭隘，而人类对于世界的设想又何其短视。在这样的地方，惯常的时间单位——百年、一生、十年、年、日、心跳，变得几乎无法辨识。同时，你的一举一动，一欲一念——一次抬手或划水、一丝怒气、一个转念——却变得电光石火般迅捷。战争、文明、时代，这些人类世界的紧要大事显得遥不可及。科鲁什克谷地的时间令人无法理解，它太迅速，也太缓慢，它对人类的时间体系毫不关心。科鲁什克谷地维持着荒野的时间。
在这样古老的峡谷里，你不得不放弃习以为常的计时方式，放弃那些用以维护正常生活的标记和尺度。时间不再记于钟表或日记，而是由矿石和空气赋形。人类的物件显得脆弱不堪、无足轻重，你会想要暂时弃之不用——把日记摆在峡谷的入口，把手表转向手臂内侧。以后总有机会重新启用这些计时方法的，你如此安慰自己。

2024-05-17 20:21:07 回应

我们常常对平原地带抱有想象性的偏见，对象包括沼泽、苔原、荒地、草原、泥沼和干草原。一七二五年，丹尼尔·笛福旅行经过查茨沃思庄园的沼泽区，对那里非常厌恶，说那是“一片咆哮的野地”。笛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部分原因就是对一望无际的平地难以记认。目光所及，全无回应，或可说所有解读的努力都被一口吞没。它们给我们带来寻求意义的难题：如何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中锚定自己的感知?如何为这样的地方赋予意义?对于这类地方，我们有一些半是敬畏、半是不屑的词来描述：荒凉，空旷，无垠。但是，当一片地域的景色处处色调相近，而同时具有宏阔的广度、长度和透明度，我们便很难用语言去捕捉。开阔地域令人难以亲近的疏离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都无法充分证明开阔地域的价值。两个多世纪以来，英格兰低地石南荒原的面积缩小了四分之三，比如多塞特林地、坎诺克猎场和新森林都沦为了耕地、种植园或其他开发用地。至于那些幸存的荒地，大部分是因为被定为“公地”，对所有人开放，才能抵御为追逐私利而强制进行的改造。很多如今已消失不见的荒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花园”运动中才第一次被翻耕的。再如索尔兹伯里平原、东安格利亚的布雷克兰等其他开阔地域，则被封锁成了军事基地。那些土地面积广阔，是理想的射击场、坦克演习场和飞机跑道。在气质奇异的博德明高沼地上，长满荆豆的山地在一八○○年到一九四六年间缩小了将近一半。还有一些地方，比方说什罗普郡南部的蒂特斯通克里山，那里的采石矿也张开工业之口，侵食了开阔荒野的领地。北约克郡沼泽和诺森布里亚沼泽近六分之一的土地被种上了商用针叶林。在英格兰各地，开阔之地已被全面封锁。
英格兰北部的奔宁荒原，已成为人们数百年来的逃亡之地，上亿人从诺丁汉、德比、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城市来到这里的山地和高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这里变成了几片私人松鸡猎场。在一九三二年本尼·罗斯曼（Benny Rothman） 发起“金德斯考特峰开拓运动”（Mass Trespass on Kinder Scout）＇之前，这片荒原是仅限富人踏足的运动场，猎场看守人日夜巡逻，以“非法闯入”之由处理擅自进入者。这些猎场看守人还负责捕杀“闯入”的食肉动物。成千上万猛禽、鼬类和其他肉食动物遭到屠杀，它们的死亡成了狩猎手册中一行行无情的记录。
这片荒原作为猎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如今的地貌和特点。其中一些痕迹较为细微：在斯坦纳治沼泽，其维多利亚时期的主人——谢菲尔德的威尔逊家族，曾经雇用石匠在岩石上开凿水道和孔洞，以便收集雨水，并在松鸡的繁殖季节供雏鸡饮用。这些岩石上的斧凿痕迹至今仍可看见。另一些痕迹更加显著：每年都有大片沼地遭到焚烧，以促进欧石南幼苗生长，这是松鸡的主要食物。
一九六○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华莱士·斯特格纳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称为《荒野信》。这是一封呼吁信，写给某位参与美国“户外娱乐资源”联邦政策评估的官员，后来收入斯特格纳的论文集中。在这篇文章中，斯特格纳指出，一片荒野的价值，应远远超过对其进行娱乐经济或矿产资源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得出的价值。他如此解释：我们需要荒野，是因为荒野会提醒我们，人类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森林、平原、草原、沙漠、山脉，这些景观能给人一种超越自身的宏大感，这种感觉在当今社会已几乎丧失。
但这样的景观已经越来越少，斯特格纳写道。“残存的自然世界”仍在“逐渐被侵蚀”。侵蚀的代价则不可估量。如果所有的荒野都消失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单一的、独立的、直立的、个体的存在，不再能感受到我们是由树木、石头和土壤所构成的环境的一部分，是飞禽走兽的兄弟，是自然世界的参与者并且完全融入其中”。我们将全心全意、一往无前地投入那种技术化的、白蚁般的生活，投入完全由人工所控制的“美丽新世界”。
在来兰诺克沼泽的前一周，我读了斯特格纳的文章。而当我真的身在大沼泽之中时，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他思想的回音。他总结道：“我们仅仅需要乡野留存在那里，即便我们只是开车到荒野边缘，冲里面看一看，也足够了。因为荒野能给予我们安慰，让我们知道自己仍保有作为生物的心智，这属于希望的地理学。”

