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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中国画学术语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关于画学术语的研究成果,当以童书业1941年在《齐鲁学报》第1期发表的《没骨花图考》一文最具代表性,其余研究著述中虽偶有涉及,但多未对画学术语的概念及流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画学术语的研究才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引自第5页
众所周知,古人以语词论画,逐渐成画学专有之名词或专门之用语,即画学术语。然而中国画术语概念的生成与内涵的衍变,与当时绘画的样式风格及用笔、用墨、设色等技法紧密相关。更确切地说,是依照当时绘画的诸方面而展开,术语本身涵括了当时绘画的主要思想。若对这些语词的源流不能作全面、准确的梳理,就无法全面理解古人的绘画思想和作品。而在中国画学术语词义演变的历程中,绘画技法与样式风格的演变又使得与其有关的语词词义随之发生变化,故绘画技法和样式风格乃是画学术语生成的主要源泉。历史必然存在建构的过程,画学术语的生成,有其时代背景和特点,然而后世不同时段的理解、运用又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息息相关。其间,难免会融入撰写者对这些术语和文辞的理解、建构与阐释,以此“层累”,便形成了某一术语或语词概念、内涵演变或演绎的历史,这种历史又不同于其概念本身,而是后世对其阐释的历史。引自第2页
当然,中国画学术语的生成,与其绘画风格样式、技法及当时画家的创作意图、审美取向等密切相关。因此,画学术语的研究就要尽可能地发掘史料,揭示被历史年代所掩盖的,又被今人所忽略的语义演变的内在本质,避免或者减少对相关词义的误读。毫无疑问,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文献学和绘画实践经验,运用考证、训诂等方法,结合大量的绘画作品展开研究。同时,人们的意识观念、地域环境、绘画媒材等方面的转变也可能促使词义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这些均是研究中国画学术语理应注意且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考察古人认识、理解绘画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审美规范和准则等。 画学术语在宋代的诠释角度与周敦颐及程朱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明代的阐释又受心学之影响。考据学与实学引发了清人对术语的辨析,然而多从画法、画理与图像角度解读,而未能真正地秉承实学“无征不信”的理念,故清人之诠释,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画学术语的内涵。究其原因,涉及因素虽然庞杂,但主要有二:一是著述者的身份多为画家,对画学术语的理解和诠释多根据当下的绘画语境和文化气候,而未能从绘画观念、术语生成的原境及衍变历程展开深层次的分析和考辨,当然,亦有前人的地域文化因素与诠释者当下文化气候差异引起的概念诠释的偏差。二是因部分诠释者,虽擅长文字考据方面的功夫,但因缺乏艺术实践、疏于画理,对画学术语的阐释往往脱离了其原境,即便丰富了这些术语的内涵,而与其本义却渐行渐远。然而这些理论的建构与传布又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画家和理论家的著述角度与观念。思想的传播与文本诠释中必然存在误读,也会因此而衍生出诸多文意之间的偏差,这些偏差又往往存于后人理解其内涵的依据之中。引自第16页
实际上,水墨画至迟在汉代以后就与色彩并行发展了,唐代文人画家只是继续开发“汉画”中的水墨资源而已。当然,水墨画的崛起也并非偶然,诚如牛克诚所言:“在以中唐为分界的中国文化前期与后期的精神气候中,分别生长着‘色彩’与‘水墨’这两种绘画语言形式。色彩的热烈、堂皇、富丽、高华等无疑是体现着中国文化前期的精神气候;而水墨的清幽、虚玄、简淡、素朴等则肯定与中国文化后期的精神气候最为契合。”唐代一批文人、仕宦因当时的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及在官场的失意等而改变了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由积极转变为消极,“以中唐为界,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候’已发生了变化:在其前,中国文化是一种昂扬、激越、外拓、健朗之气候;在其后,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候则日益走向柔靡、低沉、内省、孱弱。那些文人、仕宦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在这种精神气候下的一种合适的生存”。引自第45页
