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仁湘
战国至汉初的巴蜀兵器、工具和印章等铜器上，常见铸刻有一些特别的图形符号，包括人形、动植物形和几何形等，神秘奇诡，变幻莫测。数十年来，不断有研究者进行研究，认识也逐渐得到深化。不过相关资料比较零散，给研究的深入造成一定困难。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会有明显改善。严志斌和洪梅二位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他们编撰的《巴蜀符号集成》即将出版，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将给其他需要者带来便利。他们嘱我为这个集成写序，我虽然觉得自己担负不起，但却也想为该书的出版表达一种兴奋的心情，于是才应承下来。
可能许多人不大清楚，我 30 多年前在担任四川考古队负责人时，就曾以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巴蜀符号的单元、组合、性质等方面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过初步研究，有了一点新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志斌和洪梅就有了让我作序的想法，我得谢谢他们，他们让我又有了一次回溯旧论题的机会，也让我看到了过去没有涉猎到的不少重要资料。
巴蜀符号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过真正科学的发现，是自 1954 年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时开始的。后来的发现大体分为川东和川西两个大区，川北大体归属于川东大区，这是古代巴蜀活动的主要区域。四川以外的地区，也曾零星出土了一些类似的巴蜀兵器。随着时间的推进，相关发现渐多，陆续有人收集整理，研究渐次深入。
《巴蜀符号集成》是巴蜀符号的集大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资料汇集。这个工作的完成并不容易，书中除了大量出土品，还有不少零星收藏品，有了这样一个大集成，也就树立了巴蜀符号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于主要发现于巴蜀故地的这些图形符号，川渝学者倾向于称之为“巴蜀图语”，我自己曾称之为“巴蜀图符”。“图语”之说，显然并不确切，它是符号，虽不能认定是文字，却与语言无涉。现在严志斌、洪梅二人重又倡导称之为“巴蜀符号”，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这个符号集成是一个符号图集。对于大量图形的编排，以什么序列呈现最好，作者应当有过反复考虑。根据凡例所述，该书的排序基本是先以器形归类，然后以一器上图形的多少升序排列，这样眉目比较清晰，也便利检索。
巴蜀符号的分类研究是基础研究。符号图形以多单元的组合形式为主，也有少数情况下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先前刘瑛先生曾归纳为 17 种，包括不少组合形式，并不全是单个的母题。我自己曾将出现较多的图形单元区别为 27 种， 有象生类的虎形、鸟形、蝉形、鱼形、鹿形、蛇形、心形、手形和人形，其中以虎形、心形、手形和人形最为引人注目。
人形有人头形，也有全体形，基本为裸体或着紧身装的式样，跪姿、立姿都有。有无发式、披发式、平帽式、独髻式、丫髻式、山冠式的分别。心形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图形，心形与手形的组合是最常见的形式，心形有时成对出现。手形有时是一整个手臂，五指毕具，手指平伸，大拇指翘起，手形极少在印文中使用。
又有几何类的亚腰形、双弧形、笋尖形、双折线、尾羽形、网格形、栅栏形、草木形、回形、王形、双丫形、丫角形、双齿形、凸形、小方形和豆荚形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折线，一对左右相对的折线，拐了两个直角形的弯，双折线极少以单独的形式出现，都是作为复杂组合中一个包在外围的单元出现的。
还有一些器具类图形，如戈形、铎形和罍形等，其中以铎形最为引人注意。铎形是铎的一个大致轮廓，与其他单元组合在一起出现在兵器上，更多见于印章。
严志斌、洪梅二人经过仔细梳理，进一步细化了巴蜀符号的分类。他们在“前言”中强调，要研究巴蜀符号的性质，厘清它的特征、组合与年代非常重要，分类也许是最为紧迫的事情。我知道当初自己对巴蜀符号的分类还是粗线条的，直接的目标还是想确定一些关键性符号，找到理解它们的突破口。现在《巴蜀符号集成》按“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将符号区分为 272 种，归纳为人形 12 种、动物形 26 种、植物形 33 种、器物形 31 种、建筑形 20 种、几何形 150 种，重新建立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分类体系，我觉得在现阶段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分类体系。
在分类研究过程中，对于变化多样的符号，作者进行了归类合并。特别是对大量的几何符号，归为 150 种，虽不一定全都合理，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调整。这些几何形符号，虽然大多意义不很明朗，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们中间也许就藏有解读全部符号的钥匙。
探索巴蜀符号组合的特征，也许是解读符号意义的另一把钥匙。我当初经过排比分析，归纳出 9 种比较重要的代表性组合，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组合。这些组合有双弧组合、虎形组合、手心形组合、人首与人形组合、蝉形组合、鹿戈形组合、双折线组合、栅栏形组合和铎形组合。通过对巴蜀图形各种组合形式的初步分析，我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是各种组合的地域分布比较明确，基本可以分为川东地区和川西地区。二是组合方式各地遵循着统一法则，组合结构大体相同，仅在关键单元上互为区别。三是组合形式的发展趋势，大约是由简到繁。简式组合分布区域较小，复式组合分布广泛，遍布川东、川西两大区。四是组合中某些特定的单元有明显的替代关系，也有一些单元表现出必定组合与绝少组合的特点，这也是对它们进行释义的重要钥匙。五是各类组合形式往往并不通铸在所有种类的兵器上， 某种组合专铸于某类兵器，很少有串铸现象。
严志斌也强调了符号组合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组合研究的基础是单个符号的研究。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符号的组合呈现出特别紧密的联系，有的符号常常以固定的组合形式出现。他举出的这类组合例证有四组：
