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PH对《巴蜀符号集成》的笔记(3)

李学勤

在中国古代，至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类文字，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解读，其时段主要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巴蜀文字（或称为巴蜀符号）。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杂志上有一个专栏，说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文字还有五六种，若谁能够解读一种古文字，那就是科学上的大发现，这是由于那个时候（1952 年）英国的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刚刚解读了希腊的线形文字B。

当前，有关巴蜀符号的出土材料已经有很多，需要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全面的清查整理。严志斌、洪梅两位编著的《巴蜀符号集成》一书，正是顺应了这样的需求，从巴蜀符号的种类、特点、规律，以及载体、材质与符号的对应关系等方面做了基础性的研究。《巴蜀符号集成》详细搜集整理了目前所公布的巴蜀符号器物 835 件，另附录 48 件。该书对每件器物进行了年代判断，并仔细分析了巴蜀符号的组合与构成。书中对巴蜀符号的区分与认定颇具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时代、地域、符号特征与组合等方面有新的认识。例如，时段方面，作者认为巴蜀符号流行的时间段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具体的巴蜀符号出现的时期或有早晚，巴蜀符号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时创立并同时使用的，其消亡也并不同时。地域方面，作者认为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带及从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其分布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在符号特征与组合上，作者首次明确区分出 272 种巴蜀符号，指出符号数量组合的变化规律，如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而增加，到战国晚期早段发展到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少化的态势，并发现有的巴蜀符号只出现在特定的器类上。

两位学者的这些新认识以及对已有资料的精心整理、索引，将为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特别是巴蜀符号的深入研究提供便利的基础条件。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大大促进巴蜀符号的研究。这是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部书的原因。

王仁湘

战国至汉初的巴蜀兵器、工具和印章等铜器上，常见铸刻有一些特别的图形符号，包括人形、动植物形和几何形等，神秘奇诡，变幻莫测。数十年来，不断有研究者进行研究，认识也逐渐得到深化。不过相关资料比较零散，给研究的深入造成一定困难。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很快会有明显改善。严志斌和洪梅二位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他们编撰的《巴蜀符号集成》即将出版，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将给其他需要者带来便利。他们嘱我为这个集成写序，我虽然觉得自己担负不起，但却也想为该书的出版表达一种兴奋的心情，于是才应承下来。

可能许多人不大清楚，我 30 多年前在担任四川考古队负责人时，就曾以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巴蜀符号的单元、组合、性质等方面的问题，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过初步研究，有了一点新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严志斌和洪梅就有了让我作序的想法，我得谢谢他们，他们让我又有了一次回溯旧论题的机会，也让我看到了过去没有涉猎到的不少重要资料。

巴蜀符号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过真正科学的发现，是自 1954 年发掘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时开始的。后来的发现大体分为川东和川西两个大区，川北大体归属于川东大区，这是古代巴蜀活动的主要区域。四川以外的地区，也曾零星出土了一些类似的巴蜀兵器。随着时间的推进，相关发现渐多，陆续有人收集整理，研究渐次深入。

《巴蜀符号集成》是巴蜀符号的集大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资料汇集。这个工作的完成并不容易，书中除了大量出土品，还有不少零星收藏品，有了这样一个大集成，也就树立了巴蜀符号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于主要发现于巴蜀故地的这些图形符号，川渝学者倾向于称之为“巴蜀图语”，我自己曾称之为“巴蜀图符”。“图语”之说，显然并不确切，它是符号，虽不能认定是文字，却与语言无涉。现在严志斌、洪梅二人重又倡导称之为“巴蜀符号”，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这个符号集成是一个符号图集。对于大量图形的编排，以什么序列呈现最好，作者应当有过反复考虑。根据凡例所述，该书的排序基本是先以器形归类，然后以一器上图形的多少升序排列，这样眉目比较清晰，也便利检索。

巴蜀符号的分类研究是基础研究。符号图形以多单元的组合形式为主，也有少数情况下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先前刘瑛先生曾归纳为 17 种，包括不少组合形式，并不全是单个的母题。我自己曾将出现较多的图形单元区别为 27 种， 有象生类的虎形、鸟形、蝉形、鱼形、鹿形、蛇形、心形、手形和人形，其中以虎形、心形、手形和人形最为引人注目。

