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lix对《哈钦斯的大学》的笔记(2)

(1930年前后）这样的环境下,研究生院各系和专业学院的情况都很糟。研究费缩水。要花钱的项目都很难维持,要启动新的项目就倍加困难了。多亏出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情况,开拓精神才得以在某些系幸存。比如说,学校的天文学家们有幸与得克萨斯大学建立了联系,后者在耶基斯天文台(Yerkes Observatory)的设施由于过于陈旧而几乎派不上用场时,获得了大笔赞助，用于建造一个个新的天文台。但是得克萨斯大学在获得这笔意外的捐赠时,没有天文学家。在这种异常情况下,天文系系主任奥托·斯特鲁维(OttoStruve)看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家帮助得克萨斯大学摆脱困境,同时得以使用这些急需的新设施。斯特鲁维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哈钦斯校长的热情支持。他给得克萨斯大学的校长挂了电话,两人同意开展合作。随后,斯特鲁维和得克萨斯大学谈判,签下了一份详细的合同,这实际上让得克萨斯大学不用支付任何报酬,就获得了一个一流的天文系,而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家则掌控了由得克萨斯大学出资建造的这个崭新的、设施先进的天文台。麦克唐纳天文台(McDonaldObservatory)的建造始于1932年，历时7年。在整个建造期间,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致使其他地区几乎完全陷人雍疾状态,而芝加哥大学的天文系却获得了致力于最前沿技术设计的特权,并保持了其他的系难以匹敌的势头。像阿瑟康普顿这样一些物理字家继续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可以派遣科考队去偏远的地区收集于由射线方面的数据，有时也会将热气球送人平流层以收集数据。但是像塞缪尔·阿利森(Samuel Allison)这样的普通教授就只能用一间重新装修过的教室作为他的核实验至,开在几个研究生的协助下自行搭建复杂的实验装置。 化学、生物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仅限于教授和学生力所能及的池围-—他们也会得到人数很有限的(尽管很熟练的)技师的技术援助。 在大萧条岁月的早期,芝加哥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水平或多或少得到了维持。其他院校也遭受了同样的财政紧缩;艺加哥大学从哈珀时代继承来的遗产,确保了它在研究型大学里排名很靠前。1933年出版了一本广受重视的参考书-《科学美国人》(American Men of Science);该书表明,在新近被列人各自领域杰出科学家之列的人数方面,芝加哥大学排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而1938年版的这本书,已将艺加哥大学升至仅次于哈佛大学的第二名。这想必反映出了当时熟语内情者的观点,似乎也是大萧条那几年,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各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获得的最好运行状况的标志。 没有类似的排名,可用于评估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专业学院中所发生的一切。研究生院各系维持了很高的声誉，这可以从美国教育委员会在1934年所进行的一次评级中得到证明-——在进行评级的26个领域中，芝加哥大学有21个被评为“优秀”。但是这样的评价往往落后于现实。因为这必定要靠特定系科在专家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是在多年前就已形成。虽然如此，仔细看一下芝加哥大学在1929年到1936年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还是可以揭示出一些闪光点。比如社会服务管理学院兴旺发达了。突然之间随着公众和私人救助计划的大量增加，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机会激增;学生数量的相应增加,也让该学院成了芝加哥大学最大的专业学院。因此该学院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索弗尼斯巴·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Breckinridge），在1933年退休后,其活动并没有减少。相反她的朋友兼接班人格雷丝·阿博特(Grace Abbott），对该学院在塑造一门正在出现的职业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拓展，将公共救济管理从屈尊的、贵妇式的和业余的慈善基调中解放了出来——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包围在这种基调之中。 但是社会服务管理学院的情况跟天文系一样是特例。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处处弥漫着贫困与局促 ....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工作是描述性的、分析性的，而不是历更性的，但是城市行为方面的事实—-像社会学家调查的那种以及经济行为方面的规律性——甚至是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分析得出来的，都不能告诉人们如何回答大萧条初期唯一要紧的问题，归根结蒂也就是列宁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怎么办? 每个人脑海深处都隐藏看对农场旧式生活的回忆：在那里,人的所有需求都可以照例通过目家和邻居们的劳动得到满足;在商业萧条时期,自给自足的农场生产方式能够让农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支撑到市场经济恢复的那一天。那种伊甸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从美国消失。芝加哥大学的专家们知道它已经消失无踪,但是仍然坚持从昔日田园生活中继承道德取向和期望。这种心态是产生犹豫不决、困惑和不幸的根源。它意味着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以及与他们一样具有美国乡村和小城镇新教徒背景的广大教职工——前所未有地对自己毫无把握。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又在学生中为各种激进的新教义开拓出了一片天地，不管是托马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乏追随者。在人文科学学部也潜藏着另外一种士气低落。语言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一一钻研古老的手稿、校勘文本、确定其编年与其他事实的细节，会让人乐在其中。但是当这些技巧运用于没人觉得真正重要的文字和思想时，工作就近乎鸡毛蒜皮。 ==

