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吕厚量：戏剧化元素与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体系——基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连通性的分析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夏季号，作者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等。
作者简介：吕厚量，男，1984年6月生，辽宁省本溪市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古典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是现存古典史著中仅有的一部对“戏剧化历史”撰史传统进行过正面批评的作品。现当代古典史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波利比乌斯对戏剧化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是其史学求真精神的集中反映。然而，在《历史》本身的普世史叙述体系中，波利比乌斯同样运用了技术革命、史料裁剪、演说词虚构和命运主题等修辞性手法，建构了一套戏剧化的、记载罗马共和国在不到53 年内完成地中海世界统一历程的普世史。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扭曲了古代地中海史上从未中断过的、连通性与碎片化并存的基本史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历史》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古希腊史学思维特征的历史局限性与整体史撰述的普遍困难，共同导致了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中存在的认识偏差。
01、波利比乌斯与戏剧化史学
在《历史》2.56 中，波利比乌斯（Polybius）用令现代读者感到刺耳但合乎希腊化时代史学著述习惯的论战式笔触， 猛烈抨击了前辈史家弗拉尔库斯（Phylarchus）和以其为代表的“戏剧化历史”。波利比乌斯指出，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应用耸人听闻的方式去吸引读者眼球，也不能像悲剧作家们（οἱτραγῳδιογράφοι）那样虚构情节与台词，而应按照可靠的记忆去忠实地记载史事，即便这些事件有时是平淡无奇的。由于波利比乌斯是唯一在现存著作中正面提及这种“戏剧化史学”传统的古典作家，并且其具体表述本身存在着笼统与含混之处， 当代学者们对“戏剧化历史”性质的判断并不完全一致。马林科拉（John Marincola）认为其核心在于对读者情感的调动和强调人类命运跌宕起伏（περιπέτειαι）的悲剧主题的借用，并具有过度夸张的倾向；德雷尔（B. Dreyer）将波利比乌斯对“戏剧化历史”的批判等同于修昔底德对史学求真致用功能的强调；富隆（E. Foulon）将“戏剧化历史”解读为希腊化史家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诗歌高于史学的论断做出的回应，认为波利比乌斯的批判意在引导史学回归“求真”的正路。尽管解读视角有所不同，上述三位研究者均将波利比乌斯对“戏剧化历史”的批判言论视为反映波利比乌斯本人史学作品求真精神的重要载体，并将之视作古希腊史学发展史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批判思想而予以高度赞扬。
笔者认为，作为一位生活在近代史学尚未诞生、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尚不明确的文化环境中的史家，波利比乌斯对戏剧化历史的批判确实具备积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无论我们接受哪位现代研究者的解释模式，波利比乌斯对戏剧化史学撰述方式的否定与摒弃都是不彻底的。如果将“戏剧化”理解为文学戏剧性质的虚构、夸张与情节构建的话，那么希腊古典戏剧中的语言修辞风格、道具运用、情节编排、台词设计和命运主题，都是彼此配合、共同实现戏剧化效果的基本要素。从波利比乌斯的现存文本看，作者确实在历史叙事中通篇保持了平实、凝练的特色，从而在文字风格上同“戏剧化历史”划清了界限。然而，为了构建一套宏大、完整、史无前例且富于个人特色的普世史体系，波利比乌斯采用了与古希腊戏剧舞台艺术如出一辙的道具、情节、台词与主题，完成了一部以崛起中的罗马政权为主角、以广大的地中海世界为舞台、以难以捉摸的命运引导罗马在不到53 年的时间内建立地中海世界有机统一体（συμπλοκή）为主题， 充满矛盾冲突与跌宕情节的宏大戏剧化历史著作。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中的部分戏剧化元素并不符合近现代史学追求真实的标准，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波利比乌斯问题从不存在。”（Es gibt keine Polybiosfrage.）德国古典学者霍瓦尔德（Ernst Howald）这句在今天看来显然过度自信的名言，其立论基础在于，波利比乌斯是古典史家中不厌其烦地向希腊与罗马读者介绍自己治史原则的极端特例。对“戏剧化历史”旗帜鲜明的理论批判，正是众多此类史学方法论阐释中的一个。在20 世纪中叶以前诸多完全认可史学与戏剧文学本质差异，且对波利比乌斯的客观主义史学心怀敬意的西方相关研究者眼中，尽管“戏剧化历史”的内涵与所指对象是一个众说纷纭、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波利比乌斯本人在其史著中成功树立了与“戏剧化历史”泾渭分明的、追求真实的客观主义史学典范，却是一个已由作者亲自指出的、不证自明的事实。因而，波利比乌斯《历史》的非戏剧性是无需探讨的。在笔者迄今所见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成果中，尽管与该主题间接相关的发现已相当丰富，但只有沃尔班克（F. W. Walbank）曾针对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政权的覆亡与腓力五世（PhilipⅤ ） 的悲剧性结局两处细节，提出过波利比乌斯本人同样在个别场合中表现出了“过度戏剧化”（overdramatized）倾向的看法。由于沃尔班克提出的证据相对孤立，他所开创的这一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研究思路并未得到古典学界的重视与积极响应。而在汉语学界中，由于资料占有、文化隔阂与研究队伍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有关波利比乌斯史学的研究成果在整体数量与质量方面与西方古典学界尚存较大差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语学界对普世史问题的特别关注和中国传统史学思维所提供的独特视角，易宁、褚新国、方志强等学者的相关论述同样为后人理解波利比乌斯史学的主观建构性问题提供了宝贵启示。沃尔班克对《历史》局部戏剧化特征的正面研究和中外学界围绕波利比乌斯普世史问题取得的一系列相关成果，构成了本文立论的重要学术基础。
此外，20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地中海世界生态史的研究成果，也为笔者研读波利比乌斯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在对环境危机尚不明显的前工业化社会的观察中，地中海世界生态史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史前、古典、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等早期欧洲历史发展阶段中自然条件和人与自然关系对地中海世界连通性与多样性的塑造，以及生态环境条件影响下前现代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呈现出的基本面貌等问题。尽管波利比乌斯是从罗马共和国政权征服已知世界、建立地中海区域有机统一体的政治史角度展开论述的，他所叙述的主题、时空范围与因果联系却同地中海生态史存在着庞大交集。