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再谈城市人

现代文明的“开明”“进步”意识抹杀了人类几千年的集体记忆，混淆了先哲探索所得的事物真相。现今的制度，文化扭曲了人的理性，把客观和有度的自存扭曲为主观和无度的利己；把客观和有度的共存扭曲为高不可攀，不切实际的利他。这套文化制造出一个不和，不公，不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利己世界。自存／共存平衡意识是条生路，也是“城市人”规划范式的道德和技术方向。
这套“城市人理论”的核心观点和要素就在下面这一段话里：
“城市人”同时是空间机会的追求者和供给者。他们的追求和供给体现在人居。人聚在一起的因是追求空间机会，果是供给这些机会。规划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分析空间机会的匹配度（以各类“城市人”的追求力度和满意程度去衡量）去掌握在典型人居（以人口规模，结构和密度去分别，如邻里，小区，市区，都市等）之内的典型“城市人”（以年龄，性别，生命阶段为基本属性，以及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为偶然属性，如家长，工人，顾客，学校校长，工厂老板，商场老板等）的自存／共存平衡点（如适度上学步行距离的共识，适度上班通勤时间的共识，适度商场购物路程的共识等），然后用这些平衡点去指导城市土地与功能在点与量上的匹配（设计原则，指标系统，管理体制等），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演绎到人的物性（追求空间机会）之上。
西方规划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西方人）很欣赏欧洲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建筑风貌。其实，中古城市的土地利用（下店上居，前铺后居，工商混杂等等）一方面反映权力分配（封建领主拥有土地，因此出现土地密集型生产技术，带来土地密集使用），一方面反映宗教理想（在神的家庭里，整体利益之下，人人平等，土地混合使用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的西方是典型阿奎那思维，强调人性的自存／共存倾向。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回复上古奥古斯丁的“性恶”理念。18世纪的休谟提出“人的科学”，指出人的天性就是自利，不是堕落，也不需要救赎；整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只有自利，只要自利不损人就可以了。他的好友斯密给自利带上光环，提出“追求私利可达公益”。接着，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引发出以资本为导向（相对于以劳动力或土地为导向）的规模生产。从此，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追求私利有理，只要不损害别人。但是，工业生产造成的噪音，尘土，哪有不损人？规模生产的用地，怎能是零碎分散？于是，功能分区出现，工业，商业，居住用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以减少社会纷争，以提高资本效率。现有的规划思路（楚河汉界的功能分区），制度（利益博弈的决策机制）都源于此。有目共睹，功能分区扼杀了城市里有机性和整体性的运作和活力；增加了对基础设施的压力。这套规划范式在西方的失败也可以从无休止的公众参与和无法实现的混合用途看出一点端倪。过了百年，各种生活与生产活动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冲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的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与服务行业的污染性（包括噪音）大大地减少了。同时，市民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邻里关系和邻里区内的安全。他们越来越接受（或可以说是重新接受），甚至向往前铺后居，下铺上居的把工作与生活放在一起的多样化和混合式的城市环境。
这一段总结整本书的核心概念。
关于规划的民主的具体实施办法，作者也有了细节的计划：
规划机制有三部分：上是引导机制，其功能在创造共识；下是科研机制，其功能在辨认实情；中间是设计与实施机制，其功能在把上令与下情落实到规划的制定和实践上。这个处于上令和下情中间的设计与实施机制是规划的中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空间机会的关键在可达性。以人为本的规划必须接受可达性是可以用人的尺度去判断的。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尺度是人人每天只有小时，人步行的时速约4公里。起居作息的时间分配是绝大多数人以家居为中心的45分钟左右的半径为步行的极限。为此，人的官能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空间会集中于家居（或其他中心如工作所在）周围的30平方公里之内。这就是他的“住区”范围。若以目前认为是最高的人居密度1万人／平方公里来算，就是不超过30万人的典型城区。这是每个人最贴身的空间范围，是他得栖所，也是他最认识，最关心的环境。关心会驱动他积极参与；认识使他的参与具备内容。规划的上令下达，上情下达应交汇于20万-30万人的人居规模（相当于城区或县城）。这里具有真正民主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是规划机制的中枢。大于此，群体意识开始抽象，自存于共存的关系开始疏远，对环境的认识开始淡薄，对环境的关心开始淡化。上令（理想）变的空翻。下情（现实）变得模糊。小于此，个体意识开始膨胀，无度的自利开始掩埋有度的自存，眼前的利益显得过重，群体的规模不足以创造足够的美好生活条件。上令（理想）缺乏权威，下情（现实）流于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