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巨浪下的小学》的笔记(6)

这是已知在日本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也是地震学历史上严重程度排到第四的一次强震。它的猛烈冲击使地轴偏移6.5英寸，[1]也让日本向美洲大陆移动了13英尺。[3]而在随之而来的海啸中，有1.8万人失去生命。海啸最高时达到120英尺，导致近50万人流离失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三个核反应堆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整片区域，这是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损失高达2100亿美元，[2]是迄今为止造成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 这也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危机。它终结了一任首相的政治生涯，也促成了另一任首相的登场。海啸造成的破坏扰乱了世界上一些巨头企业的生产。核灾难则导致供电中断数周，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也因为如此，日本剩余的全部50个核反应堆都被关闭。[3]同时，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反核游行，福岛核泄漏事件还让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政府纷纷放弃兴建核电站。 核电站附近的土地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将受到污染。被海啸摧毁的村镇可能再也不能恢复原貌。在远离灾难现场的人群中，痛苦和焦虑仍以无法想象的方式悄然扩散。有农民因为突然无法出售自家的农产品而自杀。[4]无辜的电力公司工人发现

她还记得各种声音呼啸而来，同时又有些声音消失不见。尽管离森林很近，却没有鸟鸣，也没有任何扑棱翅膀的声音。但邻居家的狗——十分温顺，是千圣最喜欢的玩伴——却哑着嗓子狂吠，另一只猫则冲向山林，瞬时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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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洋复述了听来的消息：目前已经从学校找到两具孩子的尸体，肯定还会找到更多，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其中有两个五年级学生。 “其中一个一定是千圣。”佐代美说。 “他们都是男孩。”隆洋回应道。 “谁？” “其中一个是广平。” 对于此刻正站在悬崖边上的佐代美而言，这个名字就像系在她腰间的一根安全带，回忆起那一刻时，她嘴角露出了微笑。因为在五年级班上，千圣和广平彼此竞争非常激烈，两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如此。“运动会结束后，千圣会说‘我比广平快’或‘我轻松击败了广平’。”佐代美告诉我。如果广平还活着，那么千圣就不可能不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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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很难找到一副棺材，海岸附近的火葬场几天来已经忙成一团。人们从几百英里外开车过来举行葬礼。仁美和浩行此刻急需干冰，一开始只是为了大辅一个人，接着是为两个人，最后则是为了五个人准备。一名殡仪员解释说一具尸体需要四片干冰——两片放在手臂下，两片放在腿下。但春天暖意渐浓，每片干冰只能维持几天。浩行开着车在附近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在邻镇找到干冰——可当他下次再去时，就没有货了。在陆续发现五具尸体并将其火葬的这个月里，仁美和浩行每天就忙着想办法保护孩子和父母的尸体，防止其腐烂。

地质学家在仙台平原的沉积层发现了细沙层——这是每隔800至1000年就经历一次巨大海啸冲击的结果。规模较小的海啸更是频繁发生。1585、1611、1677、1687、1716、1793、1868和1894年，三陆海岸都曾遭受海啸侵袭。当海啸遇到狭长的溺湾，破坏力会大增，因为这些溺湾会将海浪集中起来，像漏斗一样引导其侵袭沿岸渔村。近代破坏力最强的一次海啸是1896年的明治三陆海啸，因为地震发生在遥远的海域，当时他们感觉就像发生了一次微不足道的小地震，但结果有2.2万人死于那场灾难。1933年，也就是熊谷贞好出生的前一年，另一场中等强度的地震引发了高达100英尺的海啸，导致30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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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的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缺乏的东西——那些被城市人不假思索接受的日常的丑陋。即使我们是在那样一个9月的午后驶进村子，我也能感觉到那种丑陋的缺席。从石卷市市郊到海边，一路上只有几个红绿灯、路标、自动贩卖机或电线杆。没有灯光闪烁的餐馆或24小时便利店，也没有广告牌或自动取款机。最重要的变化源于入耳的声音：树上传来鸟和蝉的二重唱，河水低声潺潺，海浪冲刷着堤岸，还有一种微弱到几乎听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沙沙声，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那是空气穿过芦苇丛时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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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只向内陆逼进了几英里，但在山这边的栗原市，它却彻底改变了金田谛应住持的生活。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座寺庙，而与海啸中的幸存者打交道，对他而言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考验，让他有点措手不及。这是二战后日本遭遇的最严重灾难。然而人们并没有自然流露出痛苦，而是把它深深地埋入了地底。等到紧急情况有所缓解，尸体都火化完毕，悼念仪式顺利举行，无家可归的人也得到安置，金田住持就试图前往让幸存者备受折磨的寂静地牢一探究竟。