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构建中所涉及的航海工具的功用、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地中海东西部之间的人员物资交流与外交往来，以及地中海政治、经济、文化史的总体演化趋势（波利比乌斯语境下的“命运”［τύχη］），同样也是地中海生态史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并且后者在标本信息占有、研究手段与理论水平等方面达到的高度，乃是生活在希腊化时代、草创普世史体系的波利比乌斯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地中海生态史的后见之明，去苛责、否定波利比乌斯普世史思想的历史贡献；但生态史视角提供的开阔视野，可以帮助我们高屋建瓴地洞察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在史实、视野与逻辑论证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局限性与内在缺陷。地中海生态史研究兴起于亨利·皮朗（H. Pirenne）、布罗代尔（F. Braudel）与戈伊坦（S. Goitein）的地中海史名著相继问世之际，并在霍登（P. Horden）与普赛尔（N. Purcell）的《堕落之海》中得到了阶段性的理论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且存在一定争议和缺陷的学术著作，《堕落之海》中的部分具体论断当然无法被视为不刊之论。但作为对20世纪大量优秀学者研究成果的集中总结，霍登、普赛尔、阿布拉菲亚（D. Abulafia）与布罗德班克（C. Broodbank）等学者对地中海世界史前与古代生态史的研究，至少在两方面对我们评判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体系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首先，大量相关前沿成果指出，从考古资料开始变得丰富的公元前8 世纪左右起，至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为止，地中海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始终呈现出海洋所带来的统一性与气候、地形、文化等差异所导致的碎片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共享着海洋所带来的共同生活节奏与交流网络。对人力、物力资源交换体系的分享已成为地中海世界内各聚落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该体系萌芽于史前时代，在希腊古风时期变得蔚为大观，自公元前5 世纪中叶起已基本定型。亚历山大的东征与罗马帝国的扩张只是在地中海世界现有连通性背景下出现的、进一步巩固与强化该体系的政治行为而已。另一方面，这个一度在政治上统一于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的世界，是由多达24 个气候区和不可胜计的地形、经济单位、文化聚落碎片拼接而成的。即便在其全盛时期，罗马帝国对诸多行省的经济、文化同化作用也是相对微弱的。罗马的军事征服并未带来地中海世界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全面统一，甚至也未能实现政治意义上普世史发展历程的终结。如果从这一生态史视角出发去审视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体系的话，我们便不难看到《历史》叙述模式中暴露的认识局限性：从范畴上看，波利比乌斯看到的地中海史统一性基本仅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忽视了地中海世界在经济、文化领域早已成熟的交流网络及其对政治史演变历程的影响；从年代断限上看，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并非肇始于罗马统一意大利后进行的海外扩张，其碎片化特征也并未随着罗马独霸地中海而在波利比乌斯的有生之年或罗马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突然消失。
其次，在对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构成要素的具体分析中，当代生态史研究对地中海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普遍性的各种价值观、方法论弊病的剖析与批判，同样有助于我们发现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中若干有悖于求真原则的戏剧化元素。作为本文主体的第二部分将对这些戏剧化元素进行逐条分析。
02、波利比乌斯现存史著中的戏剧化元素
1 “乌鸦”吊桥与技术革命论——罗马称霸地中海舞台的“道具”
在现存希腊古典戏剧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具有超现实魔力、在推动剧情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神奇道具，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Acharnenses）中象征和约的葡萄酒d和欧里庇得斯《美狄亚》（Medea）中标志美狄亚与伊阿宋彻底决裂的龙车，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在地中海史学史中，为了解释广大区域在较短时期内发生的剧变，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也往往会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中出现的沧桑巨变牵强地归结为某项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的直接后果，从而将这些创造与革新塑造为史学叙述模式中推动戏剧化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堕落之海》所列举的此类技术革新包括犁壁、轮作制、水磨、复式簿记等。然而，从生态史的视角看，地中海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转折往往是多种综合因素缓慢积累后实现的质量互变，并非由某种机械的神奇力量（ἀπό μηχανῆς θεός）立竿见影的作用导致。笔者认为，波利比乌斯笔下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海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乌鸦”吊桥（κόραξ），正是一种推动历史情节戏剧性发展的超现实“道具”。
在提及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崛起的原因解释时，当代古典学研究者们通常会将“命运”与“混合政体”列为波利比乌斯阐释体系中的两大支柱。笔者认为，对于一位拥有实际政治军事经验的史学家来说，罗马在军事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在波利比乌斯心目中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6.19—41中，波利比乌斯不惜泼墨如水，详细深入地探讨了罗马军团在陆战中拥有的素质、装备与组织优势，插入了一篇内容丰富、条理分明的出色军事技术论文。事实上，在波利比乌斯的军事史叙述体系中，他还试图借助“乌鸦”吊桥这一道具，解释罗马人掌握地中海控制权的物质基础。在全书卷一叙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与迦太基的一次海上交手时，波利比乌斯不厌其烦地介绍了“有人”（τις）推荐给罗马海军的一种用来钩住敌舰，变海战为陆战的“乌鸦”吊桥。这种吊桥在投入战斗后马上收到了攻敌不备的奇效，摧毁了50 条迦太基舰船，帮助此前不善海战的罗马人取得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海上大捷。在总结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段落里，波利比乌斯再次强调海上争夺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意义，指出罗马与迦太基对各自海上舰队的投入在地中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罗马在这场海上角逐中的最终胜出则为自身地中海霸权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波利比乌斯贯穿于上述几条零散史料中的逻辑线索是十分清晰的：处于草创阶段、完全不习水战的罗马海军，通过一次技术革新取得了足以同西地中海的霸主—迦太基海军分庭抗礼的资格，并通过最后的胜利取得了全地中海范围内无可置疑的海洋主宰地位。而实现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戏剧性转折的关键道具，便是那座来历不明的“乌鸦”吊桥。
