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勉对《隐于书后》的笔记(4)

        福建自宋元以来即成为全国坊刻业中心之一，以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为最。麻沙于元末惜遭回禄之灾，一蹶不振；崇化镇书坊却逐渐发展起来，于嘉靖、万历年间一跃成为建阳坊刻的代表，也成为全国坊刻业首屈一指的中心。建阳刻本曾一度热销全国，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书坊和书坊主，如双峰堂、三台馆、种德堂等书坊，余氏、熊氏、刘氏、黄氏等坊刻业家族。建本书主要以时文、小说、日用类书为主，尤以小说为最，这与建阳书坊主积极参与小说编刻有极大关系。建阳书坊主不仅延请下层文人为书坊编写小说，如邓志谟为余象斗书坊编写的《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等；有些书坊主甚至也亲自创作小说，如熊大木编创的一系列小说《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南北宋志传》，余象斗编创的《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皇明诸司公案》，等等。这一书坊主自创小说的做法被现代研究者们称之为＂熊大木模式＂。＂熊大木模式＂开创了书坊主创作小说的先河，也开启了后世书坊主自编自创小说的热潮。但这些小说的质量大都不高，多是将已有的杂剧、话本、传说或史料简单缀合在一起形成的作品。

2023-05-24 17:51:43 回应

    这是我们借由书坊主观察江南下层文人、经书坊探讨江南社会生活的窗口。而汪氏家族及其书坊还读斋正是这些“繁星”中比较亮眼且“易于观察”的一颗。
    说其“亮眼”，是因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就书坊主汪祺而言，他具有多重身份。第一，他是徽州大族和旅外徽商后裔。汪淇是徽州府休宁县西门邑汪氏大宗族的一员，其父因经营盐业于明末从徽州迁到杭州，此后汪氏家族就一直定居于此。第二，他是明末清初的文人。汪淇是一名活跃于江南地区的下层文人，早年从儒，科举上一事无成，喜好结交文人名士，常与他们宴饮唱和。第三，他是“前朝遗老”，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鼎革、清初的“奏销案”和“《明史》案”。第四，他是道教信奉者，晚年弃儒从道。第五，他是小说作家。汪祺撰写了《吕祖全传》，将儒学与道教相结合，重新诠释吕洞宾故事，塑造出一个仁义忠孝、智勇双全的儒道相融的全新吕洞宾形象；他还是小说点评者，作《西游证道书》，重塑唐僧师徒的道教形象，使该书成为清代从道教出发评点《西游记》的范本。汪淇身份多变，总体来说其身份大致经历了由徽商后裔到落第文人，最后逐渐融入江南文人群体的转变。汪淇身份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汪淇自我认同的改变，同时也影响着书坊在刻书选题和编刊方式上的变化，甚至汪淇思想信仰的转变也对书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汪淇以一名下层文人的身份参与到坊刻业之中，也正是17世纪文人参与商业出版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汪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也是17世纪小家族紧跟时代、努力经营的生动写照。

2023-05-24 17:53:54 回应

    传统的出版印刷史关注书籍的印刷和装帧，以书的种类、外形为研究重点；文献学界则更关注书籍的版本、校勘，以书的内容为研究重心。书籍史的研究则突破了以往以具体的某部书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与书相关的一切人和社会之中。以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为例，作者、编校者、书坊主、刻工、书价、书籍传播的方式和围、阅读群体，等等，一切围绕书发生的“故事”都被纳入到书籍史的研究范畴之中。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关注一部书的形式、内容扩展到一部书的“生老病死”和“社会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书籍不再是一件件躺在图书馆、博物馆里的毫无生机的陈列品，它们成了一个个拥有鲜活生命的个体，在它们周围发生的诸多生动的故事等我们去探索、解答。

2023-05-24 17:55:30 2人喜欢 回应

        稿费虽然古已有之，尤其是明清时期，“写文章拿稿费已是天经地义，习以为常”，但能赚得稿费的文章，大多是文人名士受他人所托而作的文章，甚至有些时候在作文之前就已明码标价。但付稿费这一现象在征稿中并不常见，甚至如果作者的文章能入选某些总集还要向刊刻者付费。例如，蒋寅在研究清诗话时曾讲道，目前“还未发现清代有作品入选诗话收费的例子，诗选则是很常见”。从中可以推测，在古代通过征稿得来的文章可能不需要向作者支付稿费，作者文章入选还需向刊刻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加之文人墨客皆以自己的文章能被刊布为乐事，一般也不会主动索要稿费，这样无形中为书坊诚少了部分经费开支。
         征稿既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得一些文章，又减少了经费开支，因此成为总集编选者们愿意采用的一种稿件搜集方式，也是编选总集的一种常见途径。尺牍总集的编选们当然也不例外，李渔编《尺牍初征》、周亮工编《尺牍新钞》、陈枚编《凭山阁写心集》等都曾随书发布过征稿启事，汪淇在编选《尺牍新语》时自然也会想到利用征稿这种途径扩大稿源。《尺牍新语》三编的篇后评语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古代征稿的情况提供了大量史料。

2023-05-24 17:57:39 2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