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谁都别信 / 243

吉利布兰德呼吁弗兰肯辞职之后，《纽约时报》旗下的都市资讯推特账户立即发推质问吉利布兰德：“这玩的是勇气还是机会主义？”《野兽日报》（Daily Beast）的一篇专栏文章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质疑“为了当上总统候选人，她的投机取巧是否太明目张胆了”。一位女性因为反对一位受人喜爱、位高权重的男性，就被指责投机取巧，这不合逻辑，受到这种冒犯指责的女性很少会因此得到大好的机会；一位女性要是支持某位遭到批评的有权有势的男性，当然也会被批机会主义，程度可能更甚。不过滑稽之处在于：机会主义是在聚会上趁机摸一把旁边女人的屁股，是在舞台上趁机强吻女人；机会主义是趁女人熟睡时抓住她的胸部开玩笑，因为你是一个80年代就入了行的喜剧演员，那时物化女性不仅无须付出任何代价，还会让你因此赢得笑声和名望；机会主义是从喜剧演员摇身一变成为参议员竞选候选人。但是这些都不会被看作机会主义，因为人们单纯认为这就是白人男性权力运作的方式，它本就应该这么运作：利用手头的一切机会。
这种对过度扩张的父权边境进行巡逻的“机会”，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不想要。仅仅是想到这些男人有可能失去或者已经失去工作，都会让我们很为难。我们会考虑他们的感受，考虑他们的家庭，担心揭露他们的恶行可能会让他们以后找不到工作，甚至会让他们伤害自己。但我们也被迫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我们仍然习惯于为男性担心，但却给不起女性同样的同情，不会去考虑她们的家庭、她们的感受以及她们未来的前景，甚至在这种主角是我们而非他们的清算时刻，也是如此。《N+1》杂志编辑戴娜·托尔托里奇（Dayna Tortorici）2017年写道：“我想在当下的社会体系里，将一些作恶者绳之以法会让有些人感到欣慰。但我想也有很多人不想对冒犯她们的人所受到的惩罚负责。她们也许会说：请不要让我决定你是否会丢工作、是否会被同伴孤立、是否会被送进监狱。坐牢、失业、社会放逐，这些不是我想让男性获得的。我不是来这里当警察的。我不想对你们负责。”
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愤怒并不一定和冒犯的严重程度相符。对于很多人来说，在那混乱的几个月里，某个在公司团建时往我们衬衫领口里偷看的家伙把我们激怒的程度，不亚于韦恩斯坦事件，即便我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过度反应，本质上来说有些失常。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在一代又一代常态化的父权扭曲之下，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就是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所有人几十年来都被迫不去做出应有的反应，我们对于那些小事（以及大事）的反对会被调侃，被忽视，被归结于我们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不中用。憎恨慢慢蓄积，发展成了暴怒。
性别不平等解释了为何女性甚至在遭到骚扰之前就已经容易受到骚扰：女性的声望、权威和经济保障都被削弱，让她们更难抵抗或反对虐待。性别不平等解释了为何女性遭到骚扰之后很难站出来讲出自己的遭遇，以及为何她们讲出之后又常常会被无视，甚至受到惩罚。性别不平等也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女性与骚扰者共同工作、保持关系，为何她们对那些骚扰者的反应成了决定她们职场遭遇的关键因素——因为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拥有太多的公共权力、职业权力和政治权力，女性必须围着他们转，回应他们；她们要想获得工作、得到保障，甚至取得任何渴望的权力，都依赖于男性的许可。性别不平等周而复始，五花八门。
向这些男性权威发起愤怒的挑战，不仅意味着可能会丢掉办公室里的工作，还有可能在由男性支配的整个行业里都找不到出路。雄心勃勃的国会工作人员劳伦·格林（Lauren Greene）曾指控自己的前上司、共和党国会议员布莱克·法伦索尔德（Blake Farenthold）性骚扰，据说他向另一位助手描述了自己关于格林的性梦，还评论了她的乳头。格林告诉记者，她向这位前上司发起的挑战导致自己遭到政界的排斥，她原本想在政界大干一番，但是到了2017年秋天，她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位住宅建筑商的兼职助理，同时还打着临时保姆的零工。这些就是性骚扰，也是性别歧视的经济学。2017年和2018年由“#MeToo”引发的运动包含了对性别歧视的承认和抵制，而这些又常常是与白人至上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才能让人明白，在这些轻微冒犯造成的创伤里，那些带有性意味的行为甚至不一定是主要因素？这些行为无情地提醒了我们，我们的同事、上司以及竞争对手评价我们的仍然还是这些条件。我们感到害怕，不是像一些“性恐慌”论批评家担心的、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那样害怕；我们感到害怕，就像2017年那些曾短暂认为自己与男性同伴平等，却在被提醒后发觉并不平等的女性一样，就像那些突然看到自己相比于男性的无权无势、看到自己本质上的不平等地位的女性一样。“我把他当猎头，”一位指控查理·罗斯性侵的女性说道，“而他把我当猎物。”
一位遭到性骚扰或者有同事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可能会真切地感受到整个体制在设立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女性，会清楚地预见到自己职业道路上的每一次转弯都困难重重，明白成功不由自己的意愿，而是要遵循有权有势的男性制定的规则。她可能会疑惑，是不是自己在某次会议上对上司的下流笑话笑得太大声，暗示了对方自己愿意配合以更快取得成功；或者是某次会议上没有笑，让自己落了个缺乏幽默感的印象，以致自己没被邀请参加下一次会议或者出差。对于上司的强行求欢不管接受还是拒绝，都可能会让女性感到羞耻和尴尬，这种想法会侵入她的脑海，影响她的自信。她也许会丧失雄心壮志，也许会离开那个她曾经想有一番作为的行业。
