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女性与权力》的笔记(4)

我想搞清楚该怎么向她，以及向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仍然面临类似挫败的女性解释——就像我在对自己解释那样——那些阻遏女性发出声音、拒绝认真对待她们，并且斩断（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读到的那样，有时确是在字面意义上“斩断”）她们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的机制是多么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在这一点上，对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下的世界。西方文化在“让女性闭嘴”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经验。

这里有史上首个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闭嘴”、禁止她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案例。我指的是大约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开篇那不朽的一幕。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奥德赛》是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历经的奇遇和艰险的史诗故事，而这几十年里他的妻子佩涅罗珀忠贞地等待着他，并勉力抵御众多求婚者的进攻。然而，《奥德赛》同时也是奥德修斯与佩涅罗珀的儿子特拉马库斯的故事：关于他的成长，以及他如何在整首诗的时间跨度里日渐成熟，从男孩变成男人的故事。这一过程肇始于全书第一卷。此时佩涅罗珀走出她私人的起居之所，来到宫殿楼下的大厅里，发现一个吟游诗人正在为她的一大群求婚者表演，歌唱的内容是希腊英雄们归家之路上遇到的重重磨难。她对此感到不悦，就当着众人的面请诗人改唱一首更欢快的歌谣。就在这时，年轻的特拉马库斯开口了。“母亲，”他这样说道，“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因为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于是佩涅罗珀就离开大厅，回到了楼上。 特拉马库斯当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却会喝令佩涅罗珀这样一个精明练达的中年妇女噤声，这一幕颇有些荒诞之感。但它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早在西方文化最初的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的声音就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特拉马库斯对词语的选择也同样说明问题。当他说“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时，他用的词是muthos——我们今天更熟悉由这个希腊词发展而来的myth（“神话”）一词所具有的含义，但他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在荷马使用的希腊文中，它标志着权威性的、发生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说，而非每个人——包括女人，或者说主要是女人——都能进行的那种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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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世界里，奥维德的《变形记》（一部关于人们改变其外形的卓越的神话史诗作品，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之大可能仅次于《圣经》）也屡次提及这一主题：在女性变形的过程中，她的声音被剥夺了。可怜的伊娥被朱庇特神变成了一头母牛，因而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能发出“哞哞”声；而饶舌的宁芙厄科（Echo，“回声”）受到惩罚，从此她的声音不再属于她自己，成了机械地重复别人的话的工具。在沃特豪斯的著名画作中，她凝望着她恋慕的美少年纳西瑟斯（Narcissus），却无法与其交谈，而纳西瑟斯——“自恋者”（narcissist）一词就是由他而来的——则爱上了自己在池中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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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痛苦的言说机会，也可能遭到剥夺。《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年轻公主菲洛米拉被强暴的故事。为了避免她做出卢克丽霞式的指控，强暴她的人直接切掉了她的舌头。莎士比亚在其剧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借用了这个情节：剧中遭到强暴的女子拉维尼亚也被割去了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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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言和实践讲演术这些，并不仅仅是古代女性没有去做的事情：它们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和技能，男性这一性别身份通过它们得到定义。就像我们在特拉马库斯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成为男性（或至少是成为精英男性）意味着对话语权的宣告。公共言说是男性身份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如果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特征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引用在罗马广为人知的一句口号，说一个标准的精英男性公民是一个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即“擅于言辞的优秀的男子”。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开发言的女人，按照定义，就已经不是个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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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要强调，存在一个为言说赋予性别，并且将其理论化的传统，而我们今天仍然直接地，或更经常是间接地，承袭着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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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继承的关于辩论和公共演说的传统及其规则和惯例，仍然很大程度上笼罩在古代世界的阴影之下。成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modern）修辞与说服技艺是明确地取材自古典时期的演说及指导手册的。