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

这一章节回归到经济学理论，重点是亚当斯密和他的前辈们（宗教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的理论。根据托尼（R H Tawney, 1880-1962）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早在亚当斯密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经济学理论的萌芽，这项历史的传统和追溯到中古天主教会（12-15世纪）。早期的经济学来自于宗教，那时候的一些修士们认为经济学是帮助社会解决贫穷问题的工具，因此会去研究它。他们认为的神有永恒之法，但人类只能观察到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自然之法。而自然之法正是普世价值（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原则）。但到了后期经济学理论成了自由主义的庇护，追名逐利的方式。
意志主义的自然之法有相对假设：自然之法是从观察人的本性和人的处境事实归纳出来的，但人的处境事实是相对的，因人事时空而异，由此归纳出的自然之法原则的普世性只可以意味（implied），而非必然（necessary）。用在公平价格上就是公平的原则也是从观察人的处境事实归纳出的，因此是相对的（人的处境相对），主观的（归纳者的主观）。作为个人原则还可以，作为社会标准就有问题了。但是厉害的资本主义发明一套转相对为绝对，化主观为客观的机制-自由交易。大前提是人人自利，交易是种博弈。这大前提下有两种公平：1，人人逐利，各展所长。自由交易是无约束的博弈，人人凭本领，尽量发挥，产生出来的价格是绝对公平-优胜劣汰的公平。2，人人逐利，方式不同。自由交易是无偏袒的裁判，一视同仁，供求均势产生的价格是客观公平-机会均等的公平。这是种程序道德-交易越自由，价格就会越公平。
从15世纪中开始，美洲和非洲的开发打开了巨大的商机，经济的目的就从满足温饱上升到了享受生活。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强调人性堕落，这个观点又被意志主义的自然之法解读为基本人性：自爱自利是正常的。17-18世纪的英式经验主义（休谟）为它戴上科学光环：自爱自利是道德的。最后再由资本主义（斯密）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经济活动由此凌驾一切活动之上，物质文明第一。
宗教神学的意志主义提供给资本主义一套经济神学。根据意志主义，神以自己的意志定下道德准则，意志后面的理性人类无从知晓；神按其意志选择的东西就是善。从这可引申出如下的经济神学：自由交易以市场价格订下经济道德标准（也就是好与坏的标准），价格后面的理性我们不会知晓（几个世纪以来逐利者不遗余力地揣测市场价格，但成功率总是很低，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好像求神问卜一样），但经自由交易产生的价格和裁定的胜负一定是公平的。斯密把自由交易形容为无形之手，也就是等于经济世界的神了。
但是根据作者的解析，我们会发现斯密的这套理论其实是有很多毛病的。说白了，这套理论只是被西方国家借鉴用来打开全世界市场的一个框架罢了。
为使大众接受这体制，资本主义编造一个神话和提出一个承诺。1，斯密的神话是自由交易乃无形之手，把买卖双方在博弈中自觉地追逐个人利益变成不自觉地提升整体利益，他的名言是“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酒贩或面包师傅的善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利的追求”。2，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享用私利竞争的果实，但资本主义的承诺是经济丰收会是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供重新分配，均衡贫富。这里，资本主义有点自欺欺人。逐利竞争也许会带出更大效率（虽然竞争不是唯一的方法），效率也许会带来更多果实（虽然果实不一定是有益的），但逐利竞争也可以是非常浪费的。自然世界的弱肉强食是弱者成为强者的营养料。资本世界的弱肉强食是弱者被淘汰，资源就作废。因此，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是要大打折扣的。还有，资本主义的承诺也很难兑现。在人性自爱，自利的大前提下，胜者得利哪会自动吐出来？就是真的吐些出来也只会是权宜的做法。
自由交易需要三个条件：1大量买家，卖家；2，没有约束的交易；3，容易进出的市场。西方政府为营造和维持这些条件不知花了多少精力。但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反托拉斯法或金融危机后的投资监管法，都是亡羊补牢的点缀。逐利者谁不想垄断，操纵，怎能甘心被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逐利也得识时务，在社会声讨，政治压力面前，也要讲讲公平价格，但只是种权宜之计。自由交易的三个条件是相依的，若要大量买家卖家就要解除约束，放宽进出。可是，为了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率，某些约束（例如质量管理，环保措施，安全设施等）和限制（例如资格审核，规模效应，门槛限制等）是无可避免的。任何约束和限制都会提高成本，必须是有一定财力的买家和卖家才可参与交易，间接造成强者越强的变相垄断。
以房地产为例：
资本经济理论下，房价与地价都不能说是自由交易的出来的（因为两者都是属于垄断商品，地是自然垄断，房是人为垄断）。在地价的博弈中，全垄断的土地拥有者永远占上风，因此，相对于房价，地价永远偏高。在房价博弈中，半垄断的开发商大部分时间占上风（除了经济大衰退），因此，相对于买房者的消费能力，房价多数时候偏高。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式的公平地价，公平房价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既是来自自由交易也就用不能产出不超于穷人收入20%～30%的房价。就算真有这样的房，也不是人住的。为此，资本社会的不公平就要政府扶贫来买单。
租房子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今的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房价虚高，但通过调节租房的数量和品质，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人都买房的。那些迫使这社会对租户的不友好的原因包括：开发商开发住房多于租房，租房因为数量少而品质不佳，租金偏高，合约不完善，租金经常随意发生变化。但事实上是：
过去的中国，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绝大部分人家都是租房的。现代西方，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也是租房的。买房是改革开放后部分暴发之人带头，开发商大理催生的怪现象。自住房供不应求（起码假象如此），哪还有开发商积极建租住房。还有，眼下租住房的居住环境差（因为租金不足以维持品质，遑论提升），租约没保障（先是加租，續是段租，更有干脆迫迁改建）。供少求少造成恶性循环，每况愈下。
因此，政府的对策应该是：
可以直接建造廉租房，也可以委托开发商，以低价或无偿土地去吸引他们。由于每户的面积小，每平米的房价（以租金加息去算）往往不低于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尖锐地突出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以不受约束的个人逐利来定义自由交易和公平价格。但土地拥有者有天然的垄断，开发商有人为的半垄断，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由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个人逐利的逻辑结果是开发商囤积土地，造成必然的地价绑架房价，严重影响民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房价反映资本垄断和土地资源使用的低效。他们的福利方式中政治权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