他跟一群僧人开始沿着海岸行走，并且沿途组织了一场名为“僧侣（monku）咖啡馆”的活动——一语双关，monku既是英语单词“僧侣”（monk）的日语发音，同时又有诉苦的意思。“我们觉得，大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回归平和宁静的正常生活，”

他散发的传单上写着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休息一会儿，诉一诉苦？僧侣将用心聆听你的怨言——也会向你们发点牢骚。”

以此为契机——随便喝杯茶，友好地聊聊天——人们纷纷前往设在寺庙和村公所的“僧侣咖啡馆”。其中很多人都住在“临时安置点”糟糕的预制板房里，冬冷夏热，无力负担更好住处的人只能在那里暂住。僧侣心怀同情地倾听各种抱怨，避免问太多问题。

“大家都不喜欢哭，”金田回忆道，“他们觉得那样显得自私。那些住在临时住所的人几乎都有亲人在海啸中遇难。大家处境相同，所以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失去节制。但当他们开始倾诉时，聆听者能感觉到他们的咬牙切齿和他们的痛苦，那是他们无法也不愿表达的痛苦，他们的泪水也终于流出来，无休无止。” 这些幸存者一开始犹豫不决，还带有些许歉意，然后越说越顺畅，他们描述巨浪袭来时的恐怖景象，坦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恐惧。他们还会谈到自己遇到的超自然现象。 他们说自己见到了陌生人、朋友和邻居，还有死去的亲人，但他们看起来都像幽灵一样。他们说，在家或工作时，在办公室、公共场所、海滩和被摧毁的村镇，都见到了幽灵。大家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会做噩梦，有的则因为小野武那样被亡灵完全控制的情况出现而感到不安。 一个年轻男人抱怨说，晚上感觉有什么压着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睡觉时跨坐在上面一样。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说，看见一个可怕的人蹲在家里。一个中年男人讨厌在下雨的时候外出，因为会看见死去的人的眼睛从水坑里盯着他看。 相马市的一个公务员前往受灾海岸探访，在离最近的公路和房子远远的地方，看见一个穿着鲜红色连衣裙的女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周围看不见任何交通工具。当他再看向那个女人时，她却消失不见了。

多贺城的一个消防站接到好几个报警电话，而让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所有房子早已被海啸摧毁。但消防员还是赶往那些废墟，为那些亡灵祈祷——幽灵电话也在这之后戛然而止。

仙台市有辆出租车载了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但他要去的地方早已不存在。出租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发现后座空无一人。但司机继续开往目的地，最后停在了一幢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子前，司机礼貌地打开车门，让这位看不见的乘客在他从前的家门口下车。

在女川一个安置难民的社区，从前的老邻居会出现在临时住房的起居室里，与一脸惊恐的住客坐在一起喝茶。没人有勇气告诉她，她已经死了，而她坐过的垫子都被海水浸湿了。 受灾地区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无论是基督教的牧师，还是神道教或佛教的僧侣，都忙于安抚愁苦的亡灵。