人形有人头形，也有全体形，基本为裸体或着紧身装的式样，跪姿、立姿都有。有无发式、披发式、平帽式、独髻式、丫髻式、山冠式的分别。心形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图形，心形与手形的组合是最常见的形式，心形有时成对出现。手形有时是一整个手臂，五指毕具，手指平伸，大拇指翘起，手形极少在印文中使用。

又有几何类的亚腰形、双弧形、笋尖形、双折线、尾羽形、网格形、栅栏形、草木形、回形、王形、双丫形、丫角形、双齿形、凸形、小方形和豆荚形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双折线，一对左右相对的折线，拐了两个直角形的弯，双折线极少以单独的形式出现，都是作为复杂组合中一个包在外围的单元出现的。

还有一些器具类图形，如戈形、铎形和罍形等，其中以铎形最为引人注意。铎形是铎的一个大致轮廓，与其他单元组合在一起出现在兵器上，更多见于印章。

严志斌、洪梅二人经过仔细梳理，进一步细化了巴蜀符号的分类。他们在“前言”中强调，要研究巴蜀符号的性质，厘清它的特征、组合与年代非常重要，分类也许是最为紧迫的事情。我知道当初自己对巴蜀符号的分类还是粗线条的，直接的目标还是想确定一些关键性符号，找到理解它们的突破口。现在《巴蜀符号集成》按“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将符号区分为 272 种，归纳为人形 12 种、动物形 26 种、植物形 33 种、器物形 31 种、建筑形 20 种、几何形 150 种，重新建立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分类体系，我觉得在现阶段这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分类体系。

在分类研究过程中，对于变化多样的符号，作者进行了归类合并。特别是对大量的几何符号，归为 150 种，虽不一定全都合理，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调整。这些几何形符号，虽然大多意义不很明朗，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它们中间也许就藏有解读全部符号的钥匙。

探索巴蜀符号组合的特征，也许是解读符号意义的另一把钥匙。我当初经过排比分析，归纳出 9 种比较重要的代表性组合，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组合。这些组合有双弧组合、虎形组合、手心形组合、人首与人形组合、蝉形组合、鹿戈形组合、双折线组合、栅栏形组合和铎形组合。通过对巴蜀图形各种组合形式的初步分析，我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是各种组合的地域分布比较明确，基本可以分为川东地区和川西地区。二是组合方式各地遵循着统一法则，组合结构大体相同，仅在关键单元上互为区别。三是组合形式的发展趋势，大约是由简到繁。简式组合分布区域较小，复式组合分布广泛，遍布川东、川西两大区。四是组合中某些特定的单元有明显的替代关系，也有一些单元表现出必定组合与绝少组合的特点，这也是对它们进行释义的重要钥匙。五是各类组合形式往往并不通铸在所有种类的兵器上， 某种组合专铸于某类兵器，很少有串铸现象。

严志斌也强调了符号组合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组合研究的基础是单个符号的研究。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一些符号的组合呈现出特别紧密的联系，有的符号常常以固定的组合形式出现。他举出的这类组合例证有四组：

一是手心形组合，见心形者有 241 例，见手形者有 253 例，两者组合有 210 例，为一种比较固定的组合。

二是穗状植物形与亚腰及双折线组合，有 25 例。

三是罍形组合，有 26 例。

四是笋形与亚腰形组合，有 27 例。

他认为这几组高比例出现的组合，一定是固定的符号组合，而且组合的顺序也基本一致，判断为是用符号表示出的“固定习语”，或可称为“复式符号”。

我也注意到严志斌近几年已经由一些重点符号入手，开始探索符号的意义所在，并有了明显收获。

除了说明分类法则及结果，在“前言”中作者还特别提到巴蜀符号的方向性问题，他们觉得这关系到符号的结构与形态认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方面。结合符号所在器物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一系列与符号方向相关的有趣现象， 这对于解释符号的意义会有一定帮助。