我们用以分析修辞的术语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时代之前，人们经常指出贝拉克·奥巴马——或为他撰写讲稿的人——最精妙的把戏是从西塞罗那里学来的）。另外，19世纪那些制定或遵奉下议院中多数议事规则与程序的绅士们，其所受的教育也恰恰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古典理论、信条和偏见那一套。重申一下，事情不简单是，我们是古典遗产的受害者，或是其盲从者，重点在于，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用以思考公共言说、判定一场演讲的优劣和决定谁的话语应该得到机会被聆听的模式，而性别很显然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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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广义的近代演说传统，会发现它在容许女性在哪些领域进行公共发言这件事上，也沿袭着古典时代的规则，即：她们可以捍卫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殊利益，或彰显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如果你去翻看类似“历史上的一百篇重要演说”这种名字的有趣辑录型手册，并查找其中由女性贡献的篇目，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从艾米琳·潘克斯特[2]到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的第四届联合国妇女大会上的主题演讲——都是关于女性处境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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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较这些措辞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这种模式有效地将女性的位置再次放回到家庭领域之内（人们通常只会就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发出“哀鸣”）；它让她们的言语显得无足轻重，或将其“重新私有化”。对比之下，经常用来形容男性嗓音的“低沉浑厚”，则仅凭这个词本身就足以令人将其与“深刻”联系起来。[4]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当人们听到女性的嗓音时，他们不会将其听成一种具有权威的声音，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学会如何从女性嗓音中听出权威性；他们听不见muthos。不仅声音如此，出于相同的理由，一副饱经风霜，或是皱纹遍布的男子面孔可能标志着成熟的智慧，而同样一副面容如果出现在女人的脸上，人们则只会觉得她已经是个“过期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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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态度、假定和偏见在我们的思维里已经根深蒂固。它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经生物学证据表明我们会天然地认为低沉的声音比频率较高的声音更有权威性），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里。而每当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国民政治中妇女的数量小得不成比例，为什么公共领域中她们的声音相对沉默，我们就必须想得更远——不仅仅去想某几位知名政客及其同僚在牛津大学布灵顿俱乐部里的所作所为，威斯敏斯特宫[5]的不当行为和“爷们儿”文化风气，甚至不能只去想在工作场合设立“家庭友好时间”和提供育儿服务（尽管这些也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些更为基础的议题：我们已经习得的那种听取女性发言的方式，或是——让我们暂时回到前面提到的那幅《笨拙》上的漫画——我想称之为“特里格斯小姐问题”的这个问题上。问题并不是“如何能让她得到一个插话的机会”，而是如何能让我们自己更加意识到，是哪些程式和偏见造成了我们“拒绝去听她说了什么”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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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络攻击的实施者中，男性的数量远高于女性，而在被攻击者中情况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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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话，而是你在说话这个事实本身。那些威胁的内容和细节也印证了这点。它们通常都包含一套相当固定的“菜单”：强奸、爆炸、谋杀，等等。（别看我现在说得轻描淡写，当你深夜读到这些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恐慌的。）但同时它们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旨在让那个女性沉默。“闭嘴吧，你这个臭女人”这句出现得相当频繁。或者它们声言要剥夺女性讲话的能力。“我要把你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弄坏它”，我收到过的一条推特留言里这样说道。一名美国记者在推特上收到的威胁，来自一个叫作“砍了头的雌性猪”的账号。还有另外一个女性收到了“应该有人去拔了你的舌头”这样一条留言。 这些留言和推文，以其粗鲁暴力的方式，表达了要把女性从男性话语中隔离或驱逐出去的意图。我们很难不去注意到，推特上这些疯子们的大肆发泄——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就是发泄罢了——与下议院中那些男议员大声打断女议员的发言，以至于你都听不清她们说了什么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模糊的关联。（在阿富汗的国会里，当他们不想听到女人说话时，似乎可以直接切断她们的麦克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女性受到这类攻击时，人们好心建议她们采取的策略，往往都正合了攻击者的意，即让她们闭口不言。你被告知：“别跟那些‘喷子’正面冲突。”“不要理会他们，他们巴不得你关注呢。”“拉黑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就行了。”这些话莫名让人想到“别把事闹大，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条旧时经常用来劝说妇女的金玉良言，而且可能会让攻击者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辱骂而不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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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德或许是断然地让他笔下的女性在形态变化或肢体毁损的过程中失语，但他也暗示交流并不限于开口讲话一种方式，而要让女人彻底缄默也没那么容易。菲洛米拉失去了舌头，却仍然能将事情的始末织进锦缎，以此方式对其强暴者发起指控（这也就是为什么莎士比亚笔下的拉维尼亚不仅仅被割去了舌头，还要被砍断双手）。最敏锐的古代修辞理论家都愿意承认，男性演讲中的那些最精妙的说服技巧，令人不安地接近（他们眼中）女性的诱惑手段。于是他们担忧到，演说是否还那么确定无疑地是一项男性的活动。