一个佛教僧侣在学术刊物上专门针对“鬼魂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东北大学的学者也开始收集整理这些故事。[1]在京都，专家在学术研讨会上就此事展开激烈讨论。 金田则告诉我：“信奉宗教的人都在议论这些究竟是不是死者的灵魂。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有人看见他们，灾后这种情况下，这再自然不过。死了那么多人，而且那么突然。无论是在家里，在办公的地方，还是在学校——海啸突如其来，他们就这么消失了。死者毫无准备，活着的人也没机会说再见。失去亲人的人和死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依恋。死者眷恋生者，生者怀恋死者，自然会出现鬼魂。” 他还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可能都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但这样的人多得无法计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们能做的就是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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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民意调查中被问到“你有多信仰宗教？”，日本人的回答会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不敬畏神明的人群之一。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才让我明白，这种自我评估是多么误导人。佛教和神道教这类有组织的宗教，在私人生活或国计民生方面的影响力确实微乎其微，但数百年来，这两种宗教早已潜移默化融入日本真正的信仰仪式：祖先崇拜。[2]

我对日本家庭的祭坛或说佛坛（butsudan）有些了解，现在仍然可以在大多数家庭见到它们，上面一般供奉着逝世祖先的牌位（ihai）。佛坛通常是木制橱柜，表层涂漆并镀金，镂空雕刻有花草树木的纹饰，供奉的牌位则由笔直的黑色漆板制成，上面纵向刻着金字，牌位前常烧着香，陈列着鲜花、饮料、水果和其他食物。在夏季盂兰盆节时，家家户户都会点起灯笼，迎接祖先的亡灵回家。

我把这种独特的仪式当成一种象征和习俗，以西方人参加基督教葬礼的心情参与其中，无关任何信仰。但是在日本，精神信仰更多被认为是简单的常识，而非信仰的表达，它们稀松平常，不经意间就会忽视其存在。

“不同于我们这些国家，在日本，死者并不会被完全当作死去的人，”宗教学者赫伯特·奥姆斯曾在文中如此写道，“这么做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合乎情理，古人把死者当成活人对待，比我们更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死亡看成一种转化，而非对生命的否定。”[3]

这种祖先崇拜的核心是一种契约精神。后代供奉食物和饮料，在牌位前跪拜，举行各种仪式，告 当悲痛刻骨铭心时，死者存在的意义更加重要。

当我前往拜访在海啸中失去孩子的家庭，与主人喝茶闲聊大约半小时后，后者通常就会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他们死去的儿女，这已成为一种惯例。我会被带到一个神龛前，前面摆放着带框相片、玩具、孩子生前喜欢的饮料和零食、书信、画作和学校作业本。

一位母亲还特别定制了孩子的合成照片，照片中，穿着高中校服的儿子——在海啸中丧生时他还是个小学生——脸上挂着骄傲的笑容，另一个18岁的少女则身着本该在20岁成人礼上穿的和服。还有一位母亲用化妆品和美甲的指甲壳装饰祭坛，如果她的女儿活到十几岁，就能用上这些东西。他们每天早晨都要跟死去的孩子说话，哭着表达对孩子的爱和歉意，自然得就像在跟孩子打长途电话。

海啸给这种信奉祖先崇拜的宗教造成了极大破坏。 海水不仅冲走了墙壁、屋顶和人，还卷走了家庭祭坛、牌位和全家福。墓地拱顶被巨浪掀开，死者的尸骨被冲得七零八落。庙宇被冲毁，记录着数代祖先名字的谱册也没能幸免。

“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金田的一位僧侣朋友谷山洋三对我说，“如果有火灾或地震，很多人最先抢救的是牌位，而不是钱或文件。我觉得，一些人是因为回家取牌位才不幸遇难的。那也是生命，是祖先的生命，这就像是挽救你已故父亲的生命一般。”

当人们满怀愤怒或痛苦地死于非命或早逝，就很可能变成饿鬼（gaki）——“饥饿的鬼魂”，他们在人世和阴间游荡，散布诅咒和怨念。人们通过举行仪式来安抚这些不幸的灵魂，但是这场灾难过后，几乎没有家庭能举行这样的仪式。