作者还提及巴蜀符号的“器物性”，应当指的是符号与器物的关联度。某些符号只见于某些特定的器具，如在铜印和兵器上符号的使用有明显区别，某些出现在印章上的符号不见于兵器，反之亦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巴蜀符号的族群性，作者认为虽然少数符号出现在明确的地点，却并不能区分巴蜀各自专用的符号，“从总体上看，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对于这一点，我还会保留过去的认识， 巴与蜀在符号体系上应当会存在区别。

严志斌他们认为，对于巴蜀符号的解读是一个难题，所以它的性质还并不明确。他们在“前言”的结尾说到编辑这部集成的目的，“就是为巴蜀符号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巴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巴蜀符号研究的最终目标，研究一开始大家就直奔这个目标而去。最先注意到巴蜀兵器所铸图形并做出解释的，是卫聚贤先生。他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批据传出自成都白马寺的巴蜀兵器，并对兵器上铸刻的虎、手、心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是文字，古代巴蜀有自己的文字。科学发掘船棺葬而获得大量铸有巴蜀图形的兵器以后，徐中舒先生认为，白虎是巴人板楯的族徽，兵器上铭刻的即是“巴文”，并肯定那“是一种文字而不是图画”。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巴蜀图形是一种夏代通行的文字。

《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发表时，执笔者认为兵器上的图形“可能是代表氏族或部落的记号，也许还有文字意义”。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认为将巴蜀图形笼统地称为文字并不恰当，而是“类似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李学勤先生认为巴蜀图形应属文字范畴，有的是表音符号，有的则是表意符号。孙华先生认定巴蜀图形不是文字，而是原始巫术吉祥符号。李复华和王家祐先生认为巴蜀图形组合虽然难于构成篇章词句，但应是人们当时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像语言，因而可称为“巴蜀图语”。陈显丹先生将常见的巴蜀图形概括为动物、植物和人像三类，指出巴地蜀地的图形种类及组合都有一定区别。刘豫川先生专门研究了出土的 50 多枚巴蜀印章，主张采用“巴蜀符号”来称呼巴蜀图形，认为它们“至少处于狭义文字的上源”，应归入文字范畴。

巴蜀符号不是常见于青铜器的那类装饰纹样，似乎也不是具有严格定义的成熟文字。一半以上的图形是象生形及其变体，这极容易被认定为象形文字。先前我认为巴蜀符号组合多数当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部落联盟的徽识，也有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理由如下：一是巴蜀图形的使用有严格的禁约现象，一些图形单元只出现在某一地区，或者集中出现在某一地区，他地不见或极少见到，其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形成一种禁约。这些便是构成徽识图案的最关键的图形单元，反映着不同部族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表现出他们独特的信仰。二是巴蜀图形的组合有特定的分布地域，恰与不同部族的分野大体吻合，大体与巴族和蜀族的活动区域相一致。川东川西两地还曾见到同样的图形组合形式，即网格形双弧组合，可能是巴蜀大联盟的标志，是两族共同的徽识。大部分图形组合形式， 都可能是战国时代巴蜀两族及其附庸的徽识。由结构大体相似的徽识，可以窥见巴蜀部族的高级联盟和一般联盟。又由徽识的些微差别，展示出了联盟中的部族的本来标志。

当我们在判断这些符号与文字之间的联系时，会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巴蜀在商及两周之际有无文字？或觉得是应当有的，只是仅由这些符号，还看不出是否属于成熟的文字系统。

另外根据三星堆的发现，似乎可以判断巴蜀符号的出现较原先所知年代更早。在一件刻纹玉戈上，可以看到两个小小的符号，这符号与后来大量见到的船形符号较为相似，由此可以认定巴蜀符号的出现年代应当能提早到商周之际。在金沙出土文物上，我们没有见到文字类的刻画。在三星堆的文物上，也没有发现文字证据。在中原地区的这个时候，不仅有甲骨文，还有大量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蜀人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呢，还是不乐意将文字刻画书写在器具上呢？

有学者认为，按照文献的说法，古蜀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汉代人扬雄说古蜀国没有文字，甚至不知礼乐。可是据 《礼记》《孔丛子》所述，孔子适周学礼，与出身蜀地的苌弘习乐律，以此观之，说蜀无文字礼乐并不得当。《汉书》等汉代文献又说尸子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尸子在秦国曾与商鞅一起变法，后商鞅遭车裂之刑，尸子秘密逃入蜀地，在川蜀终老一生。尸子在蜀著书，“凡六万余言”，名为《尸子》。尸子跑到一个没有文字传承的地方去著书，他也一定将这文字传播到了那里吧。

