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呓挣读过的书(406)

好书，这似乎是继李硕《翦商》之后最叫我欲罢不能的一次阅读体验。切口貌似不大，但孙立天仿佛推理小说般的抽丝剥茧，几乎将那一时段的很多历史改写。关于传教士事业在清朝的最终失败，无论20世纪初的排外理论，还是改革开放后取而代之的文化冲突理论，都将其原因归结到文化上。孙立天则认为，一切不过是宫廷政治罢了。本质上是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历狱案”让传教士改变了明朝中后期入华以来一直坚持的融入士大夫圈子的努力，转而将满人权贵作为主要的接近目标；到了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以近乎包衣奴才的身份获得康熙无条件的支持，进而将传教事业推向高潮；雍正上台后一切急转直下，在九子夺嫡中站错了队的传教士们自然遭到清算。传教士们通过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而获利，却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家恩怨之中，终究没能摆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

印象深刻的是对受害者的悼念竟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模仿辽太的口头禅，将一款可乐命名为“辽太可乐”并竞相收集，发起种植“辽太向日葵”的运动。如作者所言，“在聚集在河滩上的人们心里，辽太已经像宗教领袖一样被偶像化了”，甚至有许多人希望他“写一本描述辽太善良的书，而不是弄清案件细节的报道”。这与其说是在寄托哀思，不如说是在自我宣泄，与我们熟悉的那些在网上喊打喊杀异曲同工。另外，虽说我难以认同辽太父亲对于体罚的看法，同时他显然沉浸在暴力复仇的执念中不能自拔，但他的一些观点具有探讨的价值。他说辽太的死环境并非主因，而是“运气不好”。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想的一样，恰恰因为如此，类似案件便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中。当然我们习惯事后诸葛亮的从中挑拣出种种和自身不同之处，这样面对残酷的事物，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最后那段儿关于儒教与科举的论述（将儒教视为宗教，儒士就相当于儒教中的僧侣，而主宰僧侣、垄断天权力的皇帝无疑就是法王。那么，给读书人公共地位的科举就可以比作儒教的僧侣剃度学术考试。如此看来，帝制时期的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典型法王国家，而使得儒教具有完备经律论的朱熹便是儒教最大的功臣）瞬间拉高了全书的水准。其中最有趣儿的地方，是讲六朝开始被推崇的四六对仗逐渐发展为科举专用。其雕琢细节的做法实际毫无意义，可不如此作文就会被认为没有水准。欧阳修的复古文曾排斥这样的酸臭文体，力图推行《史记》《汉书》般简明达意的文风，哪知四六对仗的生命力甚至强过了科举，相信上过几天班儿的朋友都能会心一笑。另外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言，“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个虚构的概念”，科举激烈的内卷也显然不是社会底层能消受了的

墨西加人的政治制度蛮有意思，是种近乎妥协的产物——两大家族轮流坐庄担任特拉托阿尼（城邦王朝统治者），彼此间也互相通婚，让权力的钟摆来回摆动，最终将所有人的血脉联合在一起，同时让王国的核心地带保持和平。当然一切皆由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到了蒙特祖马二世当政时，已经开始加强中央集权，着手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度。关于鼎鼎大名的阿兹特克人祭，本书的观点和李硕老师相同，即这是维持内部秩序，且叫外族因恐惧而屈服的手段。正如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所言：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有了战争与人祭。最后是征服战争，还是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那套理论。让石器时代硬刚文艺复兴，真的难顶

有一些对于德国司法细节的描写蛮有意思，有一些欧亨利式结局叫人一激灵，不过个人认为这本儿书吹过了。什么以多少多少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而成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本就可疑，不禁想起那本儿挂羊头卖狗屎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当然这位席拉赫文笔肯定更好，却也不比一些公众号文章和B站up主的视频高明多少。类似题材，看看人家大卫·西蒙的《凶年》是什么水准。反正总的来说，打发一下时间还行，但千万别抱太高的期望

