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同情魔鬼 / 286

权力更大的群体，亦即警察和政府，向权力较小的群体施暴，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稀疏平常，预料之中，甚至让人辨别不出、看不见。但一旦权力较小的群体向权力更大的群体发起愤怒的抵抗，就会被自动理解成是具有破坏性的危险过激行为。扰乱权力的运作，就会制造混乱。公开响亮地表达出来的女性愤怒正是如此：反常、混乱、扰乱权力秩序。2017年和2018年里，女性下定决心喊出对男性的愤怒，让那些男性感觉到了一些不安，而这种不安，除了那些白人男性以外的其他群体每天都能够感觉到。
通常情况下，只有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出言不逊时才会被普遍认为是言行无礼，遭到这样强烈的谴责。也正因为此，“#MeToo”运动才这么的令人焦虑不安，富有变革意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自食其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权主义控制遭到破坏让人觉得像是一种冒犯、一种对力量的削弱、一种对职业声望的威胁——这和性侵受害者的感觉一模一样。在那几个月里，我常常被问起要如何解决男性面临的困惑和不适：他们应该怎么调情？如果他们为表示友好做出的礼貌、职业的举动遭到了误解，要怎么办？母亲们告诉我，她们的儿子担心自己被误解，担心自己爱意的表达也许会被看成侵犯，担心自己的言语和意图会被错误地解读，担心自己会面临不公正的后果、毁了自己的前途。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意识到，对于白人男性以外的所有群体来说，这种焦虑不安都是一种常态：黑人母亲们每一天都在担忧，自己孩子的一个玩具、一部手机或者一包彩虹糖都有可能会被看成一把枪，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在寝室里睡觉、在星巴克里坐着、在河边烧烤还是在街头卖柠檬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威胁，由此带来的后果也许远不止被从一份高薪工作或者一所著名高校里开除，而是有可能会被逮捕、监禁，甚至被警察或邻居处死。女性步入青春期后就不断意识到，自己喝醉了酒也许就会被当成同意发生性行为，同意发生性行为也许就会被认为是淫荡，而到了某一天她们声称自己遭到强暴的时候，这种认为她们要么是喝醉了、要么就是淫荡的看法，也会降低她们说法的可信度。女性进入职场之初就明白，自己需要绕开、需要适应同事色眯眯的求爱和下流的玩笑，因为一旦给错了回应，职业生涯可能就会面临变数。
我们之前被告知，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那些因失业和沉迷毒品而幸福感下降的白人工人阶层，才要付出这种选举结果的代价；如今我们又被告知，如果我们不去同情那些被性侵指控毁了生活的男性，将会引发愤怒的反女权主义的反噬。但是他们在呼吁同情的时候却没有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被要求去同情黑人，他们的失业率一直都更高，因吸毒被判处的刑期更长，也更容易遭到社会的非难；我们也从未被要求去同情女性，她们的职业和人生都毁于那无处不在、常常充满暴力的性侵。而现在，我们却被呼吁要替那些为恶行承担后果的人着想，考虑他们潜在的痛苦。
即便是在男性畏缩不前，害怕被押上断头台之时，那个体制也一直在运作，继续削减女性在社会、职业、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苏珊·法露迪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特朗普“签署通过的税改法案向女性扔了一枚炸弹”。她写道：“这项税改从制度上夺走了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女性的福利。它意味着个人及受养人不再享受免税（这对于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是个灾难，他们当中有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儿童税收抵免多了个有效期限，没有社保卡的移民儿童则无法享受抵免。《平价医疗法案》的个人强制参保令遭到废除。而多亏民主党的反对，才勉强避开了扔向合法堕胎的那枚狡猾的手榴弹，避开了为未出生的胎儿设立大学教育储蓄账户这种将‘胎儿人格’神圣化的政策。”
那些本应该保护女性免受骚扰和歧视的机构，被一些根本不认为存在骚扰和歧视的人领导着。这个政权要求停止接收关于薪酬不平等的报告，削减对少数族裔买家不受汽车经销商歧视的保护；提出“国内堵漏规则”，扣留那些为孕妇提供堕胎转诊服务的“第十条”[插图]诊所的联邦经费；唐纳德·特朗普将移民儿童与其家人强行分开，让他们住在仓库里；杰夫·塞申斯宣布家暴不再作为美国为妇女提供庇护的合法理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插图]宣布退休后，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可能会推翻罗诉韦德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影响下，有可能会禁止堕胎，限制避孕手段，撤销平权行动政策，进一步削弱投票权及集体谈判权，同时强化反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