蜀及巴有无文字，由这部符号集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线索，慢慢地我们也会做出确定的判断，会说明这些符号与文字的关系，会说明它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文字。

孙华

在四川盆地及其相邻地区的战国及稍后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上，经常可见一些图形与符号组合，其形态与通常具有装饰规律的纹样不同，也与通常排列有序的文字相异。对于这种图形与符号的组合，有学者称之为“巴蜀图语”，有学者称之为“巴蜀文字”，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中性的称谓，称之为“巴蜀符号”。这种在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不见，仅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独特符号，较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卫聚贤就收集并公布了 48 种巴蜀符号和 150 幅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从那以后，陆续有学者因研究之需，曾经做过巴蜀符号的收集整理工作。最新和最完整的巴蜀符号的资料汇集，就是这本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合作编著的《巴蜀符号集成》一书。

在《巴蜀符号集成》出版前夕，严志斌先生将书稿寄给我，要我给他们的大作写篇序。这大概是因为我四十多年前曾写过一篇讨论巴蜀符号性质的不成样子的小文，再加上严志斌先生与我都主攻商周考古且都关注巴蜀文化，意趣相同的缘故吧。我对巴蜀地区的考古资料一直兴趣浓厚，在严志斌和洪梅二位的大作出版之前阅读书稿，本来有先睹为快之感。全书翻阅一遍之后，更感到该书收集资料之多，编排所下功夫之大，是迄今为止巴蜀符号的资料全集，书名为《巴蜀符号集成》，可谓实至名归。我对作者之一的洪梅女士了解不多，却知严志斌先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随即师从著名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家林沄先生，攻读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和古文字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他又追随长期从事商周考古和金文研究的刘一曼先生，研究商周考古和青铜器。严志斌先生学术训练系统而扎实，又勤奋刻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就编著《巴蜀符号集成》一书来说，严志斌先生基础非常好。他本来就受过考古学的系统训练并有考古实务的经验，又长期专注于青铜器和金文的研究，他当初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四版〈金文编〉校补》。《金文编》这类古文字资料类编的专书，其编写体例具有相似性，往往都是将可识别的文字按部首编排为正编，将不可识别的文字或图形符号（族名文字） 编排为附录。巴蜀符号的性质尽管有不同的认识，但这种符号不是纹饰图案，而是具有原始表意功能的近似文字的符号体系，这是多数学者的共同认识。严志斌先生校补过《金文编》，进而从事接近于文字的巴蜀符号类编的编著，这对于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在严志斌、洪梅两位先生《巴蜀符号集成》出版之前，重庆师范大学的管维良先生已经出版了他的《巴蜀符号》（重庆出版社 2011 年）一书，两书出版的时间距离只有八年。同样性质的一种书，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就另起炉灶，重新编写并出版，可能有人会问，有这个必要吗？实际上，就在管维良《巴蜀符号》一书出版后的次年，就有学者不满意该书的编写方法而撰写专文指出，“虽然形式和内容上看，管著《巴蜀符号》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丰富翔实的巴蜀符号及其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实际上它也不是专门的巴蜀符号资料集，从资料的角度看它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因而提出了关于重新编辑出版巴蜀符号集录的动议（王先胜《关于编辑出版〈巴蜀符号图录〉的倡议》，《长江文明》第 25 辑）。管先生书的资料部分即第一部分，只是将有巴蜀符号报道的考古简报和报告直接进行复印、排序和简介，没有将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和符号本身进行分类编排，有些符号的图像很小且不清晰，不便学术界使用。“巴蜀符号与巴蜀文化研究，亟须一部资料完备、图片和符号清晰、以科研为本、编排科学合理的‘巴蜀符号图录’或‘巴蜀符号资料集成’”。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巴蜀符号集成》一书的编写出版正好弥补了先前巴蜀符号著录诸书的不足，从而给巴蜀符号、巴蜀考古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提供“一部资料完备、图片和符号清晰、以科研为本、编排科学合理的《巴蜀符号图录》或《巴蜀符号资料集成》”（以上均为王先胜先生语）。