然而，这套看似完整的叙述体系，同波利比乌斯本人与其他史家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比较各种政体优劣的《历史》卷六中，波利比乌斯坦承罗马的海军实力总体上劣于迦太基，也就是说“乌鸦”吊桥这一装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海上力量对比。而从日后罗马军事史的发展轨迹来看，罗马人在海战实力与自信心等方面并不比东地中海列强具备明显优势。罗马舰队在历次重要战事中主要扮演的仅是运输人员、物资等辅助性角色；迟至共和末年的内战时期，绥克斯图·庞培（Sextus Pompey）与屋大维（Octavius）在争夺海洋控制权时仍旧竞相任用希腊释奴担任海军将领，这反映了东地中海世界在海战技术与航海经验上的领先地位。更具说服力的是，无论“乌鸦”吊桥本身是否具有强大的军事威力，它在初战告捷后都未能在两次布匿战争期间进一步发挥摧枯拉朽式的神奇作用。根据波利比乌斯本人的记载，缺乏航海经验且一意孤行的罗马舰队，在组建后不久便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遭遇了一场可怕风暴，364 条船只中仅有80 条幸免于难；在仅耗时三个月便奇迹般地重整旗鼓后，新建的罗马舰队在冒失地沿开阔洋面返航罗马途中又遭遇海难，损失了150 条舰船。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罗马元老院一度打消了重组海军的想法，仅仅依靠陆军同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周旋，而将海洋的控制权拱手让与敌军舰队。而于公元前250 年第三次重建a的两支罗马舰队再次因暴风雨的缘故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致使迦太基舰队对海洋的控制一直维系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前夕。尽管罗马人最终依靠第四次重建的海军摧毁了迦太基舰队，并借此以胜利者的姿态终结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但迦太基接受败局的主要原因显然是连年战争导致的国力亏空与国内社会矛盾，而并非“乌鸦”吊桥这一简单机械装置带给那支多灾多难的罗马舰队的军事技术优势。
事实上，从地中海生态史的视角看，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舰队的命途多舛，恰恰说明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海战器械与海军作用的相对次要。由于希腊化时代相对落后的航海技术无法保障舰队在开阔海面空间和风暴场合下的航行安全，即便掌握了海上军事优势，大量重要航线在气象条件恶劣的季节里也无法利用。另一方面，在肉眼无法进行全面监视的开阔海面与大型岛屿（如西西里岛）等空间内，海军优势同样无法建立起全面切断敌方人员、物资供应的海上封锁线（修昔底德笔下派娄斯岛［Pylos］攻防战中，希洛人突破雅典海军封锁线向遭到围困的斯巴达军队输送给养的史实，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案例），因而海上军事优势的丧失并不会给罗马继续参与西西里岛争夺战带来毁灭性打击。同样，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与迦太基海军在地中海上进行的若干零星战斗， 也没有对全局性的战争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交战双方全力争夺的主要是经西班牙进入亚平宁半岛、比海上运输更加可靠稳定的陆地交通线。
“乌鸦”吊桥乃至相关海战的重要意义，很可能是波利比乌斯对来自费边·庇克托（Fabius Pictor）的原始材料进行夸张与放大的产物。所谓的“乌鸦”吊桥也许不过是雅典海军曾在公元前413 年海战中使用过的抓钩的改进版，在海战史上发挥的作用原本是相当有限的。然而，在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叙述体系中，这一简单工具却被夸大成了导致交战双方海军力量根本对比与左右战局走势的革命性技术创新，与推动戏剧化历史叙述情节发展的核心“道具”。从这层意义上讲，《历史》中的“道具”使用，是同波利比乌斯所猛烈抨击的弗拉尔库斯撰史传统异曲同工的戏剧化处理方式。二者本质区别仅在于波利比乌斯笔下的“乌鸦”吊桥元素并非可有可无、用于消遣读者的娱乐元素，而是构成作者普世史叙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逻辑环节。
2 时空杂糅与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为割裂——地中海世界统一剧本中的“三一律”
“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是近代早期意大利、法国古典戏剧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主张，总结出的戏剧编排原则。该原则认为一部连贯、紧凑的优秀戏剧需要保持主题、时间与地点的高度统一，将纷繁复杂的主干情节压缩在一个自然日之内，而对主干之外的次要元素尽可能地予以砍削或整合。无论这种在文学史上饱受争议的古典主义理论是否有助于提升戏剧作品的紧凑性与艺术性，这种撰述模式显然并不适用于以年系事的编年体史著的编撰。传统叙述式史学的魅力与价值，恰恰在于呈现历史进程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展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历时性的整体历史演变趋势下存在着的无数令人意外、旁逸斜出的丰富细节，从而帮助读者全面地认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内的真实历史。然而，在地中海世界区域整体史的叙述模式中，将不同时间、空间内的历史现象牵强附会地拼凑到一起，以便佐证作者提出的观点或理论的案例俯拾皆是。例如，中世纪地中海农业史研究中认为伊斯兰文明缔造地中海世界物种多样性的错误观点，便是建立在对时间、空间、历史情境各异的几个孤立案例的裁剪拼接之上；20 世纪末盛行一时的对古代地中海世界地震、洪灾与植被破坏等“环境问题”进行的道德垂训色彩浓厚、往往不免危言耸听的环境史研究，同样是以对不同时代、空间中的自然灾害史料进行移花接木为基础的，这些研究并不能证明任何一个具体场所或人类聚落在人口与环境资源矛盾尚不尖锐的古代社会，曾因“过度攫取”而承受过接二连三的可怕“环境灾难”。霍登与普赛尔在《堕落之海》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地中海区域整体史研究普遍陷入这一误区，其思想根源在于流行于19 世纪之前、由基督教神学所确立的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只会延续数千年的历史观。这种缺乏纵深历史感的世界观容易忽视不同时代与不同历史情境的差异，而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视为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身处历史感更加匮乏的古希腊文化环境中的波利比乌斯那里，年代混杂的问题突出地反映在其对普世史叙述体系中的核心环节—罗马混合政体优越性的介绍中。
罗马混合政体的优越，是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中论证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合理性的核心依据之一。波利比乌斯认为，政体的优劣对政权命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巴达人可以在莱库古优良政体的治理下执希腊世界之牛耳，也会在僭主纳比斯（Nabis）的暴政中遭受最残酷的磨难。《历史》卷六明确指出，罗马正是凭借独特的政体才得以在不到53 年内完成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壮举。这种无出其右的混合政体中各要素的分工协作，使得罗马政权能够经受危难关头的极端考验，并赋予了罗马行政决策机构建立普世性帝国的坚定决心。罗马的混合政体吸取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中的各种优秀元素，是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完美的政权组织形式。
