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皇帝的师傅们

民国总统徐世昌和个别思想开明的亲王（比如载涛）不断对朝廷施加压力，最终守旧派妥协了。在他们看来，这个英国人是没有资格获得帝师头衔的，他不过是一个“洋人”（或者叫“洋鬼子”），让他来教皇帝英语就可以了，不应当获得帝师的特权来干预政事。他应当只是一位没有官衔的英语教师，只是朝廷雇佣的职员，只负责讲授课程。朝廷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则提出反对观点，他们坚称皇帝的外籍老师应当享受与中国帝师同等的待遇，否则会触怒对此任命做出批准的英国政府。
我进入紫禁城任职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毫无疑问，我并不想参与其中。几个月以来，对于我的身份究竟还存在着哪些不同意见，我丝毫没有察觉到。从一开始，不仅我所教授的学生皇帝本人，而且众多皇亲贵族对我也非常客气，包括我接触到的那些内务府的官员们，也对我以礼相待。第一次与我产生摩擦的是一名太监。按照宫中的惯例，太监都会向新任职的官员索要赏赐。当他们提出要求后，我同意照他们提出的数额来行赏，但必须提供正式的收据给我。那些太监大吃一惊，非常失望。本来他们就无权这么做，而且又不愿意留下纸质证明，所以很快便放弃了这个要求。
没过多久，有关我身份的争论便有了结果，我被任命为帝师，享受该职位所应有的所有荣誉和特权。起初，我所享受到的唯一特权是乘坐轿子进入紫禁城，轿子和轿夫均由皇宫提供。不过，几个月后，我晋升为二品官，并获封一套黑貂官袍。1922年皇帝大婚，我被升为一品官，成为最高级别的官员。
除了加封官职，皇帝还常常赏赐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帝师，我也同样受到了这些恩典。按照惯例，每逢重大庆典前夕，他都会赐予我钱财，并在乾清宫接受我们的谢恩。皇帝私下还常常将宫中收藏的瓷器、书画、翡翠和其他礼物赏赐给我，以表达他的感谢之情。有时太后也会将一些水果糕点赐予我。在皇宫里，得到皇帝赏赐的消息常常在周边人群中引起骚动。北京的报纸经常会报道这些事情，比如《时报》就刊登过这样的报道，内容如下：
据悉，皇帝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刚刚得到瑾贵妃的赏赐。瑾贵妃担心他在毓庆宫教导皇帝劳累过度伤及喉咙，特赏赐他一些人参和西洋参。这是一份特别的礼遇。
在此，我想特别提到几位与我共事的其他帝师。当我1919年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时，皇宫里已有四位帝师，三位是汉人，一位是满人。我要谈到的第一位帝师叫梁鼎芬，广州人，我与他从未谋面。我初到皇宫时，他已身患重病，半瘫在床，年底便与世长辞。
提到广州，人们常常认为那里是孕育革命者的摇篮。诚然，广州过去曾经多次爆发革命运动，未来似乎也将如此。但许多在中国或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却并不知道，许多效忠皇帝的保皇派和守旧人士也来自广州。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但凡广州人在皇宫里都会遭到守旧派的驱逐，所以，如果得知清王朝有不少忠实的拥护者是广州人，他们大概会大吃一惊。梁鼎芬便是典型的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