不仅如此，还有在海啸中失去所有在世亲人的那些祖先。他们死后的幸福全靠活着的家人的敬畏，而这一切都被永远地剥夺，再也无法挽回：他们就像孤儿一样无依无靠。

任何地方的海啸都会破坏财物，夺去生命，但在日本，它们造成了第三种伤害，这种对死者的无形伤害是独一无二的。一夕之间，无数生命由生到死，另一些数不清的“生命”则在往生世界失去依靠。如何能顾得所有人周全？谁来兑现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契约？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没有成群的孤魂野鬼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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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朋友介绍，她找到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据说此人能看见死去的人，听见死者发出的声音。最近，听说他在富士沼附近一片茂密的竹林里听到了一个声音——当人们进去搜寻时，真的发现了一些骨头，经鉴别确定是一个失踪女人的遗骨。

一天深夜，直美在已成为废墟的学校与这个年轻的灵媒见面。那天正是七夕节（festival of Tanabata）[2]，人们会把手写的诗文和祷文挂在树上，还会挂上精致的折纸，像是彩带、钱包、各种鸟和玩偶等。直美和年轻男人在黑暗中肩并肩走着，空气十分潮湿，一边是学校的废墟，一边是学校后的山丘。路过山上的一座小神社时，直美把自己折的纸也挂在了竹枝上，祈祷小晴归来。

这天晚上很热，一丝风都没有，可奇怪的是，那彩色的折纸却在静止的空气中颤抖飘舞。灵媒解释道：“这是孩子在拨弄这些装饰，他们看到这些很开心。”

他们经过一片乱七八糟的碎石堆，这么一小块地方就埋葬了几百条生命，乱石堆底下可能还有很多尸体。灵媒又开口道：“我能听见一个声音。我觉得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是孩子的。”直美全身紧绷，她也听到了，只是声音太小，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只是一个普通的声音，”她说，“听起来就像是一段普通的对话。但我看向四周，却没有发现一个人。” 直美继续说：“我以前不相信这样的事，也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在经历这场灾难和种种不幸之后，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她跟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待了很久。他们在学校外围走了几个小时——走到了富士沼周围，还沿着相反方向一直走到了长面浦附近。他给了直美一块系着绳子的水晶，后来她把这块水晶挂在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前，希望能找出小晴的下落。

她还告诉警察，自己在碎石堆听见一些声音，然后他们彻底搜索了那片碎石堆。可是没有找到任何残骸。 在他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过程中，年轻的灵媒向直美描述了周围她无法看见的景象。人们或许期望看到一幅令人安慰的死后生活景象，但他的描述骇人听闻。直美觉得那就像是日本著名恐怖电影《贞子》（Sadako）中的类似场景，这部电影借鉴了中世纪艺术中地狱的意象。

