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憨˙Ꙫ˙对《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笔记(2)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近似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这种文化惰性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对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第二个深刻的印记。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洪武二年，朱元璋坚持定凤阳为中都。

对中国历史来说，历代丰功峻德的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独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第一点是重视军纪，善于打造“仁义之师”的品牌。与普通武夫不同的第二点，是朱元璋对书籍的兴趣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第三个不同点是朱元璋的“谨慎”。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军事思维是功利化的思维，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在权谋化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出侦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开朝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

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朱元璋可以称之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

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针对第一个诱因，他以历朝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职务，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

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把帝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

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发展生产，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的统治者的权力总是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

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特权。唐宋两朝，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

唯有对于农民，朱元璋是关怀备至。 朱元璋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

明朝初年，举国人口分布严重不均。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在位期间共移民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作解手。

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一个理想社会的起码标志。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

理想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除了应急措施，他还建立制度化的福利救济设施。

大明王朝继承发展了元朝的职业世袭制，把帝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朱元璋里甲制的严密程度大大超越历朝。大明王朝一里之内的居民，都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每家每户都要互相作保，实行连坐，一家犯罪，全体倒霉。

社会底层已经被均匀而严密的大网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对准了里甲之网控制范围之外的阶层：官员。他用规章制度捆住官员们的手脚，令他们只能在他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针对官员们强烈的贪腐热情，朱元璋制定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反贪污法令。

黑格尔认为，朱元璋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帝国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的、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除了天子的监督、审查以外，就没有其他合法权力或者机关的存在。政府官吏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他们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