一是手心形组合，见心形者有 241 例，见手形者有 253 例，两者组合有 210 例，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
二是穗状植物形与亚腰及双折线组合，有 25 例。
三是罍形组合，有 26 例。
四是笋形与亚腰形组合，有 27 例。
他认为这几组高比例出现的组合，一定是固定的符号组合，而且组合的顺序也基本一致，判断为是用符号表示出的“固定习语”，或可称为“复式符号”。
我也注意到严志斌近几年已经由一些重点符号入手，开始探索符号的意义所在，并有了明显收获。
除了说明分类法则及结果，在“前言”中作者还特别提到巴蜀符号的方向性问题，他们觉得这关系到符号的结构与形态认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方面。结合符号所在器物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一系列与符号方向相关的有趣现象， 这对于解释符号的意义会有一定帮助。
作者还提及巴蜀符号的“器物性”，应当指的是符号与器物的关联度。某些符号只见于某些特定的器具，如在铜印和兵器上符号的使用有明显区别，某些出现在印章上的符号不见于兵器，反之亦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巴蜀符号的族群性，作者认为虽然少数符号出现在明确的地点，却并不能区分巴蜀各自专用的符号，“从总体上看，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对于这一点，我还会保留过去的认识， 巴与蜀在符号体系上应当会存在区别。
严志斌他们认为，对于巴蜀符号的解读是一个难题，所以它的性质还并不明确。他们在“前言”的结尾说到编辑这部集成的目的，“就是为巴蜀符号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巴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巴蜀符号研究的最终目标，研究一开始大家就直奔这个目标而去。最先注意到巴蜀兵器所铸图形并做出解释的，是卫聚贤先生。他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批据传出自成都白马寺的巴蜀兵器，并对兵器上铸刻的虎、手、心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是文字，古代巴蜀有自己的文字。科学发掘船棺葬而获得大量铸有巴蜀图形的兵器以后，徐中舒先生认为，白虎是巴人板楯的族徽，兵器上铭刻的即是“巴文”，并肯定那“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巴蜀图形是一种夏代通行的文字。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发表时，执笔者认为兵器上的图形“可能是代表氏族或部落的记号，也许还有文字意义”。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认为将巴蜀图形笼统地称为文字并不恰当，而是“类似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李学勤先生认为巴蜀图形应属文字范畴，有的是表音符号，有的则是表意符号。孙华先生认定巴蜀图形不是文字，而是原始巫术吉祥符号。李复华和王家祐先生认为巴蜀图形组合虽然难于构成篇章词句，但应是人们当时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像语言，因而可称为“巴蜀图语”。陈显丹先生将常见的巴蜀图形概括为动物、植物和人像三类，指出巴地蜀地的图形种类及组合都有一定区别。刘豫川先生专门研究了出土的 50 多枚巴蜀印章，主张采用“巴蜀符号”来称呼巴蜀图形，认为它们“至少处于狭义文字的上源”，应归入文字范畴。
巴蜀符号不是常见于青铜器的那类装饰纹样，似乎也不是具有严格定义的成熟文字。一半以上的图形是象生形及其变体，这极容易被认定为象形文字。先前我认为巴蜀符号组合多数当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部落联盟的徽识，也有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理由如下：一是巴蜀图形的使用有严格的禁约现象，一些图形单元只出现在某一地区，或者集中出现在某一地区，他地不见或极少见到，其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形成一种禁约。这些便是构成徽识图案的最关键的图形单元，反映着不同部族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信仰。二是巴蜀图形的组合有特定的分布地域，恰与不同部族的分野大体吻合，大体与巴族和蜀族的活动区域相一致。川东川西两地还曾见到同样的图形组合形式，即网格形双弧组合，可能是巴蜀大联盟的标志，是两族共同的徽识。大部分图形组合形式， 都可能是战国时代巴蜀两族及其附庸的徽识。由结构大体相似的徽识，可以窥见巴蜀部族的高级联盟和一般联盟。又由徽识的些微差别，展示出了联盟中的部族的本来标志。
当我们在判断这些符号与文字之间的联系时，会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巴蜀在商及两周之际有无文字？或觉得是应当有的，只是仅由这些符号，还看不出是否属于成熟的文字系统。
另外根据三星堆的发现，似乎可以判断巴蜀符号的出现较原先所知年代更早。在一件刻纹玉戈上，可以看到两个小小的符号，这符号与后来大量见到的船形符号较为相似，由此可以认定巴蜀符号的出现年代应当能提早到商周之际。在金沙出土文物上，我们没有见到文字类的刻画。在三星堆的文物上，也没有发现文字证据。在中原地区的这个时候，不仅有甲骨文，还有大量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蜀人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呢，还是不乐意将文字刻画书写在器具上呢？
有学者认为，按照文献的说法，古蜀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汉代人扬雄说古蜀国没有文字，甚至不知礼乐。可是据 《礼记》《孔丛子》所述，孔子适周学礼，与出身蜀地的苌弘习乐律，以此观之，说蜀无文字礼乐并不得当。《汉书》等汉代文献又说尸子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尸子在秦国曾与商鞅一起变法，后商鞅遭车裂之刑，尸子秘密逃入蜀地，在川蜀终老一生。尸子在蜀著书，“凡六万余言”，名为《尸子》。尸子跑到一个没有文字传承的地方去著书，他也一定将这文字传播到了那里吧。
蜀及巴有无文字，由这部符号集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线索，慢慢地我们也会做出确定的判断，会说明这些符号与文字的关系，会说明它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