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目光或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127

我没买香水。回到家后，冰箱上的盒子里有张朋友留的字条：“我想让你帮我剪头发来着，可惜你不在家。”我被工厂开除前，隔几个星期帮她剪一次头发。第二天，我去找她，问她是怎么进的我家门。她说她把纸条插在楼梯间的门把手上了。话音未落，她突然食指竖在嘴唇上，拿起电话放进了冰箱。她早就怀疑电话里有窃听器。她把电话放进冰箱时，我向她描述我家的冰箱，上面有个小筐，我在筐里找到她的字条。她不信，我重复了好几遍，她不断地问我：“你肯定吗？”“你疯了吧？”“你再仔细想想。”直到我开始奚落她，直到我们喝着咖啡，匙子在杯里搅着，咖啡的蒸汽在她手边弥漫，她说：“你知道吗？他们也在我的咖啡里。”世界在一点一点地与我们的理性背道而驰。她还不知道自行车的事，也不知道染发结痂的事。碰巧我在发廊的时候，她去找我剪头发。尽管诡异而蹊跷，我还是把它归于纯粹的巧合。她的纸条自己跑到我冰箱上的盒子里，和她的电话被放进冰箱是一样的原因。这位朋友是个律师，接受的教育是逻辑推理，现在她不得不为纸条的转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穿堂风，还是门和窗缝间的旋风？她无法自圆其说，又不完全相信我。她很天真。尽管如此，我宁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秘密警察真来过我的家。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头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准确地说，是秘密警察第一次想让我知道他们来过。以后就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自行车已远不是自行车，染发也不只是染发，香水不是香水，门把手非门把手，冰箱非冰箱，事物自身的统一是有有效期的。身边的一切不再具有确定性，它是这个，那个，还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最终只有琐碎物品携带它们重要的影子，那不是幻觉，不是对超现实的兴致，而是率真的赤裸或蛹一样的封闭，使得一切互相纠缠的轻率。我每次回家，都习惯性地检查一遍，看看和离开时有什么变化没有。我希望检查过的家能让自己亲近，结果是它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卧室的椅子跑到厨房是一目了然的，但有些细微的变化，有时真搞不清是当天，还是前一天或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注意罢了。
陌生的目光，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它渐进地、悄无声息地、冷酷地走进业已熟悉的街道、墙壁和物品。重要的影子从中掠过并占领一切，我怀着总是飘忽不定、由内向外燃烧的感觉跟随它。“查视”这个傻词大概就是这意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是德国赋予我“陌生目光”的缘故。陌生的目光不是新生的，它从熟悉的事物中来，与移居德国没有任何关系。陌生对我来说不是熟悉的反面，而是信赖的反面。不熟悉的不一定陌生，但熟知的却可能是陌生的。
    让我学会思考及珍视生活的事物，与它们的影子无法分割，也让我了解到，事实本身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时间上如此大跨度的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奢侈，只有独裁统治的倒台，才使它变得可能。独裁存在一天，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天，来德国的头三年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我只思考当下的事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是安全的，就像日子从一点走向另一点。但必须是在日子的环抱中，而不是凌驾于日子之上。就像走路训练，每个日子需要重新学习走路，而我不知道它根本不会走。关键之处总是隐匿于某处，其遗留的痕迹却昭然可见。轻率裸露的同时，像蛹一样自我封闭。
    我们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越不自由，人民被监控得越严，或早或晚，人们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忽略自我。在被观察与被评判中，自我感知系统自动打开，人们也被迫开始自我审视。查视不只存在于审问时的辩答，它已悄然潜人物品和日子的内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因此人们戒掉了生活中那些随意的、偶然的、无须评判没有目的的部分。持续不断的必要的谨慎将每一个日子记录下来，置于自我监督之下。不假思索地扫上一眼，让事物不留痕迹地经过，已经不再可能。“瞧”，以及人们在德国使用的所有表达这个动作的词，对我来说都是不过脑子的看，是我承担不起的。我要望的不一定能叫看，能同时将见到的解释清楚才算是看。
    在监控国家，每个被查视者都有案可循，而且与国家的监视和记录一样详尽。
    自我考察记录要应对观察者的考察记录。被威胁者的生活方式开始适应查视者的策略。查视者受国家委托进行监视，他的责任是掌握所有细节。被威胁者也在观察查视者，以免受到伤害。查视者攻击，被威胁者防卫。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将查视者人格化了。