“他说周围有面色惨白的人，就像那部电影里的鬼魂，到处都是，其中有很多都在地上爬。有一些则被困在水里，浑身裹着淤泥，脏水不停灌进嘴里，十分痛苦。还有一些被困住的人正试图逃脱。但他无法分辨出哪些是已经被找到的人的鬼魂，哪些像我女儿一样仍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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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直美寻找孩子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她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开始消退，相反，她再次寄希望于挖掘机和它那沾满淤泥的黄色动臂。与女儿对话的确令人安慰，可是一问到小晴的尸体在哪里，那个能诡异传达小晴具体信息的灵媒纯就变得闪烁其词。“我们很多人都在寻求灵媒和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的帮助，”直美说，“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但当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就觉得一定有人借此赚了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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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水位一度高达35米，那是115英尺，有11层楼那么高，几乎是广播里预报的海啸高度的4倍。[1]不过刚一感觉到地震，一个名叫神山勇一郎的老渔夫就系好渔船，挨家挨户提醒村民躲到山上去。他们从山上看到海水从港口退去，然后一鼓作气涌回来，陆续吞没海堤、公路和街巷，房子被巨浪卷起，在泡沫横飞的浪头翻转。洪水漫过松林，沿着山坡不断上涨，一直朝目瞪口呆的村民涌去。就在距离他们避难的地方只有几英尺的时候，洪水开始缓慢退去。 眼前的景象让神山想起夏季的盂兰盆节，那时人们会点亮纸灯笼，然后放入水中，任它随波逐流，指引亡灵去往遥远的世界。“房子随着海水一道退入大海，”他对我说，“它们排成一排，就像节日的灯笼，全都在海堤上漂浮着。电线杆也一样，电线都还连着。这些电线非常结实，不会断。它们就这样完好无损地被带到海里。我或许不应该这么说，但真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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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以为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紫桃佐代美诉说道，“可后来我们才发现，是他们在教育我们这些父母。我们以为孩子是我们之中最弱小的，因此我们保护他们。可原来他们才是家庭的基石，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当他们不在了，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照顾他们，其实是孩子在支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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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灾难中的幸存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既有实际生活上的支持，也有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心理疏导或精神辅导。而人们平时求助的对象——邻居、家人和同事——他们自己都已被海啸摧毁。不过，一种新的共生形式也在这一片废墟中诞生，在支离破碎的村镇和临时住房中，大家因为孤独、悲痛和现实需要而凝聚在一起。在福地村，紫桃佐代美和紫桃隆洋身边就聚集起这么一群坚强而组织有序的朋友。

教育计划详细规定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却没有对紧急情况的疏散地做出明确说明。在一些沿海村庄——包括远藤纯二教过书的相川村在内——老师和孩子都毫不犹豫地沿着陡峭的山路和悬崖上的石阶往高处逃去。而在大川，副校长石坂只能站在操场上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些文字：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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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海啸的人都会看到、听到和嗅到一丝不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处何处，以及海水要征服怎样的障碍物才能靠近你。

有些人将其形容为瀑布，越过海堤和河堤倾泻而下。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就是房屋之间迅速上涨的洪水，一开始看似弱小，只轻巧地抓住你的脚和脚踝，但突然就快速撞击、吞噬你的腿、胸和肩膀。从颜色上看，它一般被描述成褐色、灰色、黑色和白色。人们对它有诸多形容，可就是一点都不像传统的海浪——像葛饰北斋那幅著名的木刻版画里的那种海浪：蓝绿色的海浪卷起优美的弧线，浪头伸出泡沫触角。海啸完全是另一回事，更加黑暗，更加怪异，更加强悍、暴力，无法用仁慈或残酷、美丽或丑陋来形容，完全是个异类。那就是海洋入侵大陆，大海自己站了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向你冲过来。 它散发出盐水、泥浆和海藻的臭味。最令人不安的，是它撞击、吞噬人类世界时发出的声响：木头、混凝土、金属和瓷砖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尖利声音。海啸经过一些地方时，上方会升腾起一片神秘的尘埃，就像被拆除的建筑物上方通常都会漂浮的一团粉末状物质。邻近地区、村庄和整个镇子就像被放进了一个巨大压缩机的嘴里，瞬间被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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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情况下，在他们死里逃生后，那件事——我是指死亡——就不再令人害怕了。”

换句话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于地震本身。[6]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大约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想要在海啸中活下来，光是躲在坚固的建筑物中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足够高。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最安全的。而面对海啸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就是自寻死路。当一种威胁消失，而另一种威胁隐约可见时，人们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但从结果而言，整体上的安全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只不过改变了对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伤害转换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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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帕姆曾写道：“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8]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他最后总结道：“东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说：“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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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英国记者，为《独立报》服务了近30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东京：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和《女人与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后者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传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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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了年纪的示威者告诉我，他经历过二战及其造成的破坏。他还记得东京被燃烧弹狂轰滥炸的情形，他的表哥是一名应召入伍的年轻士兵，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国家的土地再次被放射性沉降物笼罩，还有一个正将民众慢慢带回军国主义旧路的首相。

“我感觉历史好像正在倒退，”他表示，“谁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站在示威队伍边上交谈时，四周渐渐围满了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我们身后的大功率扬声器里传出口号声：“反对安倍政府！反对战争！”