2024-05-17 20:42:18 回应

最早的地图应该是故事地图，如口述地图，描述了山川大地以及在其中发生的事情。这些地图被一代又一代人学习，修改，继承。这处独特的峭壁，那条林木线，这处河湾，那块发生过某次意外的石头，那棵发现了蜂巢的树：这些特征经过精心描绘，构成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同时也是一个故事。或许那时也有供随身携带或永久保存的书写地图，不过早已佚失，我们无缘得见了。位于意大利伦巴第平原上的贝多莱纳保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书写地图之一：这是一幅复杂的岩画，很明显地描绘了地形和地貌；它被刻在一块倾斜的巨石上，岩石表面被冰川的退行打磨得平整光滑，成了一张理想的书写纸。画中展示了人物、动物、聚居区、民居，以及山间的蜿蜒小径和平地的笔直街巷。这幅地图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层的书写：最早的刻画应该是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前后的青铜时代留下的，而最晚的，即图上的房屋，则是公元前九〇〇年前后的铁器时代绘出的。地图很大，宽十五英尺，高逾七英尺。
在漫长的寻路历史中，栅格地图问世相对较晚，但如今已基本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十五世纪以来，新的测量仪器不断发明（罗盘、六分仪、经纬仪，以及能够测定经度的精密计时仪），新的分析方法不断出现（正交剖面法、三角测量技术），这些进步令概念性的网格得以铺满整个地球表面。
在这种全新的精准制图面前，前科学文明的那种凭印象的、需要四处奔波的绘图实践败下阵来。到十八世纪晚期，栅格地图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以至于那个时代的两个年轻共和国都根据栅格地图的原则构建了自己的地理分区。托马斯·杰斐逊的制图师将美国内陆地区沿直线划分为城镇、县和州，这种划分沿用至今；法兰西共和国指派两位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兼制图师来测定敦刻尔克和巴塞罗那之间的子午线弧长度，从而重新建立了以“米”为基本单位的法国公制系统——一米即这段子午线长度的千万分之一。
事实证明，栅格地图是一种极为高效的工具，可以将地点转化为资源，便于对景观所处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规划。这项技术带来了无数的便利和进步。但是，栅格地图的方法是如此权威，它关于某个地点的知识如此无可辩驳，以至于它彻底消除了我们对地图作为故事的价值感的期待：我们已经忘记，制图是自我创造、感觉、体会的过程。网格严密的几何结构崇尚精确，而压抑了触摸、感觉和某种暂时性。

2024-05-22 08:22:59 回应

在巴伦，我们会时刻想起物质是不可毁灭的，同时又是可以完全转化的：它可以迅速切换状态，从植物变为矿物，或者从液体变为固体。在脑中同时保有事物的“永久性”与“易变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概念虽然困难，却有益处，因为它能让一个人同时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多余。你开始意识到，构成自身的，不过是无止无休互相转换的物质——但你也意识到，你总会以某种形式长存。这样的认识赋予了我们一种无以慰藉的永生：我们由此明白，自己的身体属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分解与重构的循环。

在群岛上所有的石头中，石灰岩一直是形而上学思考的最佳搭档。W. H.奥登非常喜欢奔宁山脉北部的喀斯特地貌，对石灰岩由衷热爱。最打动他的是石灰岩受侵蚀的方式。石灰岩的水溶性意味着岩石上任何原有的裂纹线都将在流水温柔的侵蚀过程中慢慢加深。如此一来，石灰岩将发展成什么形态，都是由它最初的缺陷所决定的。对奥登来说，这不仅是地质学现象，也代表了人性：他在石灰岩中发现了一种坦诚——人被自身的缺陷所定义，正如石灰岩被其体内的物质成分所定义。

2024-05-22 08:57:15 回应

在我的旅途中，这是又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氛围转变：北方冰冷严酷的新教环境，经过爱尔兰，被南方柔曲迂回的天主教传统所替代。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所有不信国教的地区都可以被视为一个陷路迷宫：它沉陷于文化景观之中，几乎无人察觉。在兰开夏郡、阿伯丁郡、多塞郡和德文郡的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一些不信国教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种另类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也具有高度的英国性，却有着不同的习俗、语言和历史的内涵。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一种或然的历史，一种“如果是这样就好了”的历史，因此它必须隐藏自己，保持野性。甚至连伦敦都有不信国教者的陷路，至今仍有遗迹留存：泰伯恩刑场、金斯威附近的托马斯·莫尔圣祠、皮卡迪利大街后面的巴伐利亚大使教堂……这座城市里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陷路有迹可循。我想到曾经有人跟我说过的一份秘密地图，于一五九〇年左右由一位耶稣会士所绘制，图上标示了苏格兰境内所有的天主教徒藏身所。地图的一部分保存在罗马的一所档案馆，另一部分则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此外还有谢尔顿挂毯，这是一组格洛斯特郡、牛津郡、伯克郡、伍斯特郡和沃里克郡的巨大编织地图，图中暗藏着隐秘的红线，标记着许多知名的不信国教者藏身所。