耶路撒冷政权以更宽松的宗主权来避免一系列代价巨大的战争，并非毫无机会。当然纸上谈兵终觉浅，梦里退敌总成空。对在四帝内乱后上台的韦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而言，犹太地的得失关系到皇位的合法性，生死攸关，必须孤注一掷。另外，即便罗马兵临城下，耶路撒冷城的奋锐党竟依然陷入你死我活的内斗。当原本可供守军坚持十年的粮食储备被自己人一把火烧光，一切已无法挽回了。说到这位约瑟夫斯，尽管作者努力为其辩白，认为不能简单的用“卖国贼”或者“爱国者”来定义，他不过是自从巴比伦之囚以来，一直需要在两个效忠对象之间做调和的散居犹太人的一份子，可我实在对这种二鬼子行为很难产生更多的好感。不过这厮书写的不赖，比如一个叫阿托利斯的罗马士兵被火焰困在高处，骗战友接住自己得以生还，战友却被砸死的小桥段，无关大局，却让历史鲜活了起来

由于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十分投入，这便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虽然历朝历代都为了规范君权、约束臣权进行了很多制度设计，但是“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原则，使这些精心设计的权力防范机制很容易在实践中失去效用。至于“天下之治乱，唯系于一心”的皇帝，即使再英明神武，作为一个个体久而久之都会成为“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此环境下，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比如乾隆，比如铁托。意思差不多，买书则大可不必。张宏杰把几篇本就挺单薄的东西拆开揉碎反复组合，难不成真就打算这么吃一辈子？

一幅丛林法则下的众生相——从几家国字号大机构的傲慢、冷漠与封闭，“出了事儿先捂”，推卸责任；一直到黑盒子中的政治角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弱肉强食。朱令悲剧的关键之一，是她碰上了一连串儿“名誉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的命运在此时往往可以被随意忽略。最终她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视而不见。而最叫我感到恐怖的，是这个案子本身渗透出的恶。藏在心灵最幽暗处，像铊一样无色无味，难觅其踪。我想起东野圭吾《恶意》中对这种东西的形容：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优秀、天赋、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你心里藏着对他的恶意，这仇恨深不见底，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

很惭愧没学习过奈保尔，这位达尔林普尔便是目前我读过写南亚次大陆最到位的。在我看来全书精华集中在前半部分（叫我想起了何伟的优秀作品），达尔林普尔丝滑游走于上世纪90年代印度的政治明星、封建遗老、僧侣神棍、三俗作家和底层贱民之间，出色的幽默感也很对我的胃口；后面儿涉及斯里兰卡、留尼旺和巴基斯坦的章节则平了一些，即便他接触到了泰米尔猛虎组织和贝布托夫人这种狠角色。不过关键问题倒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比如到了21世纪仍然实际主宰着印度的种姓制。如果说这种制度是限制性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种姓本质上就是一种神授形式的农奴制——它也有一种稳定性的功能，可以避免社会滑向无政府主义。它同时在印度教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在许多印度教徒眼里，挣脱种姓的桎梏不仅会动摇社会的根基，甚至意味着打破宇宙循环，藐视自然规律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 ，一梦黄粱。神鬼志异，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 茶馆的历史和《清代旅蒙商术略》中晋商的历史简直异曲同工——晋商（准确说是专门从事“草地生意”的新晋商集团）通过为征战的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军需供给服务，从而攀附满洲权贵为商业扩展提供可靠后盾；茶馆则在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集餐饮、商铺和民间集会中心等功能于一身，于同治、光绪两朝进入了一个维持三十多年的畸形繁荣期。前者所提供的高效金融周转服务一度帮助经历甲午之败和辛丑之乱，处在苟延残喘状态下的清廷“勉力支撑”，却在衰亡前终究没能再等到一个强权政府的支撑；后者受到八旗社会解体的冲击，生意江河日下，又随着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逐渐失去了所担负的作用，即便不断主动“改良”，亦无可奈何