每个发言都根冗长，很抽象，有时也很有激情。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语言的洪流一针对的还是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虽然没有产生真正的思想交汇,但是这种经历肯定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旨在将历史学家从由传统系科化训练导致的教条式沉睡中唤醒。在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对思维习惯产生清醒的认识——这种习惯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研究生院没头没脑地见习时养成的。因此,至少对本科生院的历史学家而言，在任课教师中盛行的这种交互推广到了本科生院全体教职工之中。特别强烈地支持了对常规历史怀有最深敌意的那些人。在这种环境中学会保持自我,就像是参加一次严格的博士后考试，虽然双方耗费的言辞有时都到荒唐的边缘了。也许可以公平地说，正是由于哈钦斯学院是如此精彩而有活力，它总是徘徊在荒唐的边缘一就算在它的戴峰时刻也如此。

老兵与青少年一他们中有些人还没有高中文凭——最初的混合很不寻常。两组人都渴望尽快顺着教育阶梯向上爬，但老兵以年龄和阅历冲淡并设法遏制了，那些未完成高中学习就进入本科生院学习的人，在智力上的骄做和在感情上的不成熟。在老兵离开后，本科生群体就令人痛惜地变得偏颇了。战前的课外活动在战争期间受到了严重的侵蚀。“黑披风剧社”和“镜子” (Mirror)之类的组织消失了,而兄弟会又禁止本科生院的学生参加。许多兄弟会和妇女俱乐部都没有热过战争，那些热过去了的，也不得不将会员限定为各学部的学生,这些人取天心的是找个便宜的住宿。

因此，野心勃勃的兄弟会在成前为促使会员参加课外活动。而施加的那种真正的社交压力也消失了，与它一同消失的还有为保持对学生生活的轻松展示，而产生的大部分原动力——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曾非常显眼。损失是切实可感的。哈钦斯学院成了一个由特异个体组成的群体,迫切需要以一种情感上满意的方式,来有效地表达他们的集体身份。光是争论还不够。它有孤立而不是团结的倾向。尽管芝加哥大学体育方面的辉煌已经衰落，在战前，大学校际团体比赛仍然是巩固本科生群体关系的一条基本纽带。但是当芝加哥大学在1946年脱离十大盟校时大多数大学校际比赛都停止了。一些个人项目—比如击剑，还在继续取得胜利，但那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本科生院已经不相干了。校内运动会也替代不了。相反，对体育健将乃至体育锻炼的轻视也几乎成了义不容辞的事了，因为对运动能力的蔑视让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可以为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学校辩护，对在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将体育成功与教育卓越划等号的谬误表示反对。学术能力才是让本科生院获得身份的东西;因为在追求知识方面的成功完全由个人的表现来度量,互相攀比的做法有遍布整个群体的趋势。特别是综合考试，让每个人都以匿名的方式跟其他人竞争,更具有分裂和孤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