现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尚未见“设色”一语,然而,以“布色”与“赋彩”等语词修饰绘画之用色,却成为此时段常见的表述方式。“赋”古同“敷”,指铺陈,分布。“布色”之“布”,为安排之义。今考,在汉代已经出现关于“布色”的相关论述,司马迁《史记》引孔子“绘事后素”一语,裴骃集解引郑玄语曰:“绘,画文也。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也。”文中“布众色”表示布置色彩,即指“布色”。实际上,代表绘画用色的“布色”一词,自东晋葛洪辑《西京杂记》一书始见记载,其文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可见,“善画”重在强调以勾描为主的“图形”之功,而“布色”乃是布置、渲染颜色,且被视为与“图形”并行的绘画技能。南朝宗炳《画山水序》曰:“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山水以形媚道”,“画象”、图形而“布色”,则是提炼自然的色彩而布置、渲染画面之颜色。引自第72页
画学术语中的“笔墨”一词,早期亦主要指笔和墨。关于绘画“用笔”的“笔墨”概念虽然出现得相对较晚,但至迟在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六法”中已经明确提出“骨法用笔”,并将其作为中国画的品评法则,亦成为绘画的创作法则。然谢赫以“骨法”限定“用笔”,主要是指用墨笔勾勒的笔迹,侧重于线条的形态和品质,其重点在笔而不在墨;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作为承载用笔形迹的附庸而存在。宗炳《画山水序》云“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则是早期山水画家以笔墨表现山水画空间的感悟和笔墨运用的体现。至唐代,“笔墨”在指代书画工具材料的笔和墨的基础上,内涵逐渐发生变化,衍生出了针对书画“用笔”的“笔墨”,同时也指代用笔进行书、画所形成的笔痕墨迹。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谓“笔墨相副曰丰”,虽是针对笔和墨的调和与运用而言,却已经蕴含了用笔用墨的审美趣味,且自此开始,“笔墨”的内涵又逐渐发生变化,在书论、画论中,已经用来指代书画的用笔及其墨色的丰富性。韦续《墨薮·视形章第三》云:“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趋。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来往,疏密相当。铁点银钩,方圆周整,起笔下笔,忖度寻思,引说踪由,永传古今。”“调和笔墨”与用笔的点画及线条之间的协调关系,已进入书法“视形象体”的审美范畴。又如张怀瓘《书断》云:“嵇康字叔夜……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 现存文献中,以“笔墨”一词论述绘画,始见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书卷一《论画六法》云:“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岂曰画也……今之画人,笔墨混于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绢素,岂曰绘画。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复结合张彦远论“六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等语可知:一、“形似”与“骨气”也应归于“用笔”;二、“用笔”还应成为“气韵”和“骨气”的重要载体;三、若绘画中无“笔墨”,则不能将其称之为绘画。亦可知,其所言“笔法”即谢赫所言“骨法用笔”,且此时“用笔”已成为绘画品评的主要依据和准则,无“用笔”则不能称之为绘画;而“笔墨”是指因用笔而生成的笔痕墨迹及意蕴,其关键仍在于用笔。引自第113页
20世纪,黄宾虹在董其昌“六墨”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留、圆、重、变”之五笔,又增加宿墨,遂成“五笔七墨”,进一步建构并完善了中国画的墨法体系。唐代王洽醺酣之后,“脚蹙手抹”式的泼墨,在后世的不断建构中,注入了新的内涵。后世对其概念的诠释,在沿用其本义的同时,却并未局限于酒后的以墨泼洒,而是将酣畅淋漓、大笔点写的笔墨技法及样式纳入其中,与笔法相互结合,注重画家的主观意识与笔墨趣味。“泼墨”作为中国画学的一个重要的术语,由“无笔踪”到有笔法,由“不谓之画”到成为中国画的一种风格样式,亦成为中国画的主要笔墨语言之一,展现了中国画笔墨的自然神韵与天趣。引自第167页
