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lix对《宋诗选注》的笔记(2)

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毅父，新喻人，有《朝散集》。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文仲、武仲跟苏轼、苏辙并称，所谓“二苏三孔”。他的诗比两位哥哥的好，很近苏轼的风格。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就像洪迈“野处类稿”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朱熹父亲朱松的作品一样，这一点也许应该提起。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宝縠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齧草坡头卧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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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熟>>一首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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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民（生卒年不详）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土，又号斋齐，邠州人，有“画墁集”。他是陈师道的姊夫，和苏轼友好，作诗师法白居易。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山北。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贵人荐庙已尝新，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将比打麦词，兼作插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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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麦>>一首不错，有些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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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

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

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

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咏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

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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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对王安石很有见解。可以说是宋诗里质量最赞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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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字子美，开封人，有“苏学士文集”。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的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但情感激昂，语言畅达，只是修辞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这是值得提起的一点，虽然这里没有选他那些诗。

春阳泛野动，春阴与天低；远林气蔼蔼，长道风依依。览物虽暂适，感怀翻然移。所见既可骇，所闻良可悲。去年水后旱，田亩不及犁。冬温晚得雪，宿麦生者稀。前去固无望，即日已苦饥。老稚满田野，断掘寻凫茈。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厉，肠胃生疮痍。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天岂意如此？泱荡莫可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岂无富人术，使之长熙熙？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厷不能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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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感怀呈永叔>>一首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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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有“宛陵先生集”。西昆体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词藻。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从韩愈、孟郊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钱再举了一个喷嚏的例子......这类不自觉的滑稽正是梅尧臣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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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山行>>一首很清凉。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吟”。他是位理论家，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用“禅道”来说诗，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他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像诗集一样，有人笺注，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 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大家都觉得严羽的实践远远不如他的理论。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很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毛，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江湖派不满意苏、黄以来使事用典的作风，提倡晚唐诗；严羽也不满意这种作风，就提倡盛唐诗。江湖派把这种作风归罪於杜甫，就把他抛弃；严羽把杜甫开脱出来，没有把小娃娃和澡盆里的脏水一起掷掉，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虽然“以禅喻诗”，虚无缥缈，作品里倒还有现实感，并非对世事不见不闻，像参禅入定那样加工精制的麻木。他很爱国，尽管他那些“从军”、“塞下”、“出塞”、“闺中词”等等都是仿古摹唐之作，看来也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抛锚下碇，寄托着他的期望：“何日匈奴灭，中原得晏然？”跟一般想像边塞风光的摹唐之作，还有点儿不同。此外他有两三首伤离忧乱的诗，比较不依傍前人，颇有情致。 关于“沧浪诗话”，此地不能多讲，只有两件事还值得一提。当时跟“沧浪诗话”的主张最符合的是包恢“敝帚稿略”里几篇文章，而据“樵川二家诗”卷首黄公绍的序文，严羽是包恢的父亲包扬的学生；当然，徒弟的学问和意见未必全出於师父的传授，不过假如师兄弟俩的议论相同，这里面就有点关系。“沧浪诗话”的主张不但跟十九世纪欧洲颇为风行的一派诗论接近，并且跟古印度的一派诗论暗合，更妙的是那派诗论的口号恰恰相当於汉文的“韵”字；印度的文艺理论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禅”不过沾了印度哲学一点儿边，所以这个巧合很耐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