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宪法文本中女性待遇随时间推移更受限制

    欧洲各地的发展轨迹也大体相同。与美国独立相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加激发了第二性权利的讨论。不过，1791年的法国首部宪法仅将女性归入消极公民。一些卷入法国大革命和遭受拿破仑人侵的国家甚至更不妥协。法国三级会议和国民议会至少向女性观众开放。而在1810年加的斯议会开始为西班牙帝国草拟雄心勃勃的宪法时，女性不仅被排除在积极公民身份的条款之外，甚至不能参与辩论。“各个阶层的男性”都“无差别”地受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相反，女性不得“进入会议厅的任何通道”。
    宪法文本中女性待遇随时间推移而更受限制的趋势并不仅限于欧美。在夏威夷，1840年的首部成文宪法建立了强大的贵族院，该院最初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女性酋长。到1846年，这些女性占据了该院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数。可在君主政体之外，女性对夏威夷政治的正式参与逐渐减少。1850年，夏威夷首次通过一项法    律，明确将投票权限制在夏威夷男性中。到1855年，只有一位女性酋长留在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里。1892年，女性被完全禁止成为贵族院成员。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新宪法的传播，并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令人向往的现代化标志，采用这种政治技术的国家倾向于复制排除女性的条款，因为这是大部分宪法从一开始就有的典型倾向。因此，紧随日本系统性政治现代化的正式开端一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是过去在江户（东京）宫廷官僚机构中权势很大的女性部门的解散。尽管早期似乎有少数日本女性至少偶然参与了当地的政治事务，但1889年的明治宪法拒绝给予所有女性投票权。二年之后，日本女性甚至被禁止参加政治聚会，这是参照较早的德国和奥地利法律而采取的措施。
         当然，这一大堆正式的排除条款既是掩盖，也是揭露。它掩盖了各个大陆上某些女性为自己设计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替代模式的途径。它也使人们没有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和地位低下的男性一样，有时候可以从新成文宪法的推行中获益，即便这些宪法不给她们投票权。例如，她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更可靠地获得自由出版的权利。仅仅将政治权利归结为投票权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