通过以上论证可知,“写意”起初并非用于修饰绘画,而是多指抒发情感、倾吐心意。画学著述首见使用“写意”一词,系北宋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且意指“写物象之意趣”。元代,“写意”主要指豪放不羁、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明代,“写意”多与“工致”“工细”相对而出现,指向不求形似,简率、精炼的绘画风格,继而被广泛应用于诸多的画学著述之中。清代人所言的“写意”或“写意画”,多已成为界定绘画作品风格、样式的术语,与“工笔”相对。当代学者认为:“可以把写意画的传统用几句话来表述,这就是‘传神写意’‘笔精墨妙’‘不似之似’‘超以象外’‘迁想妙得’,还有‘笔墨为主’‘发挥水墨’。”从“写意”内涵演变的历程来看,其与中国文人画的发展密切相关,二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且生成的时间段较为接近。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均注重个性的发挥,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标举“逸气”和“士气”,追求潇洒脱俗的笔墨情趣,强调写意之神韵。由此可以认为,“写意画”概念的生成与其内涵的演变,伴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而发展。说明中国画在以水墨画为主流形态的语境下,绘画已不再局限于“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而更倾向于画家借此表达自我情感与精神。“写意”,绝非简单的指中国画的一种画法,也指代中国画的一种风格样式,更是蕴含了中国士人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怀。因此,“写意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涉及中国画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讲求写意也就是讲求中国艺术的民族特色”。引自第330页
”现存文献中,“写真”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书《情采篇》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但此处“写真”,为写“情”之真,写出真感情,非谓绘画也。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论曰:昔忧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故能流光动瑞。” “现写真容”,虽不是指绘画之“写真”,但却诠释了“写真”之本义。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云:“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矣。”这是现存指代绘画之“写真”最早的文献记载,从“坐上宾客,随宜点染”等描述可知,“写真”是指现场描绘人物的形象,即“现写真容”之所指。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摩罗聪慧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凡所闻见,无不通解,是以道俗贵贱,同归仰之。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据此推测,“写真”概念的生成,与西域“现写真容”或“摹写真容”的塑像或绘画方式密切相关,这种造型方式和手法,能逼真地刻画所绘对象的形貌特点,如同真出,故谓“写真”。引自第333页
整体上看,传统中国画的“写生”逐渐取代“写真”与“写貌”,“写生”的对象已涵括了中国画的各类题材。但就山水画而言,谢赫的“移写”,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郭熙的“身即山川而取之”,黄公望的“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等,既包括现场“传模客观物象”的作画方式,也包括目识心记,归而默写,还包括提炼概括而写山水之“影”。俞剑华论中国画写生:“并无一定之停点,亦无一定之视点,更无一定之地平线,画者如坐飞机,左右回翔,如乘电梯,上下任意。故能近睹村树,远瞻遥山,上观峰顶,下瞰幽谷。左右逢源,取舍随心……撷其精华,去其糟粕,重行淘汰,重行组织……此种遗貌取神,不即不离之写生方法,乃国画之特长,为西洋固定方法所不及。”准确地概括了山水画写生的方法和特点。随着西方绘画及其理论的介入,至20世纪,“写貌”与“写真”逐渐退出了画学术语范畴,很少被用及,而“写真”则多被用于新兴的摄影领域,一般指艺术照、写真集,广义上又泛指照片,甚而亦能包含所有的摄影题材。同时,“写生”一词在中西绘画中均被使用,其内涵发生衍变。今人却多将其理解为“现场写生”或“对景写生”。故就题材言,写生的内涵扩大;就作画、取材的方式言,写生的内涵缩小。目前,“写生”一词之所指,扩及所有绘画题材,凡以一切真实物象为创作对象的绘画行为皆包含在内。诚如阮璞所言:“释彦悰《后画录》始用‘写生’一辞,后来则以之专指写貌活禽生卉,为花鸟画科之别称,近代更以之扩及于写貌一切有生、无生之物,凡属对看而写之者,俱得谓之‘写生’。”引自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