我问那个老人，如果他反对安倍，那么又更看好谁呢？明智又负责的领导人在哪里？应该让谁来领导日本？

他的脸上先露出困惑的表情，然后略显惊讶，最后面露尴尬。我们周围的抗议者也都沉默地彼此对视一眼，几个人还局促不安地笑了笑。

我提到了安倍晋三潜在的继任者——目前的反对党、遭人唾弃的中间党派毫无魅力的党内领导人，然而大家都厌恶地摇头。

于是我说，一定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可是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当时我正站在日本政治激情最高涨的一群人中间，他们都讨厌安倍晋三，安倍在他们眼中近乎妖魔鬼怪。但是，他们想不出任何一个人来代替他。

造成这一“民主赤字”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得当前政治体系无法催生出生机勃勃的政治局面？这是现代日本的一个谜。

从技术层面来看，日本并没有缺失什么，它具备让一个国家有效运转的所有组件。日本有明确的成文宪法，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政党，选举基本不受胁迫或腐败的影响。然而日本的政治生活却停滞不前，缺乏坚定的信念。在北美洲和欧洲，不乏令人厌恶的无能领导人，但也不乏创造激情和变革力，仿佛一个个充满生机的政治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不受欢迎、没有实效的思想和个人逐渐退出，让位给其他证明了自己更适合某一目标的思想和个人，在这些地方，政治虽然有时候方向错误或转入死胡同，但至少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而日本的情况不是这样，哪怕二战过后70年了，他们仍没有建立起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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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的人以坚忍著称。数百年来这一品质激励着他们对抗严寒、贫穷和难以预料的收成。我想，也正是这种品质，让他们在日本历史上成为被剥削与被损害的一方——被迫卖女度日，在帝国战争时期把儿子送去当炮灰。人们总是怀旧地谈起东北，把那儿当成“古老日本”的宝库，认为它代表着更缓慢、更温和的乡村生活，一个没有被城市的丑陋、贪婪病毒和商业主义玷污的“乡村社会”。但是，外人眼中的单纯掩盖了深刻的保守主义内核，身处其中的受害者早已将这种根深蒂固的压抑视为理所当然。日本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默默忍受着这种压抑，努力生活下去——沉默是十分关键的一个要素。他们十分担心，如果站起来抗争，其他人会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拒绝改变和为改变做出的一切努力——在这理想的村庄，冲突是不和谐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是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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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石卷市市长决定如何处置学校。2016年2月，他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讨论学校的未来。这一次哲也没有到场，但他录制了一段视频，请求保留学校。平塚直美的丈夫真一郎是强烈要求拆除学校的人之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把对立的双方分隔开来。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带来痛苦。对一些人来说，学校废墟代表着心爱孩子的死亡，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里有他们孩子最后存活的轨迹。 市长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做了决定。学校将被保留下来，并会围绕它修建一个纪念公园。但四周会种上很多树，这样路过那里的人就看不到学校废墟。

“我们意识到，面对周围的一切，我们所学到的宗教仪式和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我们就生活在这毁灭之中——任何宗教原则和理论都不能框定它。当人们说‘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看不见佛陀’时，身为僧人的我们是如此接近他们的恐惧。然后我意识到，宗教语言只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盔甲，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脱掉。” Monku在日语中有“诉苦”的意思，在英语中则是“僧侣”的意思，但在“僧侣咖啡馆”里这个词又有第三种寓意。“僧侣咖啡馆”是金田为海啸幸存者发起的一场流动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茶点、陪伴和隐秘的咨询服务。

“我喜欢爵士乐，”他说，“最喜欢塞隆尼斯·孟克。我爱波普爵士乐——如此美妙独特的音乐。松散的句式和不协调的乐音。

在内陆城镇郊区空地上安置着一排排“临时住所”。金田会带着一群僧人和帮手到那儿，在社区会议室开展活动。他们会煮茶和咖啡，摆出蛋糕和饼干。金属小屋里的居民会陆续前来，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

