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思想史方面，将日本作为梁启超思想形成乃至中国近代的“思想资源”，来重新研究的动向愈加显著。自从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论文集《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的吸收和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中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刊行以来，梁启超研究中的这一趋向似成定式，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和明治时期日本的关系时都屡屡提到《和文汉读法》。比如，上述论文集中，村尾进指出：梁启超亡命日本后，凭借《和文汉读法》阅读大量日本书籍，接受欧洲式的“学理”（《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黄克武在研究梁启超移入新概念和翻译时也持有这种问题意识；而潘光哲提出的近代知识仓库中的日本资源等问题，都是这一思路下的尝试和验证。换言之，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上，日本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有必要厘清。正如关诗佩所指出的：“梁氏是纯‘吸收’还是‘转化’，还得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譬如当时的‘欧文の直訳語脈（欧文直译语法）’与他的‘和文汉读法’有否相关？他脍炙人口的口号‘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是不是就是明治文坛上的‘小說は、最も上品なるもの’的中译？而矢野龙溪提出的‘汉文、和文、欧文直译及俗语俚语’四体兼用的新文体对梁氏的影响又有多少？诸如此类的种种课题，都应由娴熟日本语及汉语古今嬗变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在研究梁启超的思想资源时，不仅要考虑到《和文汉读法》对其解读日语的速成效应，还要重新检讨一下在这种“简便”的译法下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即在思想文化吸收过程中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