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麦田里的故都

短短百年之间，孔子的后裔们先是被鸦片迷了双眼，后又被枪炮震破了耳膜。偌大的帝国，过去闲庭信步，却一夕之间慌不择路，及至“辛亥”变天，“五四”肇始，一个旧的世界被摧毁了。人们变本加厉地渴望复兴，迷恋富强，最终却令文化倾覆，神州陆沉。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对中华民族存着各种或神化或轻蔑的猜测，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迥异解释竟有九种以上。
    
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欲求真正的复兴，必须追本溯源，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才能以古鉴今，重塑文明的新格局。在现代语境之下，家国意识的苏醒催生了对民族身份的探寻，学界当仁不让，冲在前面。北大国学门肇始在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光耀于后，史语所继承并发扬的正是此精神之一脉。
    
于是，史语所的创始，又像是一种负气的结果，如同傅斯年所讲：“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它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他们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信赖科学，崇尚行动。王国维在世时，曾满怀欣喜地描述这个大发现的时代之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纸上”的世界与“地下”的世界交相辉映，丰富了他们的认知，也激发着他们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最终被傅斯年演绎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批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他倡导“求新材料”，而要“求新材料”，就不能困守书斋，皓首穷经，而是要在行动中寻找真相，理解世界，“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对李济、董作宾们而言，中华民族就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昼夜不息地穿行疾走，而探索殷墟正是要寻找文明的渊源，唤醒民族的记忆，对陈寅格们而言，中华民族则在内阁大库那些用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在佛经密密麻麻的符号间，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的卷宗中忽隐忽现：对赵元任们而言，中华民族是各省的人用迥异的方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如《伊索寓言》里的“北风跟太阳”——他们背着沉重的录音器、录音带和手摇充电器，走了半个中国，根据这些讲述，来区分各地方言的异同，寻找语言的分界线。
    
这些工作往往枯燥乏味，需要付出时间、健康甚至生命，但有心人总能从中汲取思考的乐趣。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尝试着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就像从不同的起点登山，历经蜿蜒曲折，踏出无数新路，最终在巅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