动手动脚的同事之所以和使用暴力的性侵者性质一样，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行为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并不只是最初的冒犯。其伤害还在于：我们对此事的反应会决定我们将获得怎样的评价，得到惩罚还是晋升。我们是保持微笑，还是面无表情？是给予回应，还是退缩逃避？是予以无视，还是发起控诉？我们会遭遇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当中有一点显而易见，也令人气愤：女性不得不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回避骚扰者，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以用来实践她们的创意，完成工作，得到晋升。对许多女性来说这都是一种长期成本，在她们的职业生涯里，她们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抗那些让自己失去很多机会的各种偏见。这也是对不公正行为感到愤怒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耗费了很多我们原本可以用来工作的时间。“种族歧视有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让人分心。”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经说过，“它让你无法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它让你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你存在的理由。”[插图]
詹妮弗·斯坎伦（Jennifer Scanlon）为民权运动组织者安娜·阿诺德·赫奇曼撰写传记时写道，赫奇曼“从小就被教导要追求卓越，展现才华”，她常常想“如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去为种族不公不懈斗争，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赫奇曼记得自己有一次和一位白人女性交谈时告诉她，“我被迫花了一生的时间去探讨肤色的含义，这对我来说是在浪费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才华”，白人女性“惊讶不已”。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年轻助理女教授特里·卡尔（Terry Karl）持有同样的观点。她遭到系主任的性骚扰和歧视后，试图追究这个有权有势的男人的责任。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记载，卡尔最终离开了哈佛大学，而被她控诉的骚扰者、她的上司乔奇·多明戈斯（Jorge Domínguez）还留在那里。卡尔“仍然对自己把时间花在这场战斗、而不是自己的研究和教导学生上而愤恨，她仍然对自己是事业被耽搁的那一方感到沮丧”，也“难过自己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了填写申诉，而不是去写自己的书上”。
当然，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并不是一种浪费；但对于那些本就缺乏权力的人而言，这的确会带来额外的负担。付出这些时间和精力的女性本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完成自己的工作，创作自己的艺术，为自己赢得经济保障，在公共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而那些男性哪怕被指控猥亵，也似乎仍然能够，甚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都能够继续做到这些。男性权力的网络（有时真的就是电视网络）致力于构建、保护男性权力，也进一步增强男性权力。福克斯前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尔斯就曾庇护过比尔·奥赖利，在后者被公开指控性骚扰之后，依旧让他在年薪上千万美元的位置上继续待了好几年；奥赖利在艾尔斯被指控接连骚扰自己的女下属时，也站出来捍卫艾尔斯。唐纳德·特朗普得到了他们二人的权力网络支持，他的出生地质疑者[插图]和政治家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福克斯新闻团队打造出来的，而他在奥赖利和艾尔斯被控告性骚扰时也给予了他们支持。[插图]艾尔斯和奥赖利最后都丢了工作，艾尔斯如今也已经去世，但这丝毫不能缓解愈演愈烈的不公正问题。毕竟，福克斯努力打造推销的党派及其候选人成了当权者，他们任命的法官和机构负责人又会进一步巩固白人男性那荒谬的主导地位。
听着这些性骚扰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支撑起一切的性别歧视架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有权对女性施以身心虐待的男性，很多时候也操控着我们的政治叙事和文化叙事。最让人寒心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出人头地，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通过骚扰、贬低身边的女性横扫了竞争的战场，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一种文化上普遍存在的渴望，一种想看着女性遭到贬损、遭到侮辱、遭到削弱的渴望。现实是，很多时候，男性取得的成功与他们那令人生厌的行为和对女性的不尊重之间，不是一种让步关系，而是一种因果关系。他们曾经被人拍着肩膀称赞，一路有人向他们眨眼打招呼，他们那复古风格的大男子主义气概会被称赞有趣或者前卫，而如今，就在同样的地方，他们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存在。
看到这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哪怕很短暂，也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宣泄，但这并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让那些没有用生殖器蹭年轻女下属肩膀的人来书写希拉里的故事。我们无法向前追溯，让那些因为有日常遭到性侵的风险而辞去工作、放弃事业的女性回归原位。我们无法看到那些女性本可以制作的电影、创作的艺术，无法遵守她们本可能颁布的法律，无法读到她们本可以报道的新闻——她们若是得到过公正的对待，也就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报道了。“#MeToo”运动中那些海啸般涌来的故事不仅揭露了男性如何骚扰、猥亵女性，惩罚、羞辱女性，也向我们表明，这些男性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这个我们仍然被迫生活在其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