然而，正如多位现当代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指出的那样，除细节方面的史实错误外，波利比乌斯对混合政体的叙述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年代杂糅问题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例如，波利比乌斯在强调公民大会掌握的巨大权力时声称，罗马人民拥有投票推翻元老院决议的特权，但事实上这样的历史案例在《历史》所描述的时代里从未出现过。在介绍三种政体元素的精诚合作时，波利比乌斯片面强调了元老院与罗马平民之间的彼此尊重，却对二者在共和国历史上长期的权力斗争与对抗冲突只字未提。他对罗马保民官职权的描述虽然准确，但其信息却来自共和中前期，与两次布匿战争前后的历史情境无关。波利比乌斯笔下元老院敬畏保民官、服从人民意志的说法，同样与相关史实存在着巨大反差。《历史》所记载的元老院、监察官和罗马人民合作处理公共行政事务的严谨流程，同样是公元前2 世纪中期后出现的，却被波利比乌斯杂糅进了坎尼战役惨败之际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中的罗马共和国“理想”政体之中。当代研究者们早已指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混合政体的叙述，似乎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门徒—阿尔库塔斯（Archytas of Tarentum）对斯巴达式混合政体的概括，在本质上具有“非历史性”。这种看似严整、清晰的独特政体，完全是静态的，建立在波利比乌斯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史料信息的杂糅与堆砌之上，并不符合经历过沧桑巨变的罗马共和国政体的动态发展历程。波利比乌斯混合政体论中的年代杂糅，损害了其历史分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历史》中与年代杂糅相反相成、同样根源于纵深历史感欠缺的另一种戏剧化处理方式，是忽视或生硬整合不符合普世史年代分期、不能反映地中海世界连通性与碎片化特征长期并存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史材料。笔者认为，作为生活时代与自身所处理的历史题材相当接近的一位史家，波利比乌斯对自己在生活经历中完全能够亲自感受到的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与碎片化的种种迹象，理应具备十分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波利比乌斯对史前时代或希腊古典前期地中海世界的连通网络缺乏认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对亚历山大东征后东地中海臻于成熟的人员、物资交流体系的无视，未免显得令人费解。事实上，通过《历史》无意提及的若干历史信息，我们完全能够得出东地中海世界的连通网络早在罗马征服开始前业已高度成熟的结论。在全书卷五介绍罗马征服东地中海前埃及托勒密王朝在对抗安提柯（Antiochus）王朝时所使用的雇佣兵队伍时，波利比乌斯列举了马格尼西亚（Magnesia）人、彼奥提亚（Boeotia）人、阿凯亚（Achaea）人、帖撒利（Thessaly）人、克里特人、色雷斯（Thrace）人乃至利比亚人与高卢人。b东地中海世界内部及其同西地中海之间人员流动的频繁与深入，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当公元前227 年前后罗德岛巨像被地震损坏后，岛上居民成功地从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城邦、埃及托勒密王朝、地中海东岸的塞琉古（Seleucus）王朝和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等亚洲君主手中筹集到了援建款项。而独揽埃及大权的摄政特勒波勒姆斯（Tlepolemus），早已习惯了用馈赠重金的手段吸引来自希腊本土的演员前往托勒密王室宫廷表演。这些材料反映了一种出现于罗马征服东地中海世界之前，甚至很可能拥有相当悠久传统的连通网络的存在。
戴维斯（J. Davies）指出，尽管波利比乌斯并非一名经济史家，但其史著却是一座研究地中海世界各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宝库。但如果我们将这段评论同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中关于地中海世界是通过罗马的征服才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核心观点联系起来的话，便会发现其中未免包含着某种讽刺意味：波利比乌斯尽管运用了这些史料去描述战争过程或进行道德评判，却对其中蕴含的同其普世史体系关系密切的地中海世界连通性的证据视而不见。事实上，无论是罗马势力对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的渗透，还是共和后期元老院与奥提利乌斯（Otilius）、弗拉米尼乌斯（T. Quinctius Flaminius）、庞培、安东尼、屋大维等，对东地中海世界进行的征服与治理，都体现了罗马征服者对当地历史形成的业已完备的政治、经济组织管理体系的认可与利用。然而，为了凸显其普世史主题—罗马在不到53 年内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波利比乌斯并未在史著中充分利用这些足以反映地中海世界早已具备的统一性特征的宝贵史料。
对于自己身处的罗马主导下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波利比乌斯有着明确认识，并在其学术批评的段落中，数次提及了自己生活时代中地中海世界的一体化局面。然而，游历甚广的波利比乌斯完全应当能够意识到，自然地貌支离破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版图与族裔分布犬牙交错、局部地区几乎长期与世隔绝的地中海世界，是不可能仅仅因为罗马形式上的政治统一，而在短时间内变成铁板一块的。在记载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内部爆发的雇佣兵叛乱时，波利比乌斯提及了构成迦太基与利比亚边界、人迹根本无法抵达的山链；在交代汉尼拔进军意大利的路线时，波利比乌斯又介绍了阿尔卑斯山区南麓处的一座“陆中之岛”（Νῆσος）：这块自身相当肥沃富饶的土地，却因四周陡峭的山崖而几乎无法靠近。遍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此类微观区域与支离破碎的岛屿、与世隔绝的山地、人迹罕至的丛林湿地，显然不可能由于罗马共和国将领们在某次战役中击败了汉尼拔或腓力五世等“短时段”政治史事件而迅速成为通达之境。
事实上，即便就《历史》苦心经营的主题—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军事征服—而言，波利比乌斯同样未能对其编年体系中难以避免的碎片化史料进行令人信服的整合。《历史》现存部分记载的史事包括迦太基、希腊本土、高卢、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塞琉古王朝、埃及、叙利亚、犹太乃至地中海世界范围之外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等地区头绪繁多的政治事件。由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版图在罗马征服完成前后都是碎片化的，而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史演变历程本身在客观上又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内部逻辑线索，充满了偶然、断裂与反复，因而波利比乌斯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编年与国别体例并举的框架下，叙述出一部紧密围绕“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核心主题，在地中海世界各区域内同时起步、情节紧凑、有始有终的普世史。波利比乌斯为解决这一难题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有二。