2024-05-22 18:00:20 回应

我们曾好几次讨论能否从空中穿越一片林地。罗杰甚至认真研究起来，还给我写了一封关于“臂跃行动”的信。他解释道，臂跃行动是一种特殊的进化适应，使得红毛猩猩、长臂猿和黑猩猩的手臂可以向各个方向伸展、抓握，并支撑住悬挂和摆荡着的身体。猿和猴的差别也正在于此。通过摆荡和快速移动来保持节奏和动力，一只分量可观的长臂猿或红毛猩猩便能在树枝间自由移动，而如果它站上去，树枝是无法承受它的重量的。它们利用树枝的方式类似绳索而非架杆，因此便有可能用到树枝更细、更远的部分。臂跃行动在进化上的关键优势在于让体重较大的猿类也能在细长而柔韧的树枝间移动，并够到树梢的果实。它自然也导致了直立行动的倾向，以及后来随之产生的一系列进化。但这也带来了危险，罗杰说，于是长臂猿这样的动物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大脑来保证安全，它们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才能在高高的树枝间移动，而不至于坠地而亡。
不知为何，罗杰非常希望由我先尝试一下这种空中穿越，而他在地面上观察我，理由是我们两个人里，我是擅长攀爬的那个，他的强项则是游泳。我们一直没机会完成这个实验，但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践罗杰信中关于长臂猿的优美描述：“长臂猿当真是在树枝间飞翔！它们会使劲把自己甩出去，在空中流畅地滑翔，那一定是从鸟类身上学来的，毕竟鸟类是树上世界的古老贵族。也许长臂猿们还利用了树枝弯曲时积聚的能量，就像用长弓射箭一般。”
北欧神话中有一个关于“狂猎”(Wild Hunt)的故事。狂风骤雨的夜里，奥丁会率领一群在战场上阵亡的战士以及他们的战犬穿越大地。如果有旅行者恰巧路遇这场狂猎，他们应该立即俯卧。这样，狩猎队中就只有黑狗冰冷的脚能够碰到他们，他们不会受到伤害。狂猎的目的在于收集刚去世者的灵魂，骑手就是亡魂的召唤者。狂猎的传说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基督教的版本中，这场狩猎会在加百列召集众天使参战时发生。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详细记述，一一二七年二月六日，狂猎队伍驾着快马跨越了彼得伯勒的鹿园，随后穿过森林，来到斯坦福德：一支“狂暴的军队”穿过漆黑的森林小路，越过荒野，跨过山谷，沿海岸奔驰，在幽暗之地穿梭。在十三世纪，蒂尔伯里的杰维斯(Gervase of Tilbury)写道，亚瑟王与诸骑士依然带领人马沿着卡德伯里和格拉斯顿伯里间的陷路进行狂猎。
几乎可以肯定，狂猎的原始神话是对于野雁秋季迁徙的一种解释——黑雁、雪雁、加拿大黑雁。大多数年份，这些大雁会成群结队飞行，每组不到一百只。但有些年份，它们会以更大的规模低空飞行，当它们在黑暗中飞过人们头顶时，扑翅声甚至堪比一架飞机——在前飞机时代的人们听来，或许就像一支天使的战队。有一支可怕的德国军歌，是一九一七年在战壕中创作的，歌曲唱道：“野雁在夜空翱翔/叫声凄厉向北方/小心，小心这危险的高飞/因为死亡正将我们包围。”
“游隼能看到和记住我们根本一无所知的图案，”贝克写道，“方方正正的果园和林地，无尽变换的四边形田野。它靠记忆中的一系列对称图案找到飞越田野的路……它看到的是一张张黑白地图。”

2024-05-23 09:57:32 回应

鹰隼和野兔：它们常出现在我的地图上，是一对完美的搭档。鹰隼在空中盘旋侦查，俯视大地。野兔是地面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们对大地的了解无人能及。我在野外露营时，会睡在岩石、泥土和雪的坑洞里，这是野兔的习性。但是我也向往高地、山峰、山岭，渴望俯视大地，这是对鹰隼的仿拟。
雪兔的冬季皮毛为它带来了一种幽然之美，不仅如此，它们还有一种超凡的沉静之美。静时稳重自若，动时姿容优雅：这就是雪兔的特征。观看一只雪兔在陡峭的雪坡上迂曲奔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埃及象形文字用一只在蜿蜒河流上的野兔来代表动词“存在”(to be)，特别强调其动词作形容词的意义：“存在的”“持续的”。

2024-05-23 17:07:26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