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逍遥法外 / 217

再明显不过了，向有权有势的男性发起挑战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我记得这个身形巨大的男人怎样用尽全力冲我喊骂脏话，唾沫星子砸在我的脸上；我也记得看着他把我朋友拉到街上想打伤他时是怎样的感受。我之所以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自己去报道这个事件，原因之一就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不可能赢过那样的力量，对方有着强健的体魄，还能操控当局来庇护自己的胡作非为。一直以来，父权制滥用权力背景下的文化期待令人窒息，让女性觉得很难让别人相信她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当然知道强奸和性骚扰都是不对的，毕竟安妮塔·希尔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然而，人们会对娱乐圈的潜规则习以为常，会怀念诸如路易斯·梅耶（Louis B.Mayer）之类冷酷严苛的传奇影业巨擘，也会怀旧地忆起那些为了拿到角色不顾一切、雄心勃勃的女演员，这些都写在我们富于想象的浪漫基因里。这种浪漫主义使得我们很容易就将有权有势的男性与需要点权力的女性之间的交易当成事情本来的运作方式，这也就为那些男性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与此同时，不那么浪漫主义的保护措施也都已就位：韦恩斯坦让雇员签署了复杂的保密协议；他向那些想曝光自己的记者提供更好的咨询类工作岗位和出版合同；他为政界的权贵之士提供资金，与他们建立起足够友好的关系，为自己罩上保护层，对可能在权势较弱者中的流言充耳不闻。几十年来，那些真正想报道这些故事的记者都撞上了一堵强大的权力之墙，这些权力摆平了挑战者们：雄心勃勃的演员，脆弱的助理，所有那些事业、薪水和名声都掌握在韦恩斯坦手里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下属手中。如今，突然之间，这种权力失去了平衡。韦恩斯坦滥用权力的行径暴露在阳光之下，是的，当然包括他痴迷于让女性在性行为上屈从于自己的恶行，但除此之外，还有他那些纯粹想要让人屈服、令人受辱的行为，强迫别人给他按摩、当着别人的面自慰、不断地贬损别人，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成一种堕落至极的武器。
“#MeToo”话题标签最先由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在2006年使用，旨在揭露妇女和女童遭到的无处不在的性暴力。这个短语在2017年秋天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演变成为一起网络运动。在这个标签下面，女性将憋了很久的故事一吐为快：她们的老板、同事、良师和益友曾经如何抓住她们、强迫她们、侮辱她们、贬低她们。这些故事覆盖的范围极广，有暴力攻击，有强行亲吻，有为了职业发展的交换型性骚扰，也有轻微的骚扰，比如来自同事的摸屁股、抓胸、强行勾引和粗俗下流的深夜短信。将这些故事联结在一起的是它们带给故事讲述者的感受。这些事件让她们明白，在公共领域里，她们被区别对待、区别评价，遭到利用、受到贬损，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并没有从专业角度去认真对待她们。许多讲出故事的女性（也有男性，但大多数都是女性）都觉得这样的经历毁了她们的职业生涯，让她们的前程黯淡无光，让她们的抱负沉寂下去，也让她们无法像那些被控诉的位高权重的男性一样，在公共领域取得耀眼的成就。
故事的讲述者里，有些曾向朋友、家人或者同事倾诉过，但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开口。有些女性时隔数年才向人事部门提出控诉。有些女性接受采访，提供确凿证据、目击者、照片和日记作为文档记录；她们展示了手中的保密协议和诉讼和解文件；她们给出了当时知情的朋友、丈夫等人的名单，但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还有些人，直接把这些向来都只是悄无声息地私了的事件拿到公共场合，不通过任何中介，自己响亮地讲出来，而她们之前顶多压低声音警告或意味深长地凝视对方。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自己的故事，借助推特和脸书，帖子瞬间就可以让全世界看到。有些在媒体工作的女性创建了一份共享文档，匿名记录了自己在业界遇到的那些“狗屎男人”，对他们指名道姓。这样做是危险并且不负责任的，也说明了她们已经绝望到什么程度，她们已经彻底愤怒，拼了命地想让全世界知道。
这肯定不是我熟悉的当代女权主义，我所了解的女权主义在这个时代重生之后，会包装成思想性文章、非营利组织、伊娃·恩斯特（Eve Ensler）的剧作[插图]或者碧昂丝在音乐颁奖礼上的表演。那样的女权主义当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女权主义从令人窒息的阴暗反对力量中拯救出来。但现在，这种女权主义不一样。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是有组织的激进的大规模愤怒，向着不可预知的方向爆炸。这次爆炸震耳欲聋，因为有着社交媒体这个人类扩音器，也有着“耳语网络”[插图]这些不再靠低声说话，而是靠充满愤怒的文本和全部大写的群聊来传递信息的网络。