首先，他有时会选取若干典型年份，将同时发生于地中海不同区域的历史事件并列起来，以便呈现地中海世界政治史演进的“全景”。如《历史》追述罗马与高卢关系时提及的公元前387—前386 年，为斯巴达与波斯签署“大王和约”、老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Elder）组织围攻雷吉乌姆（Rhegium）、高卢人攻陷罗马之年；公元前218 年秋季，为汉尼拔进军波河（Po）流域、安提柯退兵休整和斯巴达国王莱库古流亡埃托利亚（Aetolia）之时；公元前217 年，则为罗马人在伊达拉里亚（Etruria）境内连遭汉尼拔重创、安提柯进军贝卡谷地（Coele-Syria）、腓力与埃托利亚人及阿凯亚人签订盟约之际。这种近似大事记年表的史事编排模式，或许确实能为读者提供相当开阔的视野，但对于阐释普世史的主题—地中海世界政治版图的统一进程—并无太大帮助，因为上述各自独立的政治军事史事件原本就不存在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事记年表恰恰在《历史》叙述体系的后半部分暴露了罗马政治统一的不彻底性：公元前188—前184年间，已在名义上臣服于罗马的希腊世界内部仍旧充斥着利益矛盾与领土纠纷，罗马霸权的建立并未立刻终结希腊本土的政治势力割据林立局面。
当然，波利比乌斯对这种体例编排的困难之处并非毫无觉察。在《历史》卷四中，波利比乌斯亮出了解决该体例困境的第二种手段。他指出，各区域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起初是独立的，但其共同结局却是这些领土都被纳入了罗马版图，因而有理由进入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普世史体系的范围。然而，波利比乌斯的自我辩护仍旧包含着无法解决的逻辑悖论：由于分散于地中海世界各区域独立发展历史中的事件本身并不包含某种确定的历史目的，那么即便这些地区的最终结局确实是臣服于罗马霸权，史学家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通过回溯的方式将较早的独立历史事件归入普世史的范畴之中。正如李维、阿庇安等后世罗马史家所采纳的叙述体系那样，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军事征服只能是始于罗马建城，由政治统一意大利、三次布匿战争、四次马其顿战争、镇压希腊同盟起义，以及波利比乌斯在其有生之年无法目睹的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亚克兴（Actium）之战乃至帝国建立后的犹太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连缀而成，穿插着各种枝节（如高卢人、皮洛士与汉尼拔先后入侵亚平宁半岛）、停滞（如共和末年的罗马内战时期）与反复（如意大利同盟者、西西里岛奴隶阶级、阿凯亚同盟和犹太居民发动的反罗马起义）的庞杂历史进程，而非一部被压缩在53 年内完成、覆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毫无内在头绪的编年记录。因此，按照重视理性的现代史学标准来看，波利比乌斯试图为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的地中海世界人为规定一个共同的普世史起点，这种努力是毫无意义的。而罗马史日后的发展轨迹，也清晰地表明了波利比乌斯否定其“普世”体系中碎片化元素的错误。在罗马霸权确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地中海宽阔的洋面仍旧是海盗横行的天下。尽管罗马元老院从公元前100 年起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和庞培的武装清剿，暂时解决了海盗问题，但贵族恺撒遭遇的海上劫持事件c 和后三头时期海盗活动的死灰复燃，仍在反复提醒我们共和末期地中海世界政治统一的有限性，和海盗所反映的碎片化无政府真空地带的长期存在。
总之，波利比乌斯混合政体论述中的年代拼接，以及在历史阶段划分中对地中海世界统一性与碎片化等特征延续性的人为割裂，构成了《历史》情节编排方面的戏剧化特征。这种主观性较强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史学叙述体系的时间线索，损害了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学术精确性。
3 演说词中的修辞性虚构——构筑地中海史整体性的幕后“旁白”
《历史》中的第三项戏剧化元素，是一种始于修昔底德的希腊古典史学中相对常见的现象，即政治演说词的创作。正如本文开篇所言，波利比乌斯本人曾严厉批判虚构演说词的做法。波利比乌斯指出，修辞色彩浓厚的演说词会削弱史学作品的求真意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中插入的若干政治演说同样掺杂着波利比乌斯本人的艺术加工与主观虚构，并且这些令读者印象深刻、作者本人借史著中人物之口讲出的幕后“旁白”，在衔接前后历史“剧情”和构筑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方面发挥着统领全局的关键作用。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波利比乌斯提出的普世史观念要求他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地中海世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寻找时间上的起点。在《历史》的具体叙述体系下，波利比乌斯选择公元前217 年，即希腊世界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结束之际，作为地中海世界真正开始走向统一的历史起点。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本身并不具备整齐划一的目的性，波利比乌斯的时间点选择其实缺乏充分的逻辑依据。而波利比乌斯赋予这一时间断限“合法性”的手段，恰恰是他借政治家阿格拉奥斯（Agelaus of Naupactus）之口向腓力五世和希腊人发表的一段政治演说：“在对西方战场上的庞大军队与激烈战况有所耳闻的情况下，即便目前还无法全面结成同盟，我还是建议你们至少要暂时达成谅解，并为了自己的安危而未雨绸缪。因为我们当中对政治局势稍加留意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无论在战争中胜出的是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胜利者都不会仅仅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控制权，而必然会向我们这里进军，让他们的野心和武力越过合理的界限。”他还形象地将罗马与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进行的争霸战争比喻为“来自西方的滚滚浓云”（ἀπὸ τῆς ἑσπέρας νέφη）。波利比乌斯正是利用这段修辞性的演说词建构起了原本平行发展着的地中海世界东西部政治格局演化之间的交织性质。然而，除奥洛等个别学者极度信赖波利比乌斯的可靠性，绝大部分当代研究者都确信这段评论出自波利比乌斯的艺术虚构。波利比乌斯本人也在《历史》开篇处承认，迟至自己生活的时代，绝大部分希腊人仍对罗马与迦太基等地中海西部政权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在《历史》所记载的年代里，不少希腊人仍将罗马人视为远在天边的落后蛮族（βάρβαροι）。诚然，修昔底德以降的希腊史学传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史学家去创作虽非实录但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真实”演说词；但合乎时代背景的合理性同样是阿格拉奥斯的演讲所不具备的。在公元前217 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都没有同罗马建立密切的直接来往关系；罗马人迟至公元前200 年才开始向爱琴海地区派出使团。可见，罗马或迦太基在生活于东地中海的希腊人心目中的重要分量，完全是波利比乌斯为推动历史“剧情”发展而生硬插入的戏剧化元素。与此近似的演说词虚构案例，还有罗德岛使节将罗马元老院奉为希腊世界自由与正义维护者的令人肉麻的赞美之词。这些台词均在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整体布局中扮演着地中海东西部历史衔接桥梁的关键角色，成为《历史》中另一种重要的戏剧化元素。
4 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意识形态特征与目的论性质——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命运主题