好一派农耕文明的恐惧景象。早夭的孩子、苦盼的降雨、危险的野兽、入侵的胡人、漫漫的长夜、缥缈的宫廷......人们在惴惴不安中寻求解释，寻找替罪，恐惧越来越多的被投射到社会内部的边缘人身上，于是一套响应机制便得以建立：逮住术士孩子能够保住性命，毁掉“旱魃”甘霖就会随之而至，草草出嫁自然避免深宫厄运。似乎聊这些便绕不开《叫魂》，但孔飞力是将谣言作为切入点，田海关注的则是谣言本身。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皇帝由于其自身作为一个高度超自然存在，远离人群的触及范围，也经常不得不承受污名化，被打成替罪羊。一则康熙朝的案例很令我印象深刻，一位居于广德的富裕乡绅在返乡路上由于一场突发的误会，竟被当做人贩子抓起游街，之后活活打死，财物遭到哄抢，而几百名参与者大都坚信他们是在为民除害。这种驱魔传统的文法结构，着实不陌生

拿破仑可以说是被七年战争之后败中求变的那一代法国军事战略家与军事理论家塑造而成的，他的首要定位就是一个军官，而他的大部分信念和设想皆出自陆军思潮。要论读罢全书，拿破仑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那便是魅力。他26岁成为意大利军团司令，却在一上任便完全不介意告诉部下自己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北非沙漠的艰苦行军中，有牢骚兵冲他大嚷：“好吧，将军，你就这样带我们去印度？”他仅仅回答：“不，我不会带你这种兵去”；哪怕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别列津河畔、滑铁卢和圣赫勒拿岛，他都能同旁人随意玩笑...... 要说他输在哪里，我认为重点是他信奉朴素的科尔贝主义，以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事实却全然不同。英国扛住了他发起的经济战，大陆体系恰恰反过来损害了那些一直给予他最大支持的人，同时彻底将双面神亚历山大一世推入了敌对阵营

读的很舒服，起码在本作中，东野圭吾的文字达到了大巧不工的境界。我觉着无论本格还是变格，给人意外，才是推理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很遗憾之前不小心被剧透了，回头想想，若啥都不知道，我大概读到最后六分之一才能猜到大概，这已然不易了

好书，对多方史料的严谨考据。纵观这场历时七年、影响其后三百年东北亚局势的大规模国际战争，丰臣秀吉从“壬辰倭乱”时人心不足蛇吞相，到“丁酋再乱”时已沦落为转移国内矛盾的面子工程，而大明的败亡之兆则在东征明军身上昭然若揭。这里并非是说明军战斗力不行，恰恰相反，即便是在第一次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等日军取得胜利的战役中，明军的装备和战术都带给日军以极大的心理冲击。问题是明军高层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重的内耗中，我排挤你你鼓捣我自不必多说，在第一次蔚山战役、顺天战役中，甚至因为自己人关键时候撤凳子致使功亏一篑、转胜为败，实在叫人意难平。再加上宋应昌这种无能之辈，使得明军在面对战术水平相对低劣、远离本土根本无法持久的日本战国军队，在掌握战略主动，且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代价的情况下，仅落得一个惨胜的结果

说直白些，古代犬儒那些离谱的行为艺术（令我联想到东正教特有的“圣愚”），本质是在对抗一切带有“官方气味”之物，因为它们“总是自命不凡，自带着对所谓低级文化的无视，并鼓吹自己的那些自以为无懈可击的价值等级制度”（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大帝说“小老弟往后稍一稍”了，不过讽刺的是这个故事经常被解读为亚历山大大帝礼贤下士）。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流产的、未完成的虚无主义，他们不再高调行事，而是坚信一种“所有人类行为都被卑劣的动机驱动，不论他们表现得多么崇高”的论调，怀揣对权力与体制以及依附其中的自己的深深地鄙夷，冷眼观瞧，又随时准备分一杯羹。特别是“作为局内人的现代犬儒”（Insider cynics）和“现代的‘主人-犬儒’”（Master-cynics），叫我读的时候直想@几个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