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ingsea对《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的笔记(4)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在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杂志，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的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等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人们并不真正热爱自由，反而经常逃离它，自由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忍受太多的挣扎。如果个人自由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再没有比20世纪的俄国更能表现它的困境与希望了……

他穿梭在不同的剧院中，一边学俄语，一边沉浸在契诃夫、巴耶托夫的世界里。这也是俄罗斯令他深深触动之处，政治、经济的动荡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涌入剧院的热忱。动荡还加剧了人们对艺术的渴望，他们更期待某种恒定的情感。这也是大开眼界的一年，一些细节尤其令他难忘。他不无惊奇地发现，红军剧团的表演剧目大多与军旅生活无关，而是《假面舞会》、《聪明误》、《打野鸭》这样的浪漫剧、讽刺剧。"他们天天生活在军营里，为什么还要在剧院中再看到军营生活？"导演反问他。导演多少有些不解，为什么中国的八一剧院里所有题材都与部队有关，老班长的故事被一遍遍地重排。可能也是这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1991年夏天莫斯科的士兵拒绝对市民开枪。 是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的吧，一个阅读狄更斯的人比一个不阅读的人更善良，人类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的心灵、人的想象力的庸俗化。

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如果雕像越高大、石柱月粗壮，我就只能强迫自己惊叹，我私下羡慕那些19世纪的旅行者，他们可以在石像上刻上：杰克逊，1848年至此。不知为什么，我没对它们产生亲切感。或许时太多游客了吧，人人都拿一本lonely planet。这是现代游客的《古兰经》，你逃不出它设定的世界。同样的酒店、同样的咖啡馆、同样的小商店、同样的观光点，它既解放你又诅咒你。你可以如此迅速地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钻入小巷深处。但也因此，所有人都钻到同一个小巷，人们放弃了自我探寻的风险与乐趣，假装自己可以被同样的景色、味道所吸引。旅行不再是寻找，而是印证，印证lonely planet 的描述。是加缪说的吧，旅行寻找的是恐惧，是再度的陌生，而更多的人寻找的是熟悉，是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