《巴蜀符号集成》一书，按照我个人粗浅理解，有这样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该书是迄今为止收录巴蜀符号最多的资料汇集。其正编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 835例，器物除铜器外，还有 5 例是漆木器甚至木棺上的刻画符号；附录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 48 例，其中附录一 32 例，附录二 16例。正附编共收录巴蜀符号的器物 883 件，铜矛、剑、戈等兵器两面都有不同的巴蜀符号，符号组合的数量更达1125组，符号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有 272个。这些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多数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也有出土地点已不清楚的征集品，还有少许是传世品或传统金石学书籍的著录品。对比先前有关巴蜀符号的著录，20世纪 70年代四川博物馆刘瑛女士的《巴蜀铜器纹饰图录》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1983 年第 7 期），是她基于参与考古简报和报告编写所绘制的铜器纹饰和巴蜀符号的墨线图汇集，总计收录铜兵器140件（其中包括铜器纹饰）、铜印章 61 枚（其中汉字印章17 枚），单独符号 180 个。21 世纪以来，关于巴蜀符号的资料汇集就是重庆师范大学管维良先生《巴蜀符号》一书，该书虽然收集了截至 2007 年发表的有关巴蜀符号的考古资料，但却只是将原简报和报告的器物插图和图版摘录并按地域编排，没有器物类型和巴蜀符号组合的编排描述和数量统计。对比之下，《巴蜀符号集成》将巴蜀铜器的纹饰图案全部排出，只收录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其收录器物总数和巴蜀符号组合数大大超过了先前同类文章和书籍，是名副其实的《巴蜀符号集成》。

第二个特点：该书对于巴蜀符号的编排合理，体例得当，分类明确，叙述全面，是目前最完善的一部巴蜀符号分类汇编。全书分为正编和附录，正编收录典型的巴蜀符号，附录收录非典型的另类巴蜀符号；这与金文类编一类书籍将确切无疑的文字收录于正编，将图形符号或族名文字收录于附录的做法相同。正编的巴蜀符号，作者参照符号所在器物的类型，大致按照铜矛、剑、戈（包括戣）、钺（包括铍）、镞、泡、刀削、斤凿、刻刀、印章、钟（钲）于、饰件、带钩、其他的顺序列举。每类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因年代难于精确判定，没有严格按照年代早晚排序，但从书中一些类型相同器物的先后排列状况，还是可以看出先简单后繁复的大致次序。全书无论正编还是附录，每类器物的文字介绍都述其编号顺序、器类名称、时代时期、出土地点、尺寸大小、著录状况、收藏地点和符号组合，器物的线图、拓片或照片都尽可能全收，器物两面都有巴蜀符号的也分别予以著录。全书的前面有综述，对巴蜀符号的分布地域、符号种类、年代范围、组合形式、载体关系、族属问题等进行概论；书的最后还有索引，索引分为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索引和巴蜀符号的出土地点索引，给研究者使用和利用本书资料提供了便利。

第三个特点：该书对巴蜀符号的收集整理是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保证了这种资料性质图书的学术性。严志斌先生在十多年前撰写《四版〈金文编〉校补》硕士学位论文时，可能就已关注巴蜀铜器上近似商周金文图形文字的巴蜀符号，并在2015 年开始发表某类巴蜀符号的具有统计信息的系列专论之前，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巴蜀符号的收集、分类、编排等初步整理工作。以此为基础，在最近三四年时间里，严志斌先生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洪梅女士合作，连续发表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罍形符号研究》（2015 年）、《巴蜀印章钟形符号考察》（2015 年）、《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2016 年）、《试析巴蜀文化中的笋形符号》（2017 年）、《战国时期巴蜀文化水草纹符号试析》（2017 年），以及巴蜀符号的综合研究论文《巴蜀符号述论》（2017 年）。从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巴蜀符号的研究过程看，他们是先有了与《巴蜀符号集成》类似的初稿，在全面把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然后在研究的基础上增补资料和完善编排，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巴蜀符号集成》。