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干扰，贯穿着地中海史学的发展历程。19 世纪进化论思想指导下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对“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过分强调，20 世纪环保主义思潮对古代地中海灾害史的夸张描述，和东方主义文化偏见认为伊斯兰文明因过度采伐森林而无法抓住近代化发展机遇等奇谈怪论，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大量地中海生态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地理概念的地中海，长期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充当着表述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空间载体。按照希腊化时代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地中海为文明世界中的各族群划定了自然疆界与居住空间，并且是西方历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世界性帝国—罗马帝国的天然摇篮。早在公元前4 世纪的希腊古典文献语境中，地中海空间的政治意味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而在罗马共和后期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与“有人居住的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或“四方之境”（orbis terrarum）等概念的含义逐渐趋同，最终在6—7 世纪基督教作家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的语境下形成了完整的地中海世界政治观念，成为古代罗马帝国主义思想的有机载体。波利比乌斯《历史》所传达的为罗马帝国主义辩护、富于目的论色彩的戏剧化命运（τύχη）主题，正是这一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一环。
探究罗马征服“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历程与原因，是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基本任务。就这一意义而言，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确实前无古人，因为罗马在地中海范围内达到的政治统一程度，是此前的波斯、斯巴达、马其顿等区域性霸主无可比拟的。除军事实力与政体优势外，罗马霸权建立的合理性集中体现于在《历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目的论色彩浓厚的“命运”概念中。
笔者认为，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论证罗马帝国主义正当性之目的。首先，《历史》片面强调意大利在地理环境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赞美其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带有地理中心论的性质。其次，命运的垂青，赋予了罗马对外征服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在《历史》记载断限内罗马参与的历次战争中，挑起争端的道德责任几乎无一例外地由罗马的对手承担。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根源在于汉尼拔的个人意志及其父哈米尔卡（Hamilcar）迫使他立下的“终生与罗马人为敌”的誓言；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罪魁祸首则是愚不可及的迦太基将领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而罗马则是一个拥有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 the Elder）等完美英雄，因极度虔诚而成为命运宠儿的优秀民族。再次，波利比乌斯还露骨地宣称，罗马的政治统治为地中海世界内的被征服民族带来了福祉，他运用宏大的戏剧化场景表现手法虚构了聚集在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的希腊民众因罗马统治者的“仁政”而欢欣鼓舞的场面，和罗德岛使节对罗马元老院主持公平正义、保护希腊世界自由的讴歌。这些戏剧化场面，同日后爆发的阿凯亚同盟反罗马起义与罗马军队攻陷科林斯后进行的烧杀抢掠等史实，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诚然，波利比乌斯偶尔也会站在客观立场上对罗马的帝国主义政策提出温和的批评，但他总体上肯定罗马对外扩张的立场，显然有失公允，包含着地理中心论、道德论、个人英雄崇拜、种族优越论、美化强权政治等违背现代史学客观原则的狭隘偏见。无论这些具体记载是波利比乌斯个人真实想法的流露，还是罗马统治者施加的政治、文化压力所造成的曲笔，这种充满戏剧性和虚构色彩、将罗马帝国主义与神秘命运意志结合起来的叙述模式，显然不具备波利比乌斯声称自己所追求的整体历史真实性。
笔者认为，统领《历史》叙述全局、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主题并无本质差异的命运史观，还直接导致了波利比乌斯寻找普世史终点的困难，从根本上破坏了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完整性。根据波利比乌斯的理论解释，命运的意志始终力图将地中海世界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συμπλοκή），最终借助罗马共和国之手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了论证这一解释体系的合理性，波利比乌斯势必要为自己的普世史设定令人信服的起点与终点。波利比乌斯本人在作品中承认，为普世史构建清晰明确的年代体系极其困难，同时又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波利比乌斯其实在《历史》的写作过程中，尝试提出了一系列区分若干层次、不断调整的普世史时间节点。他在《历史》卷一中笼统确定的时间段是公元前220—前167 年，即从罗马势力越出亚平宁半岛到她最终完成地中海世界统一大业的“不到53 年”。在卷四中，波利比乌斯借助阿格拉奥斯演说词的艺术虚构，将公元前217 年树立为地中海世界各地区独立发展的历史结束及有人居住的世界统一大幕正式拉开的历史性时间节点。f 而在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段落里，波利比乌斯又将坎尼战役的惨败（公元前216 年）作为罗马之“命运”否极泰来的转折起点，而将十余年后大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扎马（Zama）之战（公元前202 年）视作罗马霸业“基本确立”的阶段性终结点。按照波利比乌斯的解释体系，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最终失败，使得罗马在公元前200 年前后和公元前190 年前后相继向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进军的行动成为必然之势。然而，在《历史》卷三第四节里的第二篇“序言”中，波利比乌斯又指出，自己处理的历史主题并未在原先框架设计中的时间终点—公元前167 年—戛然而止，因为罗马虽然成了地中海世界的军事霸主，历史学家还必须继续探究政治统一给地中海世界内各民族带来的影响和罗马人的治理效果。作为希腊政治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所理解的地中海世界统一进程并不要求罗马彻底消灭其他一切政权，而只需要确立诸如斯巴达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在希腊世界曾享有的霸主地位。这个标准本身即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政治统一的影响与治理效果的呈现更是极其笼统模糊的时间概念。那么，波利比乌斯何以一定要为自己的历史叙述体系寻找一个理性化的时间终点，并要修改最初的年代体系，将这部普世史的下限最终推迟到公元前145—前144 年呢？笔者认为，这是脱胎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命运史观与客观存在的地中海史碎片化特征之间的矛盾，在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中的反映。