    查视者必须出现在计算好的距离，以达到威胁的效果。他们出现时，在被威胁者眼中，就像个不明飞行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然后，车站上没见人，电车里却又冒出来，等下车时又不见了。当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他又悄然现身。有时，目标正坐在露天咖啡馆，查视者骑自行车过来，下了车，坐到邻桌上。目标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可能会看到查视者在旁边一辆行驶的小汽车里。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几天后审问时，查视者出现过的那些日子永远不会被提及，他们只纠缠中间那些空白时段。人们应放弃对他亲眼所见的信任。
    查视者不只亲临现场，被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中也有他的影子。因此被威胁者不论在自己房里做什么，用什么东西，都会感觉自己和追踪者面对面，他在观察自己的同时也在观察对方，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彼此窥视的局面，一个疯狂的封闭的圈，一个谁都不让对方离开的磁场。其中最危险的是审问磁场。
    审问时，指控不会停留在密探已观察到的情节中，那只是对事实的一个简单陈述，目的是进入更深不可测的架构。但陈述很重要，原告需要了解，他可以在事实中添加多少、添加哪些捏造的事件，他拼接的马赛克要有严格的逻辑，风筝才不会断线。未发生的不是缺陷，而是优势。虚构比现实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
    被告从他的被动地位出发，为了防御的需要，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行动，就是对虚构事实的反驳。
    “不”这个词俯拾皆是，在防卫时可以经常使用，也应该经常使用。但它又是个最笨的词，太简短，消失得太快，不易引起对方注意。“不”在审问时是防卫的反面，被告除了“不”什么都不说，等于在放弃，让指控的内容碾过自己。况且，被告的话越少，留给原告的时间就越多，这会让他更加充分地去捏造。
    而“说话”则意味着同意了虚构。被告忽略了他本真的存在，忙于处理被虚构的自我，同时还得注意不能与虚构混淆。被告须严格遵循虚构，观点上不越内容雷池半步，以免生出进一步的虚构。虚构中滑出的细节，可能将原告原本不可能打开的大门撞开。多说一个字，都可能导致新的细枝末节的产生或遭受全方位的攻击。辩护时永远不要提及诉状中没有的内容，永远不要反问，不能破坏原告高高在上的良好感觉。但是，他让你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直至被打断。如果一味重复说“不”，或保持沉默，都会激怒原告，让他感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败坏了他的情绪。他需要被告有事干，需要他的“合作”。被告需全神贯注，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时刻能分辨出原告是在重复老问题，还是在添加新罪名。在旧的罪行面前要特别小心，重复时须准确，最好不更换用词。要像原告一样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又不能对自己无所谓，这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只有在类似磁场正负极的关系中被告才有机会。
    但是人只有一个大脑。每次审问时，都要把它分成几个区。一个审问结束了，下一个还在前方等着你。哪些区域能在大脑中保留，哪些会消失？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出错？
    大脑变得和国家的摧残策略一样疯狂，在国家的语境中却显得正常。磁铁关系中另外一极的目光成为你的第二自然和假想的支柱。
    被查视者离开了监督国家之后，才算逃出了这个磁场。他目光快速地扫视周围的一切，那是一种训练有素、饱含不安的扭曲的目光。新环境中很少有这样的目光，于是它在外来者的脸上尤显突出。随身携带的陌生目光本身没有变化，它只是在完好目光中凸显出来，成为了新的。它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关掉，也许永远都不可能。
    那时我还太小，家里不让我接触刀具，但削土豆是例外。母亲盯着我，要求我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教我怎样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时土豆已经不再匮乏，多到可以用它喂猪养鸡，但母亲还是紧盯着我，好像我的未来全要仰仗削土豆的功夫。因为她与土豆的情结，我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除了削土豆技术，她从来没有这么上心地教过我别的东西，也从来没说过它为什么如此重要。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所有关于劳动营的细节，都是我从别人或书中了解到的。我想，也许她只在吃土豆时回忆劳动营的情景，这样在说话时就不必再去想那里了。或许叫我名字的时候，她脑子里也会浮现劳动营的情景？如果那样，她可高估了自己。
    多年之后我出版了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但与土豆的共生关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比起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这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