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治阶级

在每一个地方——在俄国和波兰、印度和中世纪欧洲，进行统治的武士阶级几乎单独篡取了土地所有权。如我们所见，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度中，土地是主要的生产和财富来源。但随着文明的进步，土地的收入也相应增加。随着人口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租金收入也有增加，用李嘉图的术语讲，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消费中心——并且也出现了大量资本和其他大城市，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最终，如果环境允许，就会发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财富而不是军事勇气成为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进行统治的人富有而不是勇敢。
这种转变一旦发生，财富产生政治权力就如同政治权力曾经产生财富。在一个已经有些成熟的社会——也就是这里的个人权力被集体所制约——如果通常有权者是富有的，那么富有者也会变成有权者。并且，实际上，当武斗被禁止，而以金钱进行斗争被许可，更好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被那些拥有更多金钱的人赢得。
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获得那些施加社会影响的其他因素，例如个人声望、良好教育、专业技能，及在教会、公共管理机构和军队中的较高职位等。富人难免走一条比穷人短的路，更不要说富人避开的经常是最艰巨、最困难的路。
在表明社会优越性的所有因素中，知识优越性与继承关系的联系最少。一个聪明人的子女经常只有普通的天赋。这就是世袭贵族制从来不能仅仅以知识优越性，而要以他们在总体特征和财富上的优势为基础维持统治的原因。
战斗中的勇敢、冲锋时的猛烈以及抵抗力的持久——这些是长期和多次吹嘘为垄断上层阶级的素质。当然，在这些封面一个人可能荷兰名一个有许多天生的——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和内在的差别。但是传统和环境的影响，在任何大一点的人类团体中，最能够让这些品德保持高、低或平均水平。当我们日常交往中的人们用冷漠的口气谈到危险，或对某些类型的危险态度冷漠。许多山民和水手在本性上是胆怯的，然而它们面对悬崖和海上的风暴时，都保持了镇静。正因为如此，习惯战争的民族和阶级在最高程度上保持了军事技能。
这一点是真的，甚至当通常不熟悉武器的民族和社会阶级在组成他们的个人被变成以勇气和胆量为传统的组织的成员时，当——如果一个人可以使用这种隐喻——他们被投入对人类的考研中，而这种考验沉重负荷在他们性格深处的情感上时，他们会很快获得军事技能。穆罕默德二式主要从南海中招收他可怕的禁卫军，在些男孩是从衰败的拜占庭国家的希腊人中被绑架的。非常受人轻视的埃及农夫数百年来不习惯于战争，并且惯于在压迫者的皮鞭下保持温顺和无助，但是当穆罕默德·阿里把他们送进土耳其或者阿尔巴尼亚军团中时，他们变成了好战士。法国贵族则长期享有勇敢的盛名，而到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同样的素质。然而，共和国和帝国的战争证明了大自然已经把勇气一致地给予了所有法国居民。尽管指挥的天赋被认为是贵族特有的特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是提供了杰出的战士和优秀的军官。“社会阶级方面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族祖先”，贡普罗维奇的这个理论最少要求一些证据。许多相反的事例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同一家庭中的成员经常属于具有巨大差异的各个社会阶级。
当统治阶级不再寻找施展才能以获得权力的机会，当他们无法再提供他们曾经提供的社会服务，或者当他们的能力和提供的服务在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重要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样，当罗马贵族阶级不再是高级军官的唯一来源时，他们衰落了。因此，当威尼斯贵族不再指挥军舰，并把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航海、贸易和作战时，他们也衰落了。
我们所说的“封建国家”指的是这样的政治组织，其中一个社会的所有职能——经济的、司法的、行政的和军事的——被同样的一些个人所执行，而同时国家是由小规模的社会集合体组成，每一个集合体拥有自给自足所需要的所有机构。中世纪的欧洲为这种组织类型提供了最好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封建”一词称呼它的原因；但是当人们阅读其他民族的历史，或浏览我们时代旅行者的记述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类型广为传播。正如中世纪的男爵同时是土地所有者、军队指挥着、以及他封地上的法官与行政长官一样，阿比西尼亚的王公也是如此支配司法、命令军队和收税——或者不如说从农民那里掠夺基本生活用品之外的所有东西。在古埃及的某些阶段，希克、也就是地方长官负责维修水渠、监督农业、管理司法、征收供赋及指挥他的战士。在较早的阶段以及在一些较为晚近的王朝，情况尤其如此。不能忘记古埃及历时3000多年，尽管它具有所谓的东方的固定性，这段时间还是足够让它经历封建主义和官僚政体的多次反复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印加帝国统治下的秘鲁，当地的苦辣卡是村庄的头领，具有管理集体农业财产、行使司法权和在太阳之子的要求下指挥该村中所派遣军队的权力。中国同样经历了一个封建阶段，而在日本，这种类型持续到16世纪末期，直到1868年革命后，它的残存痕迹还没有消失。阿富汗仍然以封建制度进行组织，欧洲人征服时的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如此。我们到现在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主要的社会必须经历一次或多次封建阶段。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官僚控制的扩展在总体上是致命的，我们此处没有想到保护主义、政府和银行的财政的控制、公共事务的过度开发这些东西的经济弊端。我们只是指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在一个官僚体制中，经济生产的经理和个体工人都得到保护，不受强力者的无端掠夺，所有的私人争端都受到严厉压制。人类生命和财富因此相对安全。在一个官僚政体下，生产者交给社会组织一定比例的产品，安心地享受余下的产品。这导致了财富增殖，不论是共有的还是私人的，野蛮国家或组织原始的国家对此闻所未闻。但是不行使经济职能的阶级所吸收和消费的财富数量可能特别大，这或者是因为军事需要，或者是因为官僚政体视图执行太多的职能，或者因为官僚政体试图执行太多的职能，或者因为战争或战争引起的债务。在这些情形下，向财富生产阶级征收的赋税变得过分沉重，以至于个人在这一生产领域挣得的利润显著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自身不可避免地衰落。由于财富减少，移民和较高的死亡率减少了贫困阶级的数量，最后是整个社会体的枯竭。只要一个官僚制国家衰落，就可以观察到这些现象。古埃及官僚政体发展到极致之后，更为明显的是在罗马帝国衰败的时代，就出现了这些情况。在拉美西斯二式漫长统治的末期，第三期埃及文明开始衰落，税收变得不可忍受，马伯乐、雷诺等人解读出的大量私人文件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人口和财富的剧减，这反过来又主要是税收过重，以及征收这些赋税的难以想象的贪欲所致。同样，法国在大王（the Great King）漫长统治的末年人口和财富开始减少。在爱好和平的弗勒里枢机主教的统治下情况才趋于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