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金田通常穿一件简单的靛蓝短袍，客人到来时，他会面带微笑地站起来，介绍这间临时活动室。他会欢迎每一个人，介绍助手，开一些玩笑。“如果你们有需要，铃木先生可以给你们做一个肩部按摩，”他说，“啊，那按摩可真是不错！你们应该试一试。他的按摩非常让人放松，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滑向另一个世界。但你无须担心，如果发生这种事——这儿就有很多僧人。”

他们会给客人倒上热饮，递上一盘盘食物。托盘上摆放着一长串彩色绳子和玻璃珠，老人会席地坐在矮桌旁，面前是一串串念珠。

僧人为失去亲人的人在纪念牌位上刻字、祈福。整个房间里欢声笑语不断，但金田常常单独跟某个人坐在一起，展开一场私人对话，这时通常可以清楚看到谈话者热泪盈眶。此时，室内一定放着塞隆尼斯·孟克的音乐。

每个日本人都在寻求安慰。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难找到安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灾后立刻投入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随后又在疏散中心度过艰苦的几周，此后，他们有的去亲戚家暂住，有的租房生活，有的则住进了条件糟糕的临时住所。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段严重危机时期是比较容易度过的部分。当幸存者从拥挤但不乏欢乐的公共避难所，搬到隐私性相对更强的金属小屋时，伤恸和失落如同第二波巨浪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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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确实有一些人正在经历创伤，如果你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就需要治疗。还有一些人会依赖宗教的力量，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所做的，则是创造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地方，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亲眼见证的超自然现象。我们通过文学的力量，提供一种替代方法帮助他人。”

鬼魂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值得庆祝，它们也是东北地区丰富文化的一部分。土方复兴了一种封建时期流行的文学形式：怪谈（kaidan），或说“怪诞奇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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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啸受害者提供治疗、食物和避难所后，预防焦虑、抑郁和自杀等无形的次生灾害成为当务之急。海啸过去一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幸存者中就有4个有失眠问题，每5个幸存者中就有1个被抑郁情绪所折磨。酗酒人数激增，患有高血压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人数也突增。由于难以搜集准确数据，很难衡量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以陆前高田市为例，大多数本应参与调查工作的社工都已经被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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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够了日本人接受现实的态度，厌倦了他们没完没了的坚忍。或许从某种非一般的超然角度来看，大川小学孩子的死亡的确能让人洞察宇宙的本质。但在达到那个缥缈的境界之前，在万物生活和呼吸的世界里，它们还代表了其他东西——人性和制度失败的表现，体现了怯懦、自满和优柔寡断。认识宇宙的真理和人类的渺小是一回事，问题是如何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又不屈从于消极接受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让这个国家窒息了太长时间。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平静和自我约束。他们现在需要紫桃、只野和铃木这样的人：愤怒、严厉、坚决，能够无畏地挺身而出，勇敢斗争，哪怕是与死亡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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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金田住持从高桥瑠美子身上驱除了25个鬼魂。每周都有那么几个。在那个战争时代的水手之后出现的都是海啸的亡魂。

对金田而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瑠美子傍晚时分会打来电话，晚上9点他的未婚夫把车停在寺庙前，再把她扶下车。有一次驱鬼仪式中竟出现了三个鬼魂。

金田会轮流与每个鬼魂对话，有时候会持续数小时。他先确定它们的情况，平息它们的恐惧，然后礼貌但坚定地嘱咐它们跟着他走向光明。这种时候，金田的妻子会和瑠美子坐在一起，有时候其他僧人也会加入祈祷仪式。

“每次她都会感觉好起来，然后返回仙台，重新工作，”金田告诉我，“但没过几天，她又会被缠住。”

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她能察觉到死者的存在，上千个纠缠不休的鬼魂向她逼近，想要进入她的身体。