性别歧视和厌女思想的顽固之处就在于，即便我们意识到、也真的感受到自己因为性别而遭到形形色色的压制与剥夺，女性仍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很多情况下那些坏男人也是我们的好男人：他们是我们的枕边人、心上人和家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父亲、叔伯、朋友、恋人、丈夫、室友或者儿子。我们爱他们。我们也常常会需要他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同事、家人、男朋友、好哥们儿，帮助我们养育子女，和我们一起养家糊口。男性在职业和经济上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权力，因而经常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导师、给我们批假的人，我们仍然依赖他们给我们晋升加薪，指派任务。白人男性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女权主义者和左翼女性活动人士也常常较大程度地依赖他们，让他们成为代表，成为倡导者，成为党派领袖。挑战他们的权威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治派系，连累他们的保护势力和拥趸——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议程。
当然，一直以来也都有女性在遭遇政治危机或个人危机之时，富有革命性地决定不再保持友好，尽管她们通常都很清楚这种决定会给个人和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放到男人的手中。”阿比盖尔·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在1776年春天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诫过自己的丈夫，“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个个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会酝酿一场反叛。”
生活在这样一个婚姻迅速瓦解的时代里当然谈不上有意思，但不妨让我们停下来承认，生活在一个无法离婚的时代同样也不会让人开心，哪怕是存在家暴的不幸婚姻，也很难让女性从中抽身。然而，女权主义一把撕裂了异性恋婚姻的期待，离婚的大潮迅速席卷而来，很多激烈的分歧也由此产生。许多小孩为此遭受痛苦，许多女性和男性也因此备受煎熬。这股离婚潮引发的混乱让本就特别强大的反女权主义阵线更是找到了把柄，宣称女权主义者在其政治目的上与家庭、与男性、与婚姻为敌。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写到婚姻史时指出：“女权主义并没有让好的婚姻变质。”[插图]但女权主义的确向男性发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变得更好，也为女性提供了机会，让她们能够从自己的志向和渴望出发，而不再是围着自己的丈夫来规划人生。事实上，这种从婚姻中逃脱、走上其他人生道路的机会，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感伤宣言》里痛声疾呼的诉求惊人地相似，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婚姻改革者们反复谈及的内容。男性权力一旦遭到质疑、冲撞、斥责和挑战，他们似乎就会觉得不适，而任何形式的不适都常常让男性觉得难以承受。
许多有权有势的男性，以及那些想与他们保持良性纽带的女性，都会努力缓解男性的不适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的理解与观念里，任何扰乱男性、让男性觉得不舒服的事情都不正常、有问题，会带来破坏；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早该发生的纠错举动。“因为我们不带丝毫歉意地指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将我们女性视为极端分子公开谴责，这是一种通常都很奏效的威胁策略。”安德丽娅·德沃金1987年出版的《性交》（Intercourse）探讨了性别政治以及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她在前言里这样写道，“女性的表达，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常常会被男性当成暴力给出回应，有时甚至会得到男性的暴力回应。所以我们会压低声音。女性会低语。女性会道歉。女性会闭嘴。女性会淡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女性会畏缩。女性会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