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演进的历史透视

一、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
计划体制的缺陷：
●在宏观层次上：计划体制主要缺陷不在于以国家的力量发动工业化并创建大型骨干企业，而在于以计划和公有制去彻底消灭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
●在微观层次上：计划体制逐渐窒息了企业的能动空间
（1）企业变成单纯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
（2）注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往往把已有的企业当做汲取资源的对象（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
（3）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成为职工与国家的关系，管理者难以控制劳动行为
1、中国改开之后的民营经济发展是以30年前的工业为基础的
——许多技术、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和地方龙头民营企业，都与国有工业体系有直接渊源，或从国企转制而来，或在发展过程中获取了国企资源——这种联系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
2、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基础，也不会有外资的大量流入
二、国有企业的组织转变是一个演进过程
●国有企业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必然要求重塑企业的资源和组织条件，而这种重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动力和管理领导力
1、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的必要性。
2、管理领导力的不可替代性。
● 重塑资源和组织条件不仅需要时间和市场、制度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还需要从企业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而且管理能力的成长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往往需要经历管理者的代际变化）。
——国企的困境：从“两权分离”的思路到对产权改革的强调
（1）产权是决定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2）产权的本质是个人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
（3）只有在对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统一时，产权才是有效的。
——国企内部转变的动力（没有动力的都解体了）：
（1）普遍形成了认同企业独立经济利益的管理层（专业干部替代了过去的“国家干部”）
（2）企业把自己的前途更多地押在市场竞争上
（3）企业利用国家改革政策和制度变化提供的机会，不断重塑资源条件并改变组织机制，最终明显地改变了企业资产结构及其内部社会结构，使国企从总体上开始具有竞争性的特征
——国企绩效的改善：（并不完全是因为垄断和偏好政策壮大）
（1）加入WTO后，国企产能得到释放
（2）经历90年代末重组后，国企范围收缩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中型骨干企业
（3）民营经济兴起增加了国企劳动用工和供应链方面的灵活性
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在重塑资源条件的过程中，那些采取进取型战略的企业能够把这个过程延伸为创新的行动，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则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
●从原来的国企群体中可以出现创新型企业
从行为特征上看，创新型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它们一定采取进取性战略，即对于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的反应是识别出新的机会并选择新的进攻方向，甘冒风险对技术突破进行投资，并对自己的资产和能力进行重组和升级。
●采取的战略性质是创新型企业与其他企业产生分野的关键。
——进取性战略企业：
（1）技术上：驱使企业追求自主掌握技术，这是创新型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关键特征之一。
（2）财务上：敢于进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的投资，不会去迎合资本市场的要求，也不会通过非相关多元化进行资本投机，其逻辑是战略主导财务。
——适应性战略：
（1）技术上：倾向于利用现有生产要素的组合从经济变化带来的商业机会，但不会在技术上做出重大努力：国企往往在政策导向下形成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在某些情况下会求助行政垄断来抵制市场竞争对他们眼前利润的威胁。民企则往往满足于技术和产品模仿，依靠压低成本和价格竞争。
（2）财务上：更注重眼前利润，其逻辑是财务主导战略。
●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采取进取性战略
（1）走上高强度技术学习和创新的企业都产生了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并在其领导下形成较高的企业抱负水平。
（2）就国企而言，具有伟大抱负的领导人一般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而且是从在其能力得到证实之后能长期任职的人中产生。
（3）能够带领企业经历结构性改革痛苦和蜕变风险的领导人都必须具有与企业生死与共的精神和对于自己企业的足够经验。
【推论】越是遵循企业内部“能人选能人”的再生产机制，其能力得到证明的领导人的任职越稳定，企业就越可能产生进取性的管理层。相反，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任职受企业外部力量的干预越多，企业就越可能采取适应性战略。
四、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国企”→成为社会的企业，与民企驱动
出身国企的竞争性/创新型企业→成为“拥有国有资产的企业”
1、企业组织能力与国有资产管理职权之间发生了分离
2、国资乃至企业全部资产的赢利性（保值增值）越来越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
3、企业的战略和能力决定利用社会性生产要素的范围和效率
【实践证明】
1、对国资实行外科手术私有化会造成严重恶果，不仅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会摧毁工业基础
2、而国资委化的后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政企不分
国资管理部门以出资人身份对企业管理行使的行政权力超出“国有产权”赋予的权限，负责国资“保值增值”的职能实际上变成直接管理企业内部资产的行政权力（对企业的用人、投资、激励权的审批）。事实上，这种体制是阻碍国企创新的重要原因，因为它以财务指标实施的业绩考核会迫使企业采取适应性战略，重视“榨取”现有资产的效率而不敢实施进取性的投资战略，最终阻碍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