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他通过瑠美子之口绝望地呼喊着他女儿的名字。 “香织？！”他喊道，“香织！我要到香织那里去。你在哪儿，香织？我要到学校去，海啸就要来了。” 地震发生时，这个男人的女儿在海边的一所学校。他匆忙结束工作，沿着海岸公路开车去接她，就在这时洪水吞没了他。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对金田表现得很不耐烦，充满怀疑。

他问：“我还活着吗？” “不，”金田答道，“你死了。”

“死了多少人？”他又问。 “死了两万人。”

“两万？这么多？” 金田随后又问他在哪里。

“我在海底。这儿非常冷。” 金田说：“从海底来到光明世界吧。”

“但光太弱了，”他答道，“我周围都是尸体，我没法到那儿去。你究竟是谁？谁要把我带到光明世界去？”

谈话一遍又一遍地持续了两个小时。金田最后说：“你是一名父亲，你理解家长的担忧，为你占用的这个身体的女孩想想，她的父亲和母亲正为她忧心忡忡。你想过这些吗？”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不语后，这个男人终于说了句“你说得对”，然后沉沉地呜咽起来。

金田开始诵经。当男人发出哽咽的声音时，他不时停顿一下，但那些哽咽的声音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这个男人最终离开了。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鬼魂不停地来——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有的言语粗俗，有的比较优雅。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愤怒或渴望复仇，反而因为突然陷入一个冰冷黑暗的世界而感到困惑和恐慌。

他们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都没有足够具体的细节——姓氏、地名和地址——用以核实任何个人信息，金田也不急于了解。

其中一个男人在海啸中幸免于难，但在得知两个女儿的死讯后自杀。有个年轻女人试图逃脱洪水的侵袭，但因为怀孕没法跑太快。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话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他非常担心幸存的妻子，后者独自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铁皮小屋里，无人照顾。她在一个鞋盒里存了一截白绳子，她会一边看着绳子一边抚摸。他担心她打算用这截绳子做出什么事。 金田半是劝说半是哄骗，一边祈祷一边诵经，终于将每个鬼魂送走。但每送走一批鬼魂后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更多鬼魂步履蹒跚地前来取代它们的位置。

一天晚上，瑠美子在寺庙里讲述道：“我周围有很多狗——很吵！它们叫得很大声，我受不了了，”接着她又说：“不！我不想！我不想变成一只狗。”最后她说：“给它点饭和水。我要让它进来。”

“她似乎觉得它要做一些可怕的事，”金田说，“她让我们抓住她，那条狗一附身，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当时有三个男人抓着她，可他们力气都不够大，她挣脱了他们。她不停地刨地板，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诵完经后，瑠美子回归平静的本性，她讲起那条狗的故事。它曾经是一对年老夫妇的宠物，这对夫妇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核泄漏开始时，它的主人和所有邻居一起惊慌逃跑。但他们忘记解开拴着它的狗绳，它慢慢地变得又饥又渴，最终死去。后来，在一切都太迟的时候，狗的鬼魂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走近，凝视着它干瘪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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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处理的时候，是当瑠美子被孩子的鬼魂附身时。

“当有孩子出现，”金田说，“我妻子会握着她的手说：‘是妈妈——妈妈在这儿。没事，一切都很好。我们一起走吧。’”

第一次出现的是一个没有姓名的小男孩，他实在太小了，无法理解金田说的话，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叫妈妈。

第二个是七八岁的小女孩，她一直重复说：“对不起，对不起。”海啸来袭时，她正与弟弟在一起，试图带他一起逃跑。但当他俩都被水淹没时，她松开了他的手，现在她担心妈妈会生气。她说：“妈妈，黑色的浪过来了。我害怕，妈妈。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女孩的声音惊恐而困惑，她的身体在冰冷的水中。

后来，金田太太试着描述松开手那一刻的情形。大师本人为她孤独死去而悲泣，也为其他两万个充满恐惧和死亡的故事而落泪。但他的妻子只感觉到一股巨大能量的消散。这让她想起分娩的经历，是那种疼痛结束、新生儿终于来到这个世界时力量释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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