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睿文化对《美国不平等的起源》的笔记(8)

在那段时间里，两个人不可能对选情避而不谈。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季。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名女性作为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参与美国总统竞选。这位候选人的名字家喻户晓，她是个不喜欢说废话的公众人物，按某些标准说甚至资格过高；她保守而慎重，尽管反对者说她欠缺生气；无论被问及什么政策或危机，她都能良好地掌握局面。她的对手是个专横的亿万富翁，一个电视真人秀明星，喜欢侮辱与他不同的每一个人，从未担任过公职，专家认为他不可能赢得他所在党的初选，更别提当选总统了。

竞选结束之前，这位男候选人会在一场全世界直播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不停攻击这位女候选人。他会吹嘘自己如何乱抓女人下体，他会嘲笑残疾人，鼓励对媒体和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使用暴力。他的追随者嘲笑女候选人，在这个亿万富翁主持的大规模集会上高呼“把她关起来”。他的言论和行为被认为异常粗俗，以至于一些新闻报道在播出前会加上给家长的建议。

《卫报》在2016 年写道，这个候选人“明显没有资格参选，他的参选更像是个恶作剧，而不是在严肃地竞争入主白宫的资格”。

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一共只有5次大选中选举人团或类似机制推翻了选民直接投票结果，然而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21世纪。两次中的一次正是2016年大选，这是一次不寻常情况下的碰撞。

这次大选将引导美国走向孤立主义、部落主义、筑墙与自我保护、崇拜财富和以牺牲他人甚至整个地球为代价的巧取豪夺。计票结束和宣布亿万富翁获胜之后，全世界——特别是不太了解美国的种族与政治史的那些人——惊愕地发现，佐治亚州一个高尔夫球道上的男人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我了。他是南方邦联（即美利坚联盟国）的子弟，该邦联曾为了争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而向美利坚合众国开战。这次大选无论对他还是对他出生时的社会秩序来说，都是一场胜利。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记得有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现在咱们回到这个时代了。”

重返旧秩序、回归祖辈封闭的等级制度的情绪，很快就在仇视性犯罪和大规模暴力抢夺头条新闻的浪潮中传遍这片土地。总统就职日过后没多久，堪萨斯的一名白人射杀了一位印度裔工程师，他朝这位移民及其印度同事开枪时命令他们：“滚出我的国家。”接下来一个月，一名剃平头的白人退伍军人坐长途车从巴尔的摩来到纽约，前去执行屠杀黑人的“使命”。他在时报广场跟踪一名66岁的黑人，用剑将他刺死。这名袭击者将成为纽约州第一个因恐怖主义指控而被定罪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美国就是一座老屋。我们永远不能宣布修缮工作结束了。风、洪水、旱灾和人类的动乱都在冲击它的结构，而其原有基础中有待修缮的各种缺陷本来就在侵害这座建筑物。你在老屋中生活，多半不想在暴风雨过后去地下室，看一看雨水造成了什么损失。然而，选择不看，危害的是你自己的利益。任何一座老屋的住户都知道，你视而不见的东西不会自己消失。无论你选择看还是不看，潜伏的伤口都会溃烂腐坏。无知没法保护你，不作为的后果总会找上门来。无论你希望消失的是什么，它都会继续折磨你，直到你鼓起勇气，去面对你不愿见到的东西。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民就像继承了一座房屋的屋主，屋子建在一块看上去很美的土地上，但它的土壤其实是不稳定的肥土和岩石，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起伏和收缩，裂缝得到了修补，但地底深处的断层已经悠然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这一切的开端毫无关系。我和过去的罪孽毫无关系。我的祖先没有攻击过原住民，也没有拥有过奴隶。”是的，很对。这座屋子建成的时候，咱们没有一个人出生。我们的直系先祖也许和它也毫无关系，但现在住在屋子里的是我们，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门前街道有裂缝，墙壁拱起，地基开裂。无论好或不好，我们都是继承人。变形的柱子和托梁不是我们竖起来的，但现在要和它们打交道的是我们。

事实上，任何进一步的恶化都会是我们的责任。

种姓制度是一个人为的构造物，是对个人价值的固定和植入性的排序，它根据先祖和某些往往不可改变的特征，规定一个群体生而优越，而其他群体天生劣等；它所牵涉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无关好坏，但在支配种姓的先祖设计的、有利于其自身的等级制度中被赋予了生死攸关的意义。种姓制度使用严格的、往往专横的界限来区分不同等级的群体，使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区隔。

1959 年冬，马丁·路德·金领导了因罗莎·帕克斯被捕引起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在即将到来的庭审和胜利之前，他和妻子科雷塔来到印度孟买，拜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父圣雄甘地的故乡。他们一下飞机，颈上就被戴满了花环，金对记者说：“去其他国家，我也许是个游客，但来到印度，我是一名朝圣者。”