《巴蜀符号集成》一书的出版，为人们全面把握巴蜀符号的资料，进而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提供了方便。我早先研究巴蜀文化时就注意过巴蜀符号，苦于相关资料全面收集麻烦，难以对巴蜀符号从基础资料着手进行具体分析，只能就容易讨论的巴蜀符号性质这样的相对空泛的问题做点讨论，无法深入。现在有了《巴蜀符号集成》，一书在手，几乎囊括了所有巴蜀符号的资料，该书的出版无疑会推动巴蜀符号及相关巴蜀历史的研究，连我这个兴趣宽泛但不够专心的人，都产生了利用《巴蜀符号集成》重新探讨巴蜀符号相关问题的冲动。我个人认为，今后巴蜀符号的研究，包括今后增补和修编《巴蜀符号集成》，还应该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继续开展巴蜀符号基本构成单元的辨识和归类分析，为进一步的组合研究夯实基础。巴蜀符号的基本构成单元，也就是相当于文字“字符”（即构成文字的符号）的符号，系构成巴蜀符号串的那些基本符号。这些基本符号从其构形来看，应该绝大多数是象形的，因而根据其形态可能的模仿对象，基于我们对客观事物物质形态的认识，可以进行判别辨识。在《巴蜀符号集成》的前言中，严志斌先生和洪梅女士已将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划分为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六大类，其中最后的几何形包括了未能辨识的一些符号，故该类的数量超过了前五类的总和，达到了 150 种。他们对巴蜀符号的辨识和归类，我基本都赞同，但也有一些符号的形态所像及其大类归属，不同的观察者可能还会有不同的认识。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人物形符号共 12 种，包括了人的整体形态和局部形态，如手臂形符号，其符号识别我都赞同。只是在几何类中的两个眼睛形符号，从巴蜀传统的眼睛形象都是人（或人形的神）的眼睛来看，将其归入人物类应该更恰当一些。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动物形符号共 26 种，都是动物的整体形象，归类应该也无歧见。不过在商周金文的动物象形字和图形符号中，流行用动物具有特征的头部来表示该动物的做法，巴蜀符号中也应该有这类现象。《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建筑形符号中，倒数第四个好似羊头的符号，几何形中倒数第三个好似鹿头的符号，或许都可归入动物类。此外，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不少族群都重视牛角的保存和使用，几何形倒数第二行中的角形符号（或称之为笋形符号），在铜器上都呈横向，与牛角的生长和放置方向相同，归入几何类就不如归入动物类。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植物形符号共 33 种，既有整个植株形，也有局部的花叶性，辨识起来比人物和动物困难。像植物形倒数第一行开头两个符号和倒数第二行最后两个符号，究竟是表现某种植物，还是表现某种自然现象（如太阳之类），也还需要斟酌。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器物形共辨识器形的符号有 31 种，除了倒数第二行两个圆轮形符号可能还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即究竟是车轮还是日轮的象形）外，其余都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不过在建筑形倒数第一行的最后两个符号， 其中一个像曲面的几案，另一个像背后立有戈的盾牌，几何形第八行第二个符号像农具中的耒，这些都应重新识别并归入器物形。

《巴蜀符号集成》前言的建筑形共辨识建筑图形 20 种，除最后两种如上所说应该为器物而非建筑外，第二行第三、第四个符号，在新都马家大墓的铜印章中，位于两个钟形和两个人形符号之间，与其下的罍形符号上下对应，不大可能是建筑，将其视为甲衣或许更像一些。

至于《巴蜀符号集成》前言几何形中的符号，除了典型的几何形外，还有那些尚难辨识、不便归类的符号，从而使该大类显得相当庞杂。如果再设立天地类等大类，以收录“日、月、水、火、山、石”等最显著的自然现象的符号，并设立其他类，以收容目前还难以辨识或认识有歧见的符号，或许大类之间的交叉会更少一些。不过即便这样，有些符号的辨识和归类仍然会使人左右为难，例如，成都商业街大墓独木棺头上刻画的圆轮形符号，它究竟是某种带放射状纹样的圆形器物的俯视形态，还是大自然中最引人瞩目的天体形象太阳，就会有不同的两种看法（在西南地区这类符号或图像最容易使人们发生联想的是铜鼓鼓面，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巴蜀符号分布的区域不流行铜鼓）。总之，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辨识是其他研究的基础，不确切的辨识和归类会影响组合意义认识的准确性，因而不得不设想某些基本符号所像的多种可能性。

