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短短百年之间,孔子的后裔们先是被鸦片迷了双眼,后又被枪炮震破了耳膜。偌大的帝国,过去闲庭信步,却一夕之间慌不择路,及至“辛亥”变天,“五四”肇始,一个旧的世界被摧毁了。人们变本加厉地渴望复兴,迷恋富强,最终却令文化倾覆,神州陆沉。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对中华民族存着各种或神化或轻蔑的猜测,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迥异解释竟有九种以上。 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欲求真正的复兴,必须追本溯源,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才能以古鉴今,重塑文明的新格局。在现代语境之下,家国意识的苏醒催生了对民族身份的探寻,学界当仁不让,冲在前面。北大国学门肇始在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光耀于后,史语所继承并发扬的正是此精神之一脉。 于是,史语所的创始,又像是一种负气的结果,如同傅斯年所讲:“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他们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信赖科学,崇尚行动。王国维在世时,曾满怀欣喜地描述这个大发现的时代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相辉映,丰富了他们的认知,也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最终被傅斯年演绎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批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他倡导“求新材料”,而要“求新材料”,就不能困守书斋,皓首穷经,而是要在行动中寻找真相,理解世界,“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格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如《伊索寓言》里的“北风跟太阳”——他们背着沉重的录音器、录音带和手摇充电器,走了半个中国,根据这些讲述,来区分各地方言的异同,寻找语言的分界线。 这些工作往往枯燥乏味,需要付出时间、健康甚至生命,但有心人总能从中汲取思考的乐趣。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尝试着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就像从不同的起点登山,历经蜿蜒曲折,踏出无数新路,最终在巅峰相遇。 引自 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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