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页 意大利文版序言

1914年困扰布洛赫的问题，是如何在自然科学面前主张历史学研究的有效性，更确切地说，即：对于个别的历史事实，批判的、科学的知识如何可能。这种对自然科学模式的效仿，当然是实证主义的老生常谈：然而，如果我们记得涂尔干为《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的首部合订本（1896年）所作的著名序言，便会明白布洛赫的意图的确就是如此。在这篇序言中，涂尔干对比了由“个人或群体的传记”构成因而缺乏科学意义的历史事实，与“那些似乎更易于在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被并入科学，即能够被比较的事实”；这里所说的科学无非是指社会学。换言之，对涂尔干而言，历史学要么是不科学的，因而仍旧局限在奇闻轶事的范围之内；要么是科学的，即能够运用比较的方法，将事实视作阐明规律的工具，因而与社会学等同。为了在这一论断面前为历史学研究辩护，布洛赫坚持历史研究具有“科学性”。他指出，历史学家固然与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不同，其工作必须建立在遗痕、证据的基础之上，但存在着一种“历史批判”，一种“对证据的批判”。例如，1848年2月激起巴黎革命的那声枪响，是来自一个卫队士兵还是来自一个游行抗议者？原则上，通过这种批判，学者们能够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之所以说是“原则上”，是因为布洛赫承认，在实践中，即便是对那些最为确切的证据而言，其价值也是非常难以考察且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