现当代波利比乌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古典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思想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塑造作用。事实上，除波利比乌斯外，生活年代略晚的希腊化历史、地理作家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斯特拉波（Strabo）和阿庇安等人, 都尝试过用哲学思想统领自己的作品。在讨论罗马混合政体的《历史》卷六中，波利比乌斯也坦承柏拉图政治哲学理论对自己的学说有指导作用。西方的古典学研究者往往强调这种哲学意识引导波利比乌斯探究历史事件背后动因（ἀιτία）的积极意义。但思辨性传统哲学所塑造的命运史观还要求历史叙述呈现出古典戏剧中命运主题式的逻辑发展历程，也就是要将历史作为一部真实发生过的戏剧予以呈现，展示出历史进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基于这一出发点，波利比乌斯打算将公元前167 年罗马地中海政治霸权的最终确立，视为其普世史的高潮和终结点。但从罗马海外扩张进程这一历史事件完整性的角度来看，舍弃公元前146 年迦太基与阿凯亚同盟反抗罗马斗争失败，这两场对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和波利比乌斯本人生活经历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插曲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作者只能舍弃对于命运史观和普世史体系而言相对容易自圆其说的终点（公元前167 年），而将《历史》的叙述下限延伸至公元前145 年。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波利比乌斯的年代叙述体系，不但罗马势力的扩张范围最终仍未将特立独行的埃及托勒密王朝拉入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史体系，而且这场据作者宣称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的统一运动，居然是在迦太基与科林斯废墟熊熊燃烧的火光中、在满目疮痍和悬而未决的混乱状态和绝望氛围中草草收场的。事实上，公元前146—前145 年远非罗马共和国完成对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统一之日，甚至也并非罗马共和国对其武力征服版图范围内的希腊知识精英、犹太教激进派别、西班牙土匪、西西里奴隶阶级、努米底亚（Numidia）附庸王国乃至意大利同盟者的统治真正得到巩固之时，而罗马向山外高卢、不列颠与日耳曼等地区的新一轮扩张正在蓄势待发。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延续性与复杂性，简单设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普世史统一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必然是片面和主观的。
笔者认为，导致波利比乌斯普世史结尾处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命运史观的目的论倾向与历史永恒发展这一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逻辑矛盾。恩格斯曾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时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段批评言论其实同样适用于波利比乌斯在命运史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普世史体系，它的逻辑困难在于无法协调思辨哲学的“不变”与客观历史进程的“恒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中对戏剧化命运主题的诠释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03、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局限性
波利比乌斯是古典史学家中堪与修昔底德、塔西佗二人比肩，在史学求真意识和探求历史根源等方面取得了19 世纪史学科学化时代之前最高成就的伟大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一反希腊化早期文笔浮夸、卖弄博学和追求趣闻轶事效果的风气，发展出了一种简洁凝练的叙史风格。他还为撰述历史精心搜罗了大量外交档案文献。波利比乌斯将求真视为史学价值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对相关地理信息进行过十分严谨、身体力行的认真检验。他还站在拥护普世史的立场上对前代史家史学视野的局限性提出过有理有据的批评。可以说，这些史学成就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位史学家身处的时代。从《历史》在希腊罗马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看，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成了波塞冬尼乌斯和斯特拉波历史著作的起点，二者均称自己的史学叙述主题为“波利比乌斯之后的事件”（τὰ μετὰ Πολύβιον）。他所提供的史料得到过李维、狄奥多鲁斯（Diodorus）、阿庇安、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狄奥 · 卡西乌斯（Dio Cassius）等罗马时代史学家的重视。在罗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斯特拉波、西塞罗、老普林尼等学者均接受了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扩张缔造地中海世界统一性的观点。这些证据无疑都是波利比乌斯史学成就及其普世史体系广泛影响力的集中体现。
尽管如此，波利比乌斯首创的普世史叙述体系中设定的终结点，却受到了视角各异的后世史家的一致摒弃。在构建了另一种普世史体系的狄奥多鲁斯眼中，真正完整的普世史是一部始于亚述、埃及帝国等有史可考的最久远年代并一直延伸下去的通史。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与弗洛鲁斯（Florus）等后世史家，同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通史体系（弗洛鲁斯选择的起点为罗马建城）。斯特拉波与塔西佗则将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终点设在了相对更为合理、波利比乌斯无缘得见的亚克兴海战结束之际，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也只是地中海世界分裂割据时代与统一帝国时代之间的过渡衔接，而并非某部普世史的逻辑终结点。而在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阿庇安等史家的观念中，波利比乌斯眼中的普世史终结之日（公元前146 年迦太基的灭亡），恰恰构成了更为丰富、同样具有垂训价值的罗马精神道德沦丧史的起点。无论我们对这些后世希腊罗马史家的观点做出怎样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这一普世史历程终点（公元前167 年与前145 年）的设定，在史实和逻辑上都无法令人满意。