第二，加强巴蜀符号的各类基本符号的组合研究，这是在基本符号辨识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分析工作，它是下一步推测巴蜀符号性质和意义的前提条件。巴蜀符号的组合，就是不同种类、不同所像的基本符号在同一载体上的集合。研究这些符号的组合，需要全面收集巴蜀符号的资料，才能发现规律性的差异，否则只要有不合常规的巴蜀符号遗漏，就可能造成判断的失误。《巴蜀符号集成》的出版，无疑给学术界研究巴蜀符号的组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翻阅一遍就容易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基本符号组合现象。

首先，在同一载体的同组巴蜀符号中，基本符号的排列组合顺序，亦即符号串的首尾应该如何确定的问题。铜器上的典型巴蜀基本符号往往与类似装饰的图形混杂在一起，尤其是铜矛、剑一类兵器，往往上面是一个大的虎形、鸟形或虫形的图案/符号，不弄清楚哪些图形属于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哪些图形属于装饰纹样，就难以确定这组巴蜀符号的首尾位置。《巴蜀符号集成》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标准不尽一致，作者似乎是以这些动物形象的大小和装饰性为标准，将体型较小和装饰性不强的动物形象作为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而纳入巴蜀符号的范畴。判断动物形象的大小和装饰性的强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时难以准确把握。例如，《巴蜀符号集成》125 号铜矛，其骹部的一面为戈、虎、丁字形符号组合，虎形图案较大且相当规整，大概因为虎形图案前还有被纳入巴蜀符号范畴的戈形符号，故在该器文字介绍的符号一栏中，将虎形也作为该巴蜀符号组合的构成单元；而《巴蜀符号集成》第 127 号铜矛，其骹部一面同样位居戈形符号与手臂形符号之间的鸟形符号，该器的符号一栏却只录了前后两个符号，没有录居中的鸟形符号。这种前后不统一的现象，在书中还有一些，这自然也会带来对同一组巴蜀符号组合的不同认识，需要通过合理性的分析统一认识。

其次，在同一件巴蜀文化铜器的不同侧面，尤其是铜矛和铜剑这类铜兵器左右两面，往往具有不同的巴蜀符号组合，寻找这种差异性的组合的规律，对于判断巴蜀符号的组合意义，也会有所帮助。以《巴蜀符号集成》176 号铜矛为例，其骹部两面的巴蜀符号组合上部和下部都为相同的基本符号（下部符号单元为双折线中的腰鼓形+横向的水波形+ 横向的单牛角形，上部符号单元为相对的羊角形+人首形），所不同的是中间的图案或符号—一面为手心纹即手臂形+ 花苞形，另一面为张嘴吐舌的虎形，且虎的形象属于形体较大、装饰性强的一类。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铜矛和铜剑那些位居典型巴蜀符号之上的虎形符号也应该属于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种类之一，《巴蜀符号集成》在对该器的说明文字中符号一栏将虎形作为该组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这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我们，那些与典型巴蜀符号在一起的动物形象，很可能也应该纳入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范畴。

最后，不同载体上巴蜀符号基本符号的选择，也就是不同器类的巴蜀符号组合问题。不同类型铜器上巴蜀符号的基本符号选择似乎也具有规律性，如铜钺上的符号选择就与铜戈有别，更与铜矛和铜剑不同，后面这些铜兵器上的最常见的手臂形与花苞形的符号组合，就不见于铜钺。有的铜器种类上的巴蜀基本符号的组合很有规律，如铜于这种打击乐器上的巴蜀符号，加入我们将《巴蜀符号集成》正编铜于与附录二铜于合并在一起进行更长时段的考察（附录二的铜于年代较晚，已有五铢钱纹，年代在汉武帝以后），就不难看出，铜于的基本符号组合以人首形、鼓船形、游鱼形/云雷形这三种为基础，再在这个基本组合上进行增减，且人首形符号一般与铜于的虎形钮的虎头相对应（如果增加的符号有柿蒂形，则柿蒂形符号取代人首形符号位居最前端的虎首的位置）。在汉代铜于上的符号组合中， 还有用五铢钱纹代替人首形符号的趋势，以及在虎形钮尾部相应的位置添加龙蛇符号的现象。《巴蜀符号集成》将铜于一分为二，将非巴蜀文化的东汉铜于列入附录，这尽管是一种审慎的处理方法，但却不便于对铜于巴蜀符号演变的整体考察。晚期铜于上的与汉文字共存的巴蜀符号，可能会给认识和理解巴蜀符号以启迪，今后增补修订版时还是将其纳入正编为宜。