正是位女教授也一样：文化赋予我们的刻板印象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闭目遐想”这个层次上，我仍然很难想象我自己，或某个像我这样的、扮演我现在的社会角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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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意采用低沉的声线讲话一样，裤装会使女性看上去更男性化，因而更适合占据手握实权的位置。当伊丽莎白一世（或那个编造了她著名讲话的某人）说出自己拥有“一位国王的决心与胆魄”时，她对这其中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也正是“女性与权力天然不相容”这一观念，使得梅丽莎·麦卡锡（Melissa McCarthy）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上对前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的戏仿如此有力[1]。有种说法是，这比大多数针对其本人的政治讽刺都更让特朗普总统恼火，因为据“总统身边的可靠信源”所讲：“他不喜欢他的手下显得软弱。”对这句话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它实际上是在说，他不喜欢他的男性手下被女人嘲弄，并且被扮得像女人一样。“软弱”自带“女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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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呈现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美狄亚、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提戈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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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们可不是什么好榜样——甚至跟好榜样根本不沾边。大多数时候，她们对权力的使用都被描述为一种滥用。她们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权力，并会招致混乱，使国家分崩离析，带来死亡和毁灭。她们是畸形的杂糅怪物，在古希腊的意义上根本算不上女人。而且她们的故事有着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这样的女人必须被剥夺权力，赶回到她们应在的地方去。事实上，正是女性在传说中行使权力造成的混乱，才为在现实中将她们排除出权力领域之外，由男性进行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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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阿玛宗女战士的故事中，也能看见相似的逻辑。据古希腊作者记载，这是一个传奇的全女性部族，生活在希腊世界北部边界附近。她们比她乡中那些和平的居民更暴力尚武，这一可怕的军事力量对希腊，以及希腊男人们建立的文明社会始终构成一个威胁。大量的现代女权主义者都把精力白白浪费在了证明该部族曾一度真实存在这件事情上，毕竟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全然由女性，且全然为了女性统治的社群这一可能性看上去极其诱人。他们尽可以继续做梦，但残酷的真相是，这只不过是希腊男性制造出来的神话。其传达的基本寓意是：只有一个死掉的阿玛宗女战士，才是一个好的阿玛宗女战士，或者她们也可以不死，如果——这让我们想到了《她乡》里那个烂人特里——她们在卧室里被男人掌控了的话。其背后的观点是，将文明从女性统治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是男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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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需要弗洛伊德的帮助，我们就能看出美杜莎的蛇发暗示着篡夺雄性阳具力量的意图。故事反映的还是那个经典的神话主题：男性的支配地位通过暴力镇压女性的不正当权力而再次被申明。整个西方的文学、文化和艺术都在不断回到这一主题。美杜莎鲜血淋漓的头颅在现代画家的杰作中一再出现，通常隐含着关于艺术家表现一个不可直视之物的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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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样才能重新将女性置于权力之内呢？我认为，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个体的视角和群体的、宏观的视角。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某些“成功”的女性，就会发现她们的成功背后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绝非只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男性的言谈和行为方式。为许多此类女性所共享的一个特征，就是她们有能力让那些通常被用来削弱女性权力的符号象征转而为自己所用。玛格丽特·撒切尔充分地利用了她的手袋——这个在性别刻板印象中最为女性化的服饰配件，在她手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展示政治魄力的动词：人们会说“to handbag”[7]。尽管层级和重要性完全不能与撒切尔相提并论，但我在第一次面试教职的时候，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起来，当时恰逢撒切尔执政的全盛时期。我为面试专门准备了一双蓝色长袜[8]。这并不符合我平时的穿衣风格，但它传达了我想传达的逻辑：“如果你们这些面试者要觉得我是个正襟危坐的‘蓝袜’女博士的话，那么看好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而且我是便是了，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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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样才能重新将女性置于权力之内呢？我认为，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个体的视角和群体的、宏观的视角。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某些“成功”的女性，就会发现她们的成功背后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绝非只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男性的言谈和行为方式。为许多此类女性所共享的一个特征，就是她们有能力让那些通常被用来削弱女性权力的符号象征转而为自己所用。