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弱点在于，它忽视了罗马征服之前地中海世界久已有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统一性，和罗马征服之后地中海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分布等诸方面继续长期保留的碎片化特征，从而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指导下建构了一部罗马共和国于53 年内完成地中海世界征服事业、高度戏剧化的普世史。波利比乌斯历史认识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古希腊历史观念的特征和他本人的视野局限所导致的。自修昔底德以降，古希腊史学家长期将政治史视为严肃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而将历史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元素视为“博学研究”（erudite research）的对象而予以排斥。从波利比乌斯对波斯、斯巴达、马其顿和罗马霸权交替的线索，与罗马同马其顿竞争地中海世界霸主地位的叙述体系来看，他对地中海统一性的理解基本局限于政治史范畴之内，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的片面性。事实上，地中海世界连通性的经济、文化与人口基础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逐步形成了。
其次，早期希腊史学普遍存在着历时性的纵深历史思维较弱的特点。修昔底德在其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著作的开篇中声称，由于贫穷的缘故，在这场大战之前的希腊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记忆的大事件。修昔底德、色诺芬及希腊化初期的希腊史学家们选取的题材，多为与自身生活时代接近的同时代历史。在他们心目中，现实与历史之间并无进行本质性区分的逻辑必要，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长度本身便十分有限。在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的语境下，“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式的表述方式可谓俯拾皆是。这种缺乏纵深与连续性的历史感使得波利比乌斯确信，地中海世界统一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可能在罗马共和国的主导下、在不到53 年的短暂时期内彻底完成。
再次，在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解释模式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命运”，在古希腊早期人神交混的朴素多神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与原因解释功能原本就捉摸不定。在波利比乌斯的语境下，命运时而是一位意志明确、不可抗拒的神明（θεός τις 或τὸ δαιμόνιον），时而又代表着一种非理性的纯粹偶然性。命运的乖戾无常使得其宠儿汉尼拔也不敢盲目信赖她的垂青，而帕加马（Pergamum）国王攸麦尼斯（Eumenes）又能在并无命运佑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勤勉努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结局分析中，罗马共和国的胜利是由其完美无缺的混合政体缔造的，同命运完全无关；而在另一语境下，罗马的对外征服又是命运之神意志的产物。这种令现代读者错愕的逻辑混乱，却在自荷马、赫西俄德以降的古希腊神话体系与宗教观念中普遍存在。
此外，波利比乌斯个人文学、哲学修养的欠缺，也是导致《历史》中的理论批评与普世史体系存在瑕疵的因素之一。后世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文采逊色是波利比乌斯史著的一个重要短板，他在《历史》中虚构的演说词同样存在着冗长乏味和单薄无力的缺陷。此外，波利比乌斯在作品中很少对文学艺术的主题表现出任何兴趣。可见，波利比乌斯本人的文学修养是相对匮乏的。因此，他在猛烈抨击希腊化早期史学的“戏剧化”特征时，很可能对古典戏剧与“戏剧化”等概念本身的丰富内涵及其对希腊化史学全方位的影响与渗透缺乏深入理解。波利比乌斯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史学“戏剧化”倾向的同时，自己也在无意识中落入了自色诺芬以来希腊史学中无处不在的戏剧化写作套路的窠臼》。而在哲学素养方面，波利比乌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与斯多葛学派“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理解都还局限于粗浅的通俗哲学水平层面，与哲学家波塞冬尼乌斯建立的世界体系在严密性上相去甚远。这些学养上的缺陷进一步深化了《历史》普世史体系中的逻辑矛盾。
然而，《历史》普世史体系中的另外一些问题并不是波利比乌斯和希腊史学所独有的，而是地中海区域整体史研究中若干共性难题的反映。第一，波利比乌斯作品中命运史观与杂乱史实之间的难以协调，反映了历史哲学与史学叙事之间的常见矛盾。历史哲学支配下形成的历史观，要求普世史或其他整体史的编撰者遴选史事中能够反映思想主题的材料；编年体史著的叙述体例，则要求对史事进行历时性、相对完整的如实直书，其中大量尽管碎片化但并非不重要的信息难以被圆满地整合到某种带有目的论倾向的历史哲学观念体系之下。《历史》材料布局中打破编年体例、按照近似纪事本末形式单独编排的托勒密王朝军事活动史便是这样的例子，波利比乌斯无法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戏剧性命运主题下赋予其意义。在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观中，普世史必须具备整体统一性。为此，他不得不大量砍削自己所记载的时期内与《历史》主题关系不大的细节。但普世史的整体性和致用目的又迫使他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全面完备的。尽管个别现代学者绞尽脑汁想要弥补波利比乌斯普世史体系中二者之间的裂痕，但这种断裂实为《历史》建构普世史理论的尝试和后世多种整体性历史哲学理论的通病。
第二，在普世史的原因解释框架下，人类因果逻辑思维线性化特征与古代史研究难于量化之间的矛盾体现得较为突出。在《历史》中，波利比乌斯将探求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普世史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视因果关系的史学思想难能可贵。然而，波利比乌斯对于历史事件原因的解释并不总能言之成理。更重要的是，尽管单线式的因果联系更适合作者的分析阐释和读者的理解把握，但由于普世史主题本身包罗万象的复杂性，波利比乌斯往往只能用多元化的原因去解释纷繁复杂、变量众多的历史进程；而在古代世界的史料状况下，波利比乌斯列举出的左右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进程的各种因素—先进海军装备与军团作战模式、混合政体、命运垂青、天然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大西庇阿等杰出将领的个人禀赋—无法具体量化并客观排列重要次序。尽管波利比乌斯在论述自身治史原则的篇章中曾努力予以澄清，他也无法从理论上梳理清楚上述各要素在具体历史案例中的主从先后地位。事实上，笔者认为，波利比乌斯在2000 余年前构建普世史体系时遇到的这一困境，至今仍是古代经济史等领域中“宏大叙事”的撰史模式难以克服的。
第三，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的缺陷反映了人类知识积累的永无止境。在《历史》中，波利比乌斯满怀信心地宣称，自己采用的普世史体例要比记载个别孤立事件的史书更容易发现历史中的真理；随着罗马政治扩张所带来的眼界拓展，自己对历史、地理信息的占有已远远超出了前辈史家的水平；他还对提迈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等史家的作品进行了猛烈批评与尖刻嘲讽。然而，波利比乌斯本已相当广博的地理知识又得到了青出于蓝的后世学者斯特拉波的进一步修正；而《历史》对所记录年代中若干重要史实的遗漏，和笔者在上文中所列举的拥有丰富政治生活经验的波利比乌斯在文艺理论、哲学、航海技术、罗马早期政治史等知识领域存在的漏洞，都在提醒后人撰写地中海世界整体史的难度之大。即便当代学者们在大量可靠数据与理性分析基础上提出的古代地中海世界连通性观点，也必定会随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深化而不断得到修正完善；而在2000 余年前的客观条件下，凭借敏锐洞察力、丰富阅历、非凡勇气和勤勉精神尝试构筑普世史体系的波利比乌斯，正是人类认识地中海世界曲折历程上的一位偶有失误但仍旧值得景仰的伟大先行者。