第三，在做好前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审慎地开展巴蜀符号性质和意义的研究。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也就是它们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还是表述思想片段的符号，是研究者和社会公众面对巴蜀符号时都会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索，弄清巴蜀符号的性质，正确地解释其含义，这对于巴蜀符号和巴蜀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价值。

关于秦灭巴蜀以前的巴蜀地区，尤其是先秦时期的蜀国是否有自己的文字或是否行用文字的问题，距离巴蜀符号流行时代最近的汉晋时期文献，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传为西汉晚期杨雄所撰的《蜀王本纪》记述蜀之古代，“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直至西汉“文翁始知书学”（后一句是《华阳国志·序志》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说，蜀国在“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似乎蜀国有文字，只是文字与周王朝诸国不同而已；而有学者根据汉人刘向《别录》“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亡逃入蜀，造书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的记载，认为蜀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行用汉文字体系，因而尸佼才能在蜀地著书。从考古材料来看，到目前为止，巴蜀文化的铜器上只见到巴蜀符号，却没有发现铸刻汉字的现象（有汉字的铜器都是楚国或秦国的铜器），巴蜀地区不行用汉字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今后需要继续开展研究的，主要是巴蜀符号究竟是一种有别于汉字的文字体系，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表达思想意愿片段的符号。

探讨巴蜀符号的性质和符号组合的意义，还有这样几种材料值得关注。一是年代在战国早中期、与巴蜀符号大致同时的四川成都市商业街大墓出土漆木器上的符号。这些符号位于一件漆木床屋形帐架两边侧梁，每边十个卯孔旁边各有一个符号，这应该是在制作这件家具时为了防止构件拼装错误而刻画的具有编号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既不像是中原汉字的一、二、三、四等数字的写法，也不像是中原汉字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的写法，应该属于巴蜀地区独有的表达顺序或数字的符号。解读了这些符号，无疑有助于认识巴蜀符号中的这些表达顺序或数字的基本符号。二是年代还不很明确，但推断在东周前后的重庆云阳县长江边上“龙船石”上发现的类似于巴蜀符号的线刻图像。这尽管是与巴蜀符号性质和载体不同的岩画，但其画面中的船形、屋形、门形、盾形、旗帜形、悬鼓形等图案，与某些巴蜀符号的构成单元有某种相似性，仍然会给我们认识巴蜀符号以某种启迪。当然，在巴蜀符号本身的材料中，对巴蜀符号性质和符号单元意义最有帮助的还是铜印章上的巴蜀符号，以及与巴蜀符号印章同出的汉字印章。已有多位学者对巴蜀符号的印章专门进行探讨，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继续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或许能够获得解开巴蜀符号基本符号意义以及符号组合意义的有用线索。

以上是我翻阅《巴蜀符号集成》时想到的问题，如果不是有这本凝聚了作者心血的著作，巴蜀符号的相关材料散布在考古简报和报告中，就难以使人发现关联和产生想象。如果我们使用过去的严重不全的巴蜀符号资料性书文，还可能会使产生的联想和做出的判断发生偏差甚至错误。我相信，在有了这样一本资料全面、方便使用的《巴蜀符号集成》后，研究巴蜀文化的专家以及关心巴蜀符号的同好，会从不同的视角、更多的层面、别样的方法来对巴蜀符号进行分析和诠释，一个巴蜀符号研究的高潮即将到来。这是我们应该衷心感谢严志斌博士和洪梅女士的。

参考文献：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1年第 4期。

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 5 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卢慧杰：《发现并切割搬迁云阳县龙船石岩画》，见卢慧杰：《卢慧杰古建筑三十年随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