玛格丽特·撒切尔充分地利用了她的手袋——这个在性别刻板印象中最为女性化的服饰配件，在她手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展示政治魄力的动词：人们会说“to handbag”[7]。尽管层级和重要性完全不能与撒切尔相提并论，但我在第一次面试教职的时候，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起来，当时恰逢撒切尔执政的全盛时期。我为面试专门准备了一双蓝色长袜[8]。这并不符合我平时的穿衣风格，但它传达了我想传达的逻辑：“如果你们这些面试者要觉得我是个正襟危坐的‘蓝袜’女博士的话，那么看好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而且我是便是了，又怎么样？” 至于特雷莎·梅，现在对她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很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与日俱增——将来的我们会发现从一开始，她被推上权力顶峰并坐稳首相的交椅，就是为了去承担必然的失败的。（我要非常努力才能克制住自己，不将她与克吕泰涅斯特拉联系起来。）但是我在她对高跟鞋的刻意讲究中，也看到了她拒绝被草草塞进那个由男性特质定义的模板中的努力。和撒切尔一样，她也相当擅长开发传统的托利党男性权力网中的薄弱之处，并将其拿来为己所用。她不属于那些“精英俱乐部男孩”的世界，并不是那些知根知底的“小伙子”中的一分子，这个事实有时也会帮助她划分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疆域。她从自己的局外人身份中获得了力量和自由。而且，她出了名地受不了“男式说教”（manspl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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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女性分有权力，意味着立法机关中男性成员的数量必须减少——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有人有所得，就一定有人有所失——那么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欣然面对那些被淘汰出局的男人们。 但这么想，仍然是在将权力做“精英”式定义，认为它与公共声望、个人魅力即所谓的“领导气质”等密不可分，而且拥有权力者经常（尽管并不必然）是个家喻户晓的名人。同时这种定义也将权力理解得非常狭窄，认为它是一种只能被少数人——其中大部分是男性——拥有或使用的私有财产（珀尔修斯或特朗普炫示其长剑的形象精准地概括了其精髓）。在这种意义上，尽管某些个体女性也可以获得这种权力，但作为一个性别的女性依其定义，就是被排除在外的。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而改变架构本身就意味着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权力；意味着将权力的定义与公共声望切割开来；意味着从协同运作（collaborative）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追随者而非领袖的力量；意味着将权力当作一种属性，甚至是一个动词（to power），而非某人的私有财产。我所构想的权力的新定义，是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很多女性所渴望拥有而不可得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权力。尽管某些男性极其反感“男式说教”这个词，它作为一个概念仍然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词很妙，因为它精准地呈现出了很多人都有过的那种不被严肃对待的体验——譬如，我看到推特上有人试图给我上罗马史课时，就会产生类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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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并不一定是公众眼里的名人。很少有人知道“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三位女性发起者的名字：艾丽西亚·加尔扎（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寇乐斯（Patrisse Cullors）和奥珀尔·特麦提（Opal Tometi）

在MeToo运动的背景下，我更彻底地思考了我们是如何向自己叙述他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自己所做之事的。人类经验中流变的短暂瞬间，是如何被转化为叙事并在公共的、政治的及个人的层面上被赋予恒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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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过去的一年里MeToo运动语境下曝光出来的一些行为，我也有着相似的问题。假设这些控诉都是真的，那么我想知道这些男人们是如何向他们自己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的。假设你在某天早上的十分钟时间里，曾经将一个女人强推进宾馆套间的洗手间里进行侵犯，那么你回到家之后，先不说被侵害者，你会如何看待你自己呢？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会给自己倒上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张开四肢躺下，满心洋溢着胜利和征服的喜悦感。但我的猜测是，他们中数量更多的人根本无法做到回过头来直面和思考自己行为的残忍和污秽，因而只能在脑海中重新加工这个事件，把它讲成一个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新的故事：从某种版本的“我情不自禁，无法控制我自己”到“她心里其实求之不得呢”，甚至是“我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该得的奖赏”。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更加关注那些受到控诉的男人们口中的叙事的原因。我绝无“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为自己辩解和脱罪的平台，让他们的声音压过受害者”这类意思（那正是特里格斯小姐的遭遇），也完全不希望他们逃脱惩罚。但除非我们听到了他们口中的故事，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挑战和击败他们的叙事，也无法揭露这种叙事所建基于其上的、具有剥削性和腐蚀性的社会等级观念。在#MeToo的世界里，权力/力量（power）意味着很多事情。它当然意味着赋予女性无所畏惧地讲出她们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但它也标志着我们去挑战、去改变那些给了男人们托词以逃脱罪责的叙事的力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种叙事的。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是要使他们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这也是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她心里丝毫都没有暗暗渴望这件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