他早就梦想着拜访印度了。两人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在印度待了一整月。金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这里的人民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曾激励他在美国为正义而战。他想亲眼看看所谓的“贱民”，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中最低微的种姓。他了解过这些人的遭遇，对他们怀着同情，然而，尽管印度在十几年前就获得了独立，这些人到现在依然被社会遗弃。

他发现印度的人民一直在关注他在美国受到压迫的同胞的受审情况，也了解他领导的巴士抵制活动。无论他走到哪儿，孟买和德里街头的人们都会簇拥上来请他签名。

一天下午，金和妻子来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的特里凡得琅市，探访家人曾经是“贱民”的高中学生。校长为此做了开场介绍。

“青年们，”他说，“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来自美国的‘贱民’同伴。”

金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词语会被用在他身上。事实上，刚开始他觉得很生气。他从另一个大洲飞到印度来，和总理一起吃过饭。他看不出自己与“贱民”之间的联系，不理解印度种姓制度和他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立刻明白在印度最低种姓者的眼里，他这个美国黑人贵客的种姓为什么和他们一样低，他们为什么会将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有一瞬间，”他后来写道，“对于我被称为‘贱民’，我感到有点震惊和气恼。”

然后，他开始思考他为之奋斗的那些人的现实处境——两千万人，在美国被贬为最低等级已有几个世纪，“依然闷在贫穷这个密不透风的笼子里”，他们在与世隔绝的贫民窟里，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放逐。

于是他对自己说：“是啊，我确实是‘贱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黑人都是‘贱民’。”

就在那个时刻，他意识到，所谓的“自由之地”强加于国民身上的种姓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并无二致，而他在这个制度中生活了一辈子。这就是潜藏在他在美国与之斗争的力量之下的东西。

种姓不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描述美国的术语。它被认为是印度或封建时代欧洲的专用词。然而，美国的部分人类学家和种族学者使用它已有几十年之久。在现代之前，最早拾起种姓概念的美国人是内战前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他在与北方的种族隔离抗争时使用了这个词。他写道：“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基于肤色或种族将孩子们分开，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种姓制度，因此违反了平等原则。”他还引用了另一位人道主义者的话：“种姓在上帝没有造出区别的地方造出了区别。

日复一日，史诗般的舞台拉开大幕，这场戏剧已经上演了几个世纪。演员身穿先辈的服装，饰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演员并不等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们扮演的时间足够长，角色已经融入他们的本体，他们将分配得到的角色、他们的内在自我和他们在世间的形象合为一体。

每一个人在出生时就得到一套戏服，永远不能脱掉。戏服规定了剧组中的每一个人扮演什么角色和每一个角色在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

在这场戏的演出过程中，剧组已经习惯了什么人扮演什么角色。演员一代代轮换，每个人都知道谁是领衔主演。每个人都知道主角是谁，配角是谁，谁是逗乐的跟班，而谁只能待在暗处，是面目不清的合唱者，没有台词可说，不能单独发声，但对戏剧演出来说必不可少。

角色已经完全嵌入演员的身份，你不会期待男女主演知道后排人员的姓名甚至只是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去注意。角色扮演久了，每个人都会开始相信这些角色是上天注定的，每个演员的天赋和气质都最适合他们被分配到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个角色才是他们应有的归属，就应该按照现在人们见到的样子来扮演。

剧组成员于是与他们的角色关联在一起，被定型，被固定在一种过高的或者受到贬低的预设之中。他们变成了他们的角色。作为一名演员，你必须按照导演所命令的方式行动，按照角色应有的方式说话。你不是你自己。你不能当你自己。跟着剧本走，扮演好分配给你的角色，你就能得到回报。偏离剧本，你就必须面对后果。一旦你偏离剧本，其他剧组成员会出面提醒你在哪儿偏离了剧本。经常这么做，或者在某个关键时刻这么做了，你就会被开除、降级、驱逐，你的角色会在剧情中被轻而易举地杀死。

以种姓（caste）制度为名的社会金字塔与一出戏里的角色（cast）不尽相同，但两个词语之间的相似性暗示着某种引人深思的交集。投入表演之后，我们就不再是自己了。我们不该还是自己。我们的表演基于我们在剧中的角色定位，而不是我们的内在品质。我们全都是舞台上的演员，这个舞台早在我们的祖先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就搭建好了。一部长期上演的大戏于17 世纪初在这片土地上首演，我们只是最新的一个角色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容器里。标签向世界发出信号，说明容器里面装了什么、应该如何处理。标签告诉你，你的容器应该属于哪个架子。在一个种姓制度中，标签时常不符合容器里的内容，容器会被放在错误的架子上，因